從「中華之道」中萃取「中華智慧」

《中華的智慧》，張岱年主編，方立天副主編，程宜山、劉笑敢、陳來撰寫，中華書局2017年11月版，62.00

當近代日本學者西周以漢語「哲學」翻譯「philosophy（愛智）」時，不得不說他獨具法眼，因為《尚書》有「智人則哲」之說法，《說文》《爾雅》皆以「智」訓「哲」，可見「智」與「哲」可以互訓，因此以「哲學」翻譯「philosophy」可謂原來有自。這意味著，不管中國學者承認不承認，近代中國哲學學科的確立必然會走上一條追尋智慧之路，至少，自覺地尋覓經子中所隱含的智慧是不該忽略的一條中國哲學研究之路。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哲學從奠基之時就有一種「反智」傾向，然而「反智」又何嘗不是一種「智」呢？如果承認「智」不僅僅是認識論意義上之對真理的追求，而且包含著一切對宇宙人生的終極問題之探尋，那麼「中華的智慧」作為一種迥異於西方傳統的「哲學」便實至名歸。這種「中華的智慧」便是我們古聖先賢所不斷尋覓、探問、踐行的「道」，換言之，中國哲學是關於「道」的學問，讀書學習是「問道」，學有所獲是「聞道」，身體力行是「志道」。

正是帶著這種探究「中華之道」中所蘊含的「中華智慧」之學術自覺，張岱年先生（主編）與方立天先生（副主編）統領諸高弟（程宜山、劉笑敢、陳來）編撰成《中華的智慧》一書。該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2月初版，近來又由中華書局於2017年11月再版。此次新版補充入部分出土文獻之材料和思想。另外，新版附錄加有參與撰寫的陳來與劉笑敢兩位先生所列兩種「中國哲學書單」，陳先生所列書目除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勞思光等「中國哲學通史」類著作外，以傳統經典為主；劉先生所列書目則還包含不少時賢之學術專著。這些書目可備讀者參閱。

智人其哲，哲人其智。哲人是智慧的主體，是智慧的承載著、闡發者。智慧是哲人對世道人生、天地宇宙的獨見獨聞或先知先覺，它註定不是人云亦云的市井常識，也不是循規蹈矩的老生常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哲學的進步實則是哲人學術與智慧品格的不斷推陳出新。既然此書旨在探尋古老中華的智慧，故其目次劃分便不再突出時代學風和學派意識，因為時代特色或學派意識可能會淡化作為智慧擔當者的哲人之個性，這樣哲人智慧就可能隱而不彰，也就沒辦法與一般的哲學史著作區別開來。相反，本書以哲人或哲學家為目次綱領（僅《易傳》以書名為章目，因作者不可考），以春秋末期之孔子、老子啟篇，以清代之顏元、戴震收筆，涉及兩千三百餘年含括九流三教共三十七位中華哲人。如果說宇宙人生之真理是那座「不識真面目」的廬山，那麼哲人則是從四面八方排闥而來的觀者，他們所見所思並非一致，但他們卻各有獨出機杼的智慧，一如觀光者會從不同角度去欣賞廬山的遠近高低，哲人會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宇宙人生的然否是非。這部書正是以一種平實的態度展現兩千多年的中華哲人智慧，少了幾分先入為主的判教意識和褒貶揶揄，多了幾分公允情懷和恕古之道。

