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詩人」李白：百年來李白傳記書寫的四種類型
二林庚《詩人李白》：「人民詩人」李白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政治上的統一要求思想上的統一，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成為文藝批評的唯一標準，因此，之前多元化、個人化的文藝批評局面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以「階級鬥爭」、「人民性」為關鍵詞的意識形態批評。巧合的是，在李白研究領域中，引領這一學術風氣轉變的竟然還是李長之。李長之在李白研究中的學術轉變理所當然地與尼采哲學的遭遇有關：隨著二戰的結束和法西斯主義的失敗，與納粹思想有複雜關係的尼采哲學在世界範圍內遭到批判和冷落，各界知識分子開始反省尼采哲學本身的缺陷；但是更與新中國建立之後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有關：新中國建立後，共產黨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統治，也使得尼采哲學不可能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中再受青睞，正相反，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一系列政策，使知識分子急於撇清自己與尼采思想的瓜葛。於是，李長之於1951年重寫一部《李白》，對青年時期的《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進行「檢討」。
這時，對於李白其人其詩，李長之不再強調李白的「超人」性、獨特性，而是強調他的人民性和典型性；對於李白的政治生活，不再強調他是「失敗了的魯仲連」，而是強調他對盛唐政治的認識以及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對於李白的求仙學道，不再強調道教對生命慾望的肯定，卻強調李白求仙學道與從政的矛盾；對於李白的詩歌藝術，不再強調他的天才和靈感，而是強調他與古代民歌以及六朝詩的傳承關係。總之，《李白》中人民性的、愛國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矛盾性的李白，代替了《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中「超人」的、天才的、獨特的、浪漫的李白。然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態度來寫作李白的傳記，李長之並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典型的一個。在這一時期的李白傳記書寫中，真正洋溢著個人熱情集中地表達了當時的意識形態的是林庚的《詩人李白》。
林庚不但是一個學者，而且是一個極具浪漫情懷的詩人，他以詩人的筆觸熱情讚美李白及其詩歌的浪漫精神，認為「李白的詩歌氣質是浪漫的。這浪漫是意味著更高的解放要求，是帶著不可抑制的力量，是鼓舞著更為高漲的熱情的，這就是積極的樂觀的浪漫主義」[13]；李白詩中的憂愁和憤慨是「對於現狀不滿足的有力的浪漫的呼聲」，「是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抗議，對於時代更高的要求……它鼓舞著人們，讓人們的脈搏跳得更急，人們的血液流得更快、更有力、更興奮」[14]；李白「壯浪縱恣」的飲酒是「健康的、豪爽的、解放的，而不是萎靡的、頹廢的」[15]。
但是林庚沒有忘記強調，李白的浪漫精神是「熱情的、積極的、符合於現實主義要求的」浪漫主義精神[16]，李白的詩歌是「屬於人民的歌唱」[17]。既然如此，那麼按照當時已經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思路，李白以及他的詩歌一定要體現「階級鬥爭」。因此《詩人李白》首先要解決李白的出身問題，即李白屬於哪個社會階級或階層。根據范傳正為李白做的《李公新墓碑》稱「（李白）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的記載，以及李白《與賈少公書》「混游漁商，隱不絕俗」的自述，林庚認為李白是一個出身於市民階級的「布衣」，即商人出身的平民[18]。據此，林庚進一步認為，市民出身的李白之所以能成為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詩人，無疑受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決定，「唐代由於經濟迅速地上升發展，市民階級正在形成之中」[19]，李白正是當時市民階級的代言人，李白的「混游漁商」意味著一個新的情調，「李白之站在時代發展的最前列，意味著一種新的萌芽形式」，「這發展雖只是萌芽，它已經給予李白以新的力量，使得布衣的據點更擴大，更靈活」[20]。因為市民階級是當時社會最新的經濟因素造就的最新的社會階級，所以這個階級的代言人李白的政治熱情「具有布衣的階級意識中最鮮明最進步的性質」[21]，在政治活動中，李白「更有根據獨來獨往，更有資本可以要求自由民主」，而對於統治者，李白則體現了更徹底的對抗性和民主要求[22]。林庚就是這樣為我們對所熟知的李白的那些傲視王侯的言行做了「合理」的解釋。同樣地，對於李白的求仙學道，林庚也從政治鬥爭的角度做了解釋，認為李白一生的熱情全在政治，訪道不過是作為在野政治家的李白為了獲取政治聲譽的策略性手段而已[23]。按照林庚的思路，既然李白之人是一個階層甚至是廣大平民的政治代表，那麼李白之詩也是當時優秀藝術成果代表，因此，李白的詩歌是「典型」——既是自己的，又是時代的，也是民族的，李白詩歌的獨特風格是「在民族形式上獲得廣泛的典型的成就」，是「統一性、典型性、獨創性、普遍性」的統一[24]。
總之，在林庚《詩人李白》看來，不論李白是怎樣的浪漫和奇特，歸根結底，他都是人民的詩人，愛國的詩人，現實主義的詩人，政治第一的詩人，這與李長之《李白》的基本「政治口徑」是沒有區別的，而王瑤同時期寫作的《李白》，基本觀點也與上述兩種大同小異。至於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雖然對於李白生平事迹的研究多有創見，但是從整體上來看，也是要極力把李白塑造成現實主義、愛國主義的人民詩人。可見塑造具有敏感的階級意識和強烈的政治理想的、愛人民又為人民所愛的、雖然有浪漫情懷但始終不離現實主義的偉大李白是當時意識形態對批評家的時代要求。誠如林東海所言，林庚的《詩人李白》「在歷史視野中包含著現時視野，文中所提出的『盛唐氣象』、『少年精神』、『自由』、『解放』、『民主』等諸如此類的概念，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不難理解，這些都是時代的烙印……林先生對於這種社會的變革自然心潮澎湃，在李白研究中把這種當代視野和當代心境融合到歷史視野中去……這就是所謂當代視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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