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們，就沒有如今的莫高窟
如果你去了敦煌莫高窟，請記得一定要去看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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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敦煌和莫高窟
2017年7月，「辭掉工作賣掉房子，去遠方」的旅行計劃得以實施，我們奔赴的第一站便是西北。西北，聽起來就是一個蒼涼的辭彙，它是無邊無盡的黃沙、窮荒絕際的邊關、廣袤無垠的荒涼，是一首由戈壁和雪山、詩歌和歷史構成的雄壯悲歌。
但西北更是「文明」「文化交流」「商業」「繁華」的代名詞，尤其是具有「沙漠綠洲」之稱的歷史文化名城——「敦煌」。國學大師季羨林曾先生說：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是的，敦煌地處西北邊陲，總扼玉門關、陽關兩個重要關隘，歷史上就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它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不僅控制著東來西往的商旅，還是東西方貿易的中心和中轉站，史書稱敦煌是「華戎所交一大都會」。
自漢代張騫通使西域以來，中原文化通過絲綢之路不斷傳播到敦煌；敦煌又地接西域，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亞、中亞文化也不斷傳到這裡，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這裡匯聚、碰撞、交融。
公元337年，歷經千辛，一心想要到西方佛國取經的中原高僧樂僔和尚，在一個晚霞映紅西天的傍晚，來到莫高山下。他坐在鹹水河邊，用渾濁的河水洗完一把臉之後，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對面巍峨的三危山上，金光閃閃，佛光萬丈。亂石嶙峋的山崖，變成了氣象萬千的極樂世界：寶台蓮池，樂聲悠悠；如來端坐中央，雙目微睜，正在說法；傾心聽講的眾多神佛，千姿百態，栩栩如生；遠處，飛天在散花禮讚，火焰在飛升，花草在浮動，天鵝在旋轉……
322窟 說法圖 初唐
樂僔和尚被眼前的沙漠奇景震懾了，認定這就是他所要尋找的佛教聖地，於是便遵從佛的示意，在此安營紮寨，到處募捐，修建了第一個洞窟。
自此以後，在敦煌參與經濟、政治、文化大融合的人們，歷經東晉、前秦、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幾個世紀的創造，先後開鑿了1000多個洞窟。
修建這些洞窟的，有王公貴族、大小官吏、將軍騎士、胡漢商賈、寺院僧侶和平民百姓，他們將各自朝代關乎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畫在石壁上。
這些篤信佛教的民間藝術家，嘔心瀝血，在這裡創作了數量驚人、做工精美的彩塑和壁畫。締造了融合千年中華民族政治、軍事、經濟、歷史、文化、藝術和對外交流的「世界文化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
長沙漫漫，碩風侵襲，隨著明代嘉峪關的封閉，敦煌莫高窟被世人冷落，被黃沙掩埋，被歷史遺忘。直到1900年，王道士偶然發現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這座世界文明的豐碑才向世人揭開它神秘的面紗。
幾個世紀的風沙掩埋，曾經上千的洞窟，現僅存400多個，但就這僅存的400多個洞窟的壁畫面積而言，也堪稱「世界最大畫廊」。
時至118年後的今天，敦煌莫高窟已蜚聲海內外，即便你沒去過敦煌莫高窟，也一定聽過它的盛名。去過敦煌的遊客，一定都去莫高窟瞻仰過它的雄奇壯麗。
一年又一年，一波又一波，敦煌莫高窟外，人潮湧動、客流如織。
7月底的敦煌爍石流金，虔誠的信男善女，混雜在趕湊熱鬧、走馬觀花的吃瓜群眾里，在熱火朝天的攢動、擁擠中，拚命搶佔那來之不易的「排隊兩小時，參觀幾分鐘」。
而此時，與車水馬龍的莫高窟九層塔正面相對，不到一公里外的敦煌研究院墓地，卻是另外一番景象：灼灼烈日下，裸露著一片寸草不生的沙礫坡地，偶來一陣乾燥的風沙，狂亂地掃過沙礫地上那十幾塊黑色墓碑，在空曠的坡地上空，留一聲遠古空明的嗚嗚作響。
熱鬧非凡的莫高窟，寂靜冷清的研究院墓地，何其鮮明又刺痛的對比。