就具體內容來說，此書也體現出作為一種中華智慧的中國哲學。作者們沒有如一般的哲學史或思想史敘事一樣，將中國哲學史視為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觀念辯證運動，也不是以所謂「基源問題」（勞思光）為導向而構建每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而是從歷代哲人著作中萃取集中體現其哲學智慧的關鍵思想進行闡發。這樣，枝葉被芟荑，茅塞被扒開，「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孟子·盡心下》），哲人之智慧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朗現出來，可謂是水落石出，雲斂日開。比如，關於孔子之智慧，作者拈出「己欲立而立人」「為仁由己」「過猶不及」「多學而識」等四個核心理念去展現孔子的人生智慧，這裡既有被今人稱為交往黃金律的「忠恕之道」，也有被視作康德哲學之「自由意志」的先聲，還有認識論意義上的辯證法和知識論等等。關於老子之智慧，作者拈出「道為萬物之宗」「道法自然」「禍福相倚」「柔弱勝剛強」等幾個關鍵理念，既涉及哲人對終極存在的追問，也有對理想政治的嚮往和對人生存在禍福無常的反思等等。這種對「智慧」之突出的哲學敘事方式不再是宏大的經典哲學史撰寫，其展現的是要言不煩、直蹈堂奧的人生哲理，如孔子所謂「為仁由己」，實則是說道不遠人，但看此心如何想；老子所言「道法自然」，是說素樸從簡原是宇宙的最高法則，天地如此，人何以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本書旨在突出對中華智慧的探賾，一些被通常哲學史論著所忽略的哲人如墨辯後學、惠施、公孫龍、范鎮、方以智、戴震等也被頗為重視地論及。如作者專章論述墨家學說之「好學而博」的特徵，大力表彰墨家學派的「科學學風」；作者將惠施哲學的「歷物十事」（保存於《莊子·天下篇》）進行一一詳闡；作者將公孫龍子的《名實論》《白馬論》《堅白論》《指物論》（《公孫龍子》傳世七篇，此書論及四篇）等都詳細論及。重視理論思辨和名相分析的名家學派雖然曇花一現，但中華智慧譜系實在少不了他們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論及墨辯思想時，作者遺憾地寫道：「墨家科學傳統的中絕，實在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巨大的損失。」在論及方以智哲學的科學精神時，作者寫道：「他的那種對於知識的熱愛和追求，那種對摒棄知識的學說的憎惡和鄙夷，那種追求知識而不顧一切的勇氣，那種博採萬方的宏大胸懷，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幾乎與他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還原中華傳統學術中的科學精神是闡發「中華的智慧」的題中之義，但這部書突出對這種「科學學風」的彰顯的重要意義還在於，重視玄思和體悟的中國哲學雖然可以避免科學主義、工具理性的異化，但不得不承認其存在著在所難免的未盡之處。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忽視細密的分析，缺乏嚴謹的論證，表現了很大的不足。」所謂「李約瑟難題」的答案也許就在於實證主義在中國傳統主流哲學中的消失。

張岱年先生是一個真誠的辯證唯物主義者，流風所及，其弟子也大都受其影響，反映在這部書里，就是特別突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智慧。事實上，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富於辯證思維，這是一個顯著的優點。」也就是說，重視辯證智慧本身也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特徵。職是之故，注重鉤沉中國哲學中的辯證法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比如，論及孔子時，專門強調其「過猶不及」之思想，論及老子時，專門強調其「福禍依伏」「柔弱勝剛強」等思想，論及《易傳》時強調其「陰陽轉化」之思想，論及莊子時強調其「彼是方生」之思想，論及程頤時強調其「物極必反」「理必有對待」等思想，論及朱熹時則專列其「兩端相對」「陰陽交變」「體用對待」等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辯證智慧落實於人生實踐，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遭逢際遇和憂患得失；用以觀照自然天道，就是以天道的陰陽、晝夜、四時等交推輪迴來參悟人生的生死流變；用以哲學思考，就是在天人、義利、有無、空有、體用、道器、正反、理氣、理事、理欲等對待辯證中用思想去逼近宇宙人生的真源。

張岱年先生將中華「深湛智慧」分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等三類，如其所言：「中國古代哲人所講的『人生之道』是關於如何做人的智慧；其所講的『自然之道』是關於客觀世界的智慧；其所講的『致知之道』是關於認識方法的智慧。深入了解這些智慧，對於如何做人，如何認識世界還是有益的。」這三種智慧大體來說可分別對應人生觀、宇宙觀和認識論等，中華的智慧皆含攝於這三種哲學之中。羅素先生在完成《西方哲學史》後又撰寫《西方的智慧》一書，正是受其啟發，張岱年先生在完成《中國哲學大綱》之後又組織編撰《中華的智慧》一書。如前文所言，偏重理論思辨和體系重構的哲學史專著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對「中華智慧」的一種「所知障」，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智慧」進行萃取並彰顯出來，可以說有「豪華落盡見真淳」之效。以此書來沾溉士林啟迪後進，或是張先生晚年孜孜以求之苦心孤詣罷！(李智福)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