埋在坡上的17個人，用自己的血澆灌了敦煌藝術的沃土，沙礫里卻只留下他們的驅殼。這些被稱作「敦煌保護神」的前輩，為莫高窟的保護、修復獻出了青春、健康、愛情，乃至生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沒有他們，就沒有如今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因他們，才重新光彩照人享譽世界；我們也因了他們，才得以一睹敦煌莫高窟的壯麗風采。而他們的名字和事迹，卻並不為大眾所知。他們的靈魂與莫高窟同在，他們的驅殼就在莫高窟對面，他們卻一次次遭到大眾的無視和冷落。
或許你還記得，2016年9月一篇各大媒體競相轉發、報道的微博爆款文章——《她有張金喜善的臉，卻在寺廟修了兩年壁畫》。可笑的是，看客們的關注點並不在修壁畫背後的艱辛與付出，而在「金喜善」的顏。
或許同樣在2016年，你被央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吸粉，對中國大隱大成的工匠及工匠精神佩服之至。那些休文物的大師，有生之年能以文物保護者的身份，就被大家熟知，是何其幸運！
但在敦煌莫高窟守護了一輩子的藝術家們，卻一直默默無聞。
如果我猜得沒錯，許多到過敦煌的遊客，對這座屹立於荒漠深處的藝術寶庫，至少都留下了一深一淺兩個印象，一深「人太多了」，一淺「其實也沒什麼看頭」。
我想，如果大家能在去敦煌之前了解一些「敦煌守護」的故事，能熟悉一下墓地里那17個名字，哪怕你不懂得欣賞建築、雕塑、繪畫藝術，哪怕你不懂得敦煌莫高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那一楨楨為莫高窟事業前赴後繼的血淚故事，定會讓你心生崇敬和震撼。
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史之前，我們得先從莫高窟的發現、發掘和震驚世界開始說起。得從那一段真實，但又令人心痛的故事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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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一段真實的歷史
莫高窟前面有一座神塔，下面埋著一顆卑微的靈魂，一個飽經爭議的落魄道士。百年以來，不論他的所作所為是功是過，冷寂了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都是因為他才又變得熱鬧起來。
王道士，其名「王圓籙」，一個對莫高窟歷史稍有了解的國人心中始終繞不開的名字。王道士被大家熟知，或許是因為余秋雨那篇被選入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的散文——《道士塔》。余秋雨在文章中稱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曆數王道士將我華夏珍貴文物賤賣給外國人的種種罪行。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滿紙的指責、憤恨和謾罵，讓人看得尤為解氣，甚是舒坦。
但也就是在《道士塔》選入高中語文課本的時候，王道士其人的功與過，掀起了文化界的討論熱潮。現如今，你去敦煌莫高窟官網上查詢，會發現官網「探索&文化」一欄里，和張大千、常書鴻等偉大藝術家並列在一起的，就有「王圓籙」的名字。
官網對王道士管轄莫高窟期間洞窟珍貴文物大量流失，這一事件的評價是：「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視角和心態，較之於余秋雨更加客觀和理性。
王圓籙，原為湖北麻城人，因為家貧無衣食，逃荒至甘肅。清朝光緒初，入肅州（現酒泉）巡防營當了士兵。後又遇到兵營大裁減，輾轉在酒泉當了道士。
道士王圓籙
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雲遊至敦煌三危山時，發現了莫高聖境。王圓籙被眼前的極樂世界震懾，大呼斯矣，竟忘了自己的道士身份，在此佛國盛境安營紮寨了。
「王道士，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聖地莫高窟的保護神，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書。」（以上文字引自「敦煌莫高窟官網」）
1990年，也就是八國聯軍圍攻北京，火燒圓明園那一年。王道士僱傭的文案楊師爺在洞窟中抽煙時，偶然發現牆壁中有空洞的迴音，疑似內有密室，便將此事告知王道士。
王道士一行於該夜鑿開牆壁，入內勘察情況，「果見復室，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這就是後來享譽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發現藏經洞（現編號為17號洞）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自己認為該做的一切。
他將藏經洞經卷送到知縣嚴澤手裡，不學無術的嚴澤只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他又將經卷送到新知縣汪宗翰手裡，對金石學頗有研究的汪知縣，親自去莫高窟察看，順手揀了幾卷經文帶走，最後只留下一句「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他不甘心，又趕著毛驢行程800多里，把經卷送到肅州兵備道廷棟手裡，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經卷，哈哈大笑：「經卷上的字不如我的寫的好嘛！」說完，像扔抹布似的將千年文書扔到一邊。
後來，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藏經洞中部分古物。但遺憾的是，葉昌熾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1904年，省府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也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措施，等同一句空話。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慈禧太后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
王道士的企盼石沉大海，杳無音信。當然，這期間也不排除他私下裡時不時揀走幾捆經卷佛像，送給大戶紳鄉，換得些許「供養」的事實。人總得生活呀，況且莫高窟的清沙工作、洞外如今長成蒼天大樹的白楊採購、運輸、栽種都是要花銀子的。
就在清政府對國家寶藏視而不見、置之不理的時候，亞歐大陸另一端，德國漢堡「國際東方學會議」上，匈牙利地理學會會長洛克齊正在向參會的英、德、法、俄等國家的學者報告敦煌佛教藝術的宏麗和精美。
羅克奇1879年到過一次敦煌，只不過那時藏經洞還未被發現。他參觀了洞窟內的壁畫和塑像，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會議上情緒激動地給學者們分享他看到的輝煌景緻。這一分享，引起了英籍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的極大興趣。
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5年之後，也就是1907年，斯坦因不遠萬里來到敦煌莫高窟，成為了敦煌莫高窟歷史上的盜寶第一人。
斯坦因用他乖巧的言語和恰到好處的世故圓滑，將敦煌知縣和沙洲營參將哄得團團轉，在沙漠里探尋兩個多月，發現了古代玉門關及漢長城在西北延伸的痕迹，在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漢簡705枚。
來到莫高窟，他發現王道士對外國人十分警惕，靈機一動，利用王道士對玄奘的由衷敬意，在洞窟中塑造了一座玄奘雕像，並從堅信「男兒膝下有黃金」的歐洲人，變為一跪不起的虔誠教徒。
順利越過王道士的警戒線。斯坦因得到了給石窟拍照、任意挑選藏經洞經卷的特權，並和王道士約定，在他離開中國之前，這些「發現品」的來歷，不能讓其他人知道。
最後，斯坦因用200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6.4萬元人民幣），從敦煌莫高窟帶走了24箱藏經洞經卷文書，5箱絹畫刺繡等文物。斯坦因的「探險隊」趕著5輛馬車，10多匹駱駝，載著中華民族的隗寶，拿著官方的正規通行文書，浩浩蕩蕩走出了大清王國。
一年多後，斯坦因所獲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被平安運送至大英博物館。斯坦因盜寶歸來，英國舉國歡騰，他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取得了世界範圍的轟動。
而我大清天朝王國，對自己家的寶貝卻毫不關心。經濟發展上閉關鎖國，文物寶藏的「贈與」上，卻「開放」得很。因為清王朝的「大度開放」，曾經的「西洋大盜」斯坦因，現如今是受人尊敬和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
1908年，斯坦因走後的第二年，法國考古教授伯希和也聽聞「藏經洞」的消息趕到了敦煌。與斯坦因不同的是，伯希和完全是個中國通，對中國的語言、歷史、文化了如指掌。
他給了王道士500兩銀子之後，在浩如煙海的藏經洞里一連工作了5天5夜，餓了就啃一口乾麵包，大小便盡量憋著。他一眼就識破了這些「破舊書卷」的價值，對它們愛不釋手、欲罷不能。
經過伯希和的認真篩選，他一共帶走了6000多卷敦煌文書。伯希和挑選的這些經卷，按內容分為社會文書、儒家經典、少數民族文獻等10個類別，差不多帶走了莫高窟藏書的全部精華。
伯希和在藏經洞中挑選經卷
伯希和帶著戰利品，聲勢赫赫地路過北京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們才知道敦煌藏經洞的重大發現，學界才子們悲痛欲絕，奔走呼號，聯名上書要求清政府保護敦煌莫高窟。
然而，清朝政府的「紅頭文件」實屬擺設。大家知道了文物的寶貴，不是想方設法保護它，而是千方百計去竊取。文物在運往北京的路上，不是在這裡少一件，就是在那裡發現被掉包，而這期間的文物流失量，並不亞於斯坦因和伯希和之前的攫取。
還原歷史真相，所以才得出「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歸咎某一個人」的結論。真相往往令人淚目，國學大師陳演恪曾痛哭：「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此後，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奧登堡、美國的華爾納又陸續來到莫高窟，從王道士手裡帶走了一批文物，1914年斯坦因又來了一次。
莫高窟的文物被帶到10多個國家，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很長一段時間裡，呈現「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
政府保護不力，加之王道士認知水平有限，造成了莫高窟珍貴文物流失的慘痛歷史。直到1996年，王家達在《敦煌之戀》一書中，還提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問題：
如果不是斯坦因和伯希和，那些無價之寶很可能被王道士及其子孫燒成灰了，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將寶貝盜去之後，每一卷都用玻璃盒子裝著，珍藏在恆溫恆濕的書庫里，空氣也經過過濾，保護得非常好。
而且都拍了照片，供各國學者借閱、參考。不管中國人外國人，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研究人員，都可以看，方便得很。而我們自己保藏的敦煌經卷，卻很難看到。北京圖書館所藏一萬多件敦煌文件，連北京圖書館的人編書都看不到原件。
東北某地博物館保存有一批敦煌吐魯番文書，裝在麻袋裡，堆放在地下室。一些專家去借閱，打開麻袋，頓時傻眼了。由於長時間的受潮發霉，已經變黑，結成炭塊了。誰也不敢動，只好原封不動地將麻袋紮起來。因為一動就化成灰了。
幸運的是，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走出那段屈辱可笑的歷史，國家對文物保護工作越來越重視，2017年底央視還推出了良心綜藝《國家寶藏》，讓冰冷的文物活起來，走進入大眾視野。很好地為國民上了一把「以國家重器寶藏為傲」的思想洗禮課。我很想說，這種思想洗禮真的很好，真的很有必要。
告別敦煌莫高窟的傷心史，現如今我們能很自豪地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了。這句自豪話語的背後，是幾十年如一日，無數年輕生命的甘於奉獻和前仆後繼。
「敦煌學不在中國」的局面改變了，然而改變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改變，定要傾注血與淚，定會耗盡青春和畢生精力。
3
讓敦煌重回國人視野——張大千
文書經卷不在了，但我們還有洞窟牆壁上的壁畫。首次將敦煌壁畫大規模推到國人眼前的，是被稱作「東方之筆」的國畫大師張大千。
張大千
兩年7個月的莫高窟面壁，令其畫作的精神氣韻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境界。他浸潤著敦煌藝術和華夏文明的藝術畫卷，征服了國人，風靡了全世界。他被譽為「當代世界第一大畫家」，成為與畢加索齊名的世界畫壇大師。
雖然在張大千處理敦煌壁畫是否得當這一問題上，一直存在一些爭議，但他在敦煌壁畫的修復、宣傳上做出的貢獻，始終是不能忽視的重大一筆。
1941年初,畫家李丁隴帶著一批從敦煌莫高窟臨摹來的壁畫,到成都展覽。歷經千辛擺脫日本人監視控制，輾轉回到成都的張大千趕往現場，被李丁隴臨摹的壁畫深深吸引。
他隨即與李丁隴約見，兩人相見恨晚，相談甚歡。聽到李丁隴孑然一身在敦煌臨摹壁畫長達8個月的艱辛經歷,張大千又被這個首位臨摹敦煌壁畫的藝術家征服。
想到李丁隴所言敦煌,和親眼所見的敦煌壁畫,張大千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和藝術家特有的狂喜,立即著手準備敦煌之行。但他的決定幾乎遭到了所有親友的反對。
張大千當時已經家喻戶曉、名冠四海，為什麼還要跑到那遙遠的不毛之地去自討苦吃？何況當時的交通並不發達，千萬里的西行之路，談何容易？
但張大千對敦煌、敦煌壁畫已是魂牽夢縈，那歷經千百年的丹青畫壁，蘊含著多少等待他去參透的道理呀！與他心意相隨的三夫人楊婉君，是唯一一個站出來支持他的人。
4個月之後，張大千帶著夫人楊宛君、兒子張心智、侄兒張彼得、學生肖建初和劉力上及幾個裱工，踏上了西天取經的征程。途徑蘭州參觀青海塔爾寺時，他又為自己的隊伍增添了4位善功唐卡的藏族畫師。
一行人穿越千里黃沙，萬傾戈壁，一路上餐風宿露，艱難地前行。一場大風侵襲，壯觀巍峨的三危山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張大千滿臉鬍子都是滾滾的熱淚。
張大千被莫高窟數量巨大、繪畫技術高超的壁畫震驚了，他欣喜若狂、如饑似渴地徜徉在這片神秘、博大、深奧的佛國凈土裡。同時也為這座舉世無雙的藝術寶庫深感惋惜。
這樣蘊藏豐富、意義重大的藝術寶庫，居然無人看管。無人對洞窟進行登記編號，放牧的人群到洞子里燒火做飯，俄國十月革命被逼到中國邊境的白俄士兵請求避難，96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官員們居然把他們安置在了敦煌莫高窟里。絕美的藝術殿堂成了羊圈、廚房、旅館、兵營……
見此情景，張大千決定以自己的力量把莫高窟管理起來，這一決定使得原本打算的3個月時間，延長到了兩年7個月。
首先是清掃洞窟內外大量堆積的黃沙，其次是對洞窟進行記錄、登記和編號。歷經烈日炎炎的夏季、飛沙走石的秋季、滴水成冰的冬季，莫高窟終於有了從南到北、由下而上的科學系統的編號。這就是國際上公認的「張氏編號」。
1942年春節剛過，張大千的隊伍又增添了一位畫家好友、幾位學生。一場歷時兩年、耗資數萬銀元的臨摹開始了。
張大千和好友謝稚柳擔任壁畫主要部分的臨摹工作，一邊臨摹還一邊指導弟子們的手法，傳授心得。十多號人的飲食起居和臨摹所需的物資、畫師的工資，以及之前埋沙清掃等工作的費用全部由張大千承擔。
所以，他不僅用掉了出發時攜帶全部細軟，在白天臨摹壁畫的同時，還經常在自己的住所熬至半夜兩三點作畫，將畫作托給外地的好友舉辦畫展，籌集資金。
除開敦煌的驚人用度，四川還有一大家人靠他養活。幾個不眠之夜的輾轉反側，張大千賣掉了大批珍藏多年的字畫，用以維繫壁畫臨摹工作和生活開支。
是年中秋，已屆高齡的國民政府檢察院院長、復旦大學等著名高校創始人、民國四大書法家之一「于右任」老先生，一路顛簸到敦煌視察。在莫高窟的圓月明照下，中國現代書畫史上有名的兩個大鬍子，共同商議了建立「敦煌藝術研究院」的設想。
于右任
于右任回到重慶，立馬寫了建議書送達國民政府。1943年，建議獲得通過，1944年元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
敦煌藝術研究院成立的前3個月，金秋炫彩的敦煌，張大千一行結束了兩年7個月的敦煌面壁。
霞光萬丈的三危山下，一排駱駝長隊馱著藝術家們和隱藏了一千多年的珍貴畫卷，在沙漠里緩慢前行。藝術家們回頭凝望這座藝術寶庫，一串串熱淚打在莫高窟火熱的沙地上……
他們要離開這座荒涼寂寞的藝術洞窟，迎接他們的，是如潮如堵的人群、至高無上的讚賞和榮耀。而荒漠里，目送他們離開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則要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莫高窟，包括他的靈魂和肉體。
4
敦煌守護神——常書鴻
莫高窟九層塔正對面的沙坡墓地里，有兩座比較大的墓碑，其中一座就是「敦煌守護神」常書鴻的。
常書鴻從1943年3月至敦煌，到1982年鄧小平同志體恤這位老藝術家，將他調任國家文物局之間的39年間，一直堅守在敦煌莫高窟里，為莫高窟的文物、壁畫修復和敦煌文物研究工作鞠躬盡瘁、嘔心瀝血。
他與莫高窟的緣分要從1935年的秋天說起。
留學法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並定居於法國的常書鴻在巴黎街頭閑逛，被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一本叫《敦煌莫高窟圖錄》的小冊子吸引。他打開書冊，被1500年前的精美壁畫驚得扭曲了面容。
書攤的老闆告訴他，這是他們偉大的伯希和教授，在中國的敦煌莫高窟拍攝回來的照片。之後又經老闆介紹，常書鴻在吉美博物館看到了伯希和拍攝的照片原版。常書鴻滿含熱淚，參觀了好幾個小時。
中國的藝術這樣博大精深，這樣一座藝術寶庫就坐落在自己的國家，為何還要在歐洲苦苦追尋藝術的本源？離開博物館的時候，「敦煌」已經在他心裡生了根。1936年秋，常書鴻帶著妻小，離開了他生活了10年的巴黎，回到戰亂紛飛的祖國。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的時候，于右任和張大千、徐悲鴻和梁思成心裡的所長人選，不謀而合，都是常書鴻。當常書鴻接到這一消息時，內心幾乎是雀躍的。
所長的第一任務就是為敦煌研究所招聘員工。常書鴻在蘭州處處碰壁，官員們想把研究所設在蘭州，常書鴻不同意。他隻身作戰，像一隻無頭蒼蠅到處亂竄的時候，偶遇了一名叫龔祥禮的學生。
龔祥禮聽了老師的難處，不僅立即決定跟老師去敦煌，還幫常書鴻叫來小學教員陳延儒。敦煌藝術研究所最初全部人馬的第四個人辛普德，是常書鴻在會計訓練班裡用眼淚換來的。
出發之前，常書鴻辦了一次個人畫展，將自己40多幅油畫賣掉，籌錢購置了紙筆、顏料、儀器等用品，包了一輛舊卡車，師徒四人加上常書鴻的妻子陳芝秀，女兒常沙娜、兒子常嘉陵一共7人，向敦煌進發。
值得高興的是，常書鴻在杭州、北京教書時候的一群學生，聞詢自籌經費趕到了敦煌，千里迢迢地在鳴沙山和老師相會。
常書鴻到達莫高窟第一件事，就是去看254號洞窟的《薩垂太子捨身飼虎圖》。這是北魏早期的壁畫，故事取自《大藏經》：
很遠很遠的地方，有個大車國，國王有三個太子。有一天，三位太子外出遊玩，來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這時，山谷中有7隻出生不久的小虎，圍著一隻奄奄一息的母虎，嗷嗷待哺。此情此景使三太子薩陲那極為傷感。
「我要救活它們，讓它們享受生命的快樂。」於是他下定決心捨身飼虎。他支走兩個哥哥，刺破血管，從崖頂縱身跳到虎旁。頓時，大地為之震動，太陽為之無光，狂風怒吼，海浪翻濤。一個鮮血染紅的悲壯場面出現在天地之間……
薩垂太子捨身飼虎圖（要仔細看）
是啊，不光是所長常書鴻，對於研究所的每一個人來說，只有抱定捨身飼虎的決心，才能幹出一番事業，才能讓敦煌莫高窟在中國大地，乃至世界上大放異彩。
常書鴻還發現，原以為全是佛教藝術的敦煌壁畫，夾雜著大量的社會生活畫面。數百個洞窟將古代中華民族的各種生活情境都形象地記錄下來了。特別像行船、走馬、耕種、收割、狩獵、百戲等勞動人民的生活，表現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
按照往年的習慣，四月初八香客們會從四面八方趕來舉行廟會。門口的白楊樹就成了栓牲口的柱頭，洞窟就成了香客們的臨時旅社，莫高窟就會遭受一場巨大的劫難。
常書鴻趕在廟會開始之前，在洞窟外修建了一道高2米，長2000米的圍牆將莫高窟492個石窟，連同周圍的寺廟嚴嚴實實地保護了起來。這座黃沙築就的「長城」，抵禦了風沙的侵襲、羊群的踐踏、中外強盜的洗劫……
半個多世紀了，常書鴻和當時許多敦煌研究所的同志都已經離開了人世，這座堅固的圍牆依然挺立在莫高窟身旁。
築好圍牆，藝術家們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壁畫修復、臨摹工作。自己動手攪磨顏料、日以夜繼地工作、洞頂太高自己設計蜈蚣梯等等，其實都是小事。
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存、生活的問題。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後，它的主管單位就把它遺忘了。工資不發，沒有住處，青年畫家們只有住在馬棚里，白天在黑洞洞的洞窟里臨摹，晚上要聞著馬糞的味道睡覺。
自己是畫家，是廚師，也是工人。敦煌缺水，莫高窟更缺水，董希文甚至兩年多沒洗一次澡，沒痛痛快快洗一把臉。他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到了壁畫的修復和研究上。
沒有大米、沒有蔬菜、沒有鮮肉，只有小麥、玉米磨成麵粉蒸的饃饃。但這些困難都沒有把藝術家們嚇到。常書鴻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凌晨5點多起床，半夜一兩點睡覺，有很多很多事情要他去處理。
於是，自然就少了關愛妻子的時間。妻子陳芝秀是江浙大戶人家的小姐出身，是留學法國的高材生，她習慣高雅摩登的生活。而在荒無人煙、風沙漫天的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線，就是無邊的寂寞。
一邊是埋頭工作不問世事的常書鴻，一邊是孤苦寂寞精神崩潰的陳芝秀。趙忠清在此時趁虛而入，走進了陳芝秀的世界。滿心撲在工作上的「佛爺」常書鴻哪裡察覺得了妻子的異樣？
一位朋友實在看不過去，把事情告訴了常書鴻，他一下子懵了。但他也不刨根問底，只叫警務員將趙忠清驅逐出「境」。其實也就是出了莫高窟的「境」。
陳芝秀和常書鴻激烈地吵鬧了一段時間之後，便安靜下來。常書鴻曾以為事情就這麼過去了。有一天陳芝秀借口去敦煌縣城看病，走之前把4歲的兒子抱了再抱。
就這麼一去好幾天都沒回來。每天黃昏，常書鴻領著女兒和兒子站在三危山高高的山坡上，朝著煙霧迷濛的縣城方向，望眼欲穿。
又過了兩天，常書鴻得知陳芝秀是跟趙忠清遠走高飛了。他丟下兒女，騎了一匹快馬就往敦煌疾馳而去。一個人在月光慘淡、夜幕沉重的戈壁上追逐遠去的妻子。
從敦煌追到安西，從安西追到玉門。在還沒到達玉門的路上，他眼前發黑，從馬背上摔下來，在玉門油礦的醫院裡昏迷了三天三夜。幸而被地質學家孫建初和幾個工人救了，不然這位敦煌莫高窟的守護神早就被野狼生吞了。
回到莫高窟，家還是那個家，但已經沒有了妻子。兒子鬧著要媽媽，女兒背著父親偷偷流淚。常書鴻常常深夜裡無法入睡，黑夜裡他又來到《薩垂太子捨身飼虎圖》面前，太子捨身飼虎的畫面驚心動魄。
他想跟著妻子走嗎？他想。他能撇下莫高窟一走了之嗎？他不能。在家庭和莫高窟之間，常書鴻選擇了莫高窟。
他怨恨陳芝秀嗎？陳芝秀該受眾人指責嗎？他不恨，陳秀芝也不該受到指責。她生性善良，平易近人，對工人、傭人極好，她單純得近乎有點幼稚。只是當時的條件太苦太苦，沒有幾個人能挺得過，她選擇了離開，也實在是情有可原啊！
常書鴻、陳芝秀和兩個孩子
1945年10月，迎來了抗日戰爭勝利的消息，也迎來了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紙電文：抗戰結束，百廢待興，國家重建，資金有限，精簡機構。即日起撤清敦煌藝術研究所，此令。
晴天霹靂！常書鴻感覺自己的心在滴血。他和朋友、弟子們慘淡經營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才不到3年就要壽終正寢了嗎？
董希文、張林英夫婦前來辭行。接著是李浴、周紹淼、烏密風、潘潔滋……走了，都走了。人去樓空了。莫高窟里只剩下常書鴻一家三口，和警務員兼泥瓦工、車夫竇占彪、勤雜工總務范華。
「你們為什麼還不走？」
「我們就等你一句話。」
「好兄弟！我馬上到重慶去，你們等著我！」
常書鴻眼泛淚花，將洞窟一一檢查了一遍，把自己值錢的物品賣掉，積攢了路費，帶著一雙兒女離開了敦煌。走之前跟竇占彪和范華做好一切交代，留下一句「你們等著我！」兩個青年紅著眼圈應答，酸著鼻子目送常書鴻離開。
敦煌莫高窟從此寂寞了。莫高窟前的李子樹開了花、抽了芽、結了果，又紛紛掉了黃葉……1946年的冬天，敦煌下了一場百年一遇的大雪。積雪封山，大地白茫茫混沌一片。
「佛爺」常書鴻已經離開一年多了，一直杳無音信。幾乎所有人都在說常書鴻不會回來了。但是兩個青年心裡還裝著那句「你們等我！」他們信常書鴻，一直都堅信他會回來。
那天，巴掌大的雪片在眼前飛舞，羊皮襖上的落雪不一會兒就結成了冰，哈出的氣隨即變成了霜花。兩位正在掃雪的青年目光凝住了：天地相連的地方，一個「雪人」正在緩慢地向前移動。
歷經長途跋涉的腳步已經疲憊了，但還是沒有停止，依然頑強地一步一步朝莫高窟走來。越來越近了，「佛爺」回來了，終於回來了！兩個青年雙眼模糊了。常書鴻不僅自己回來了，還帶來了他從重慶、成都和蘭州重新招募的人馬。
常書鴻1945年底回到重慶，想盡一切辦法聯絡陳演恪、梁思成、徐悲鴻等藝術家，在報紙上登文呼籲，製造輿論。再找到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在傅斯年的親自指導下，才又得到了經費，購買了資料設備。
招兵買馬的時候，中央大學藝術學院畢業生郭世清、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凌春德、國立藝專畢業生範文藻和青年教師霍熙亮、四川省立藝專教授沈文富夫婦都加入了常書鴻的隊伍。途徑蘭州的時候，還撿了一個重慶國立藝專畢業生段文傑。
第二次到敦煌莫高窟，常書鴻又把他的一雙兒女帶來了。兒子常嘉陵正是上學的年紀，耽誤了孩子的上學。後來一直找不到工作，還是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工作的姐姐常沙娜把他弄到北京，學會開車，當了司機。
常沙娜也是非常偶然的機會才去上了學。常書鴻為了展示兩年多來的工作實績，在蘭州辦了一次畫展，一位來自美國女士觀看了常沙娜臨摹的壁畫，對她產生了興趣，請求常書鴻把她帶到美國去深造，才有了比較好的歸宿。
這位莫高窟保護神在沙漠戈壁里將近40年的堅守，犧牲了家庭，犧牲了孩子的學業、未來。他卻幾十年如一日，毫無怨言。
1947年秋天，對於常書鴻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季節。一位四川女子風塵僕僕地趕到敦煌，為他帶來了一份人生厚禮：終身不渝的相守和陪伴。
這位才女叫李承仙，她的父親李宏普曾是孫中山同盟會的第7位簽署者。她的伯父李瑞清是張大千在上海學習書畫的老師。這個書香藝術世家裡成長起來的才女，對常書鴻仰慕已久。
1947年農曆8月15，常書鴻和李承仙舉行了簡單的婚禮。這對「敦煌痴人」，從此便在這裡風雨同舟、相依為命，度過了半生。常書鴻閃耀的敦煌藝術軍功章上，也有李承仙的汗水和心血。
老年的常書鴻和李承仙
新中國成立之初，常書鴻受到周總理「要研究敦煌，宣傳敦煌，要讓全世界人民知道偉大敦煌」的鼓舞，開始了有計劃的敦煌文物研究工作，他們的第一個計劃就是出100本臨摹畫冊和書籍。
研究所上上下下都沉浸在緊張的工作氛圍中。為了加快臨摹工作的進度，常書鴻領著藝術家們修水渠，搞起了水利發電。可「發電站」發出的電像螢火蟲閃了一下就沒有了。
經過緊張的奔波，有關方面同意給研究所撥款，大家又光著膀子去栽電杆、拉電線。1954年10月25日，敦煌莫高窟才正式通了電，結束了在黑暗中提著煤油燈工作的歷史。當所有的電燈同時發出亮光，照亮了那幾千年的文化藝術的時候，所有人都被明亮的壁畫驚呆了。
6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添了轎車，國務院也出政策對敦煌石窟進行了全面的、史無前例的加固。與此同時，藝術家們的臨摹和研究工作也碩果累累，出了好一些研究論著。
就在藝術家們躊躇滿志，要大幹一場的時候。遙遠的北京傳來了一聲驚天動地的霹靂：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96年10月，那時的中國第一夫人在接見首都紅衛兵時宣稱：「什麼莫高窟？精神鴉片！那些人都是鴉片販子！」被煽動起來的紅衛兵，從北京、蘭州、酒泉、敦煌，氣勢洶洶地殺到莫高窟。
常書鴻被喝令跪在鋪了石渣的地上，交代自己的「滔天罪行」。膝蓋鑽心地痛，滿頭汗珠子，處於暈倒邊緣的常書鴻咬緊牙關，如數家珍地給這幫不懂事的娃娃講敦煌的歷史、藝術價值，講敦煌學在世界上的地位。
慢慢地，他感覺沒人用皮鞭抽他了，喧囂聲也停止了。他又交代是如何從巴黎回國，如何從北京到敦煌，如何妻子離開、家庭破散，如何在困境中經營莫高窟，周總理又是如何重視敦煌藝術……
後來紅衛兵讓他站起來講，講著講著又讓他坐在椅子上講。再後來，紅衛兵不讓他「交代」了，簇擁著他進洞子參觀了那些令他們目瞪口呆的「精神鴉片」之後，悄悄地撤離了莫高窟。
1981年，鄧小平同志視察莫高窟的時候，憐惜老藝術家幾十年如一日的盡心竭力，把常書鴻夫婦調至北京國家文物局。任他為政協委員，部級待遇。整整39年，常書鴻才搬離了艱苦的大西北。
但每年夏天，他和夫人仍要回敦煌住一段時間。去看看洞子里的壁畫，聽一聽莫高窟外風沙走石的聲音。大家都說：莫高窟是常爺的魂，常爺是莫高窟的心，誰也離不開誰。
1994年，病危的常書鴻因治療氣管被切開，無法說話，兒子常嘉煌看著父親緊緊盯著自己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說到：「爸爸，去敦煌！」時，90歲的常書鴻流下了淚水。
不久，常書鴻離世。按照他的遺願，他重新回到了敦煌，入土為安。他的墓碑就正對著莫高窟的九層塔，他不僅身前要緊緊守護莫高窟，身後也要與它同在。
與常書鴻相鄰的另一個墓碑上，刻著段文傑和他夫人龍時英的名字。段文傑，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是在敦煌莫高窟修行了50年的大漠隱士。
5
敦煌學回歸中國——段文傑
那是1945年初，國立重慶藝術專科學校的高材生段文傑，排長隊買了一張參觀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門票。就是這一步，影響了他整整一生，讓他在莫高窟過了50年的苦行僧生活。
段文傑在張大千的臨摹畫前徘徊了兩天，斷然辭去了待遇優厚的工作，離開新婚不久的妻子，踏上了西行之路。1945年冬，千辛萬苦來到蘭州的段文傑，聽董希文說，國民政府撤清敦煌研究院，那裡已經人去樓空。常書鴻先生也要回重慶。
但不死心的段文傑沒走，他要留在蘭州等常書鴻，要聽他一個說法。兩個月後，他在蘭州遇到了拖兒帶女，準備回重慶的常書鴻。聽了段文傑的敘述，常書鴻說「就為你一片赤心，我也要去重慶奔走呼號。」
段文傑就在蘭州等常書鴻歸來，一等就是一年多。他在蘭州打小工、賣畫、賣水，直到第二年大雪紛飛的時候，常書鴻帶著新隊伍回程，才在蘭州把他撿上，一路到了敦煌。自那以後50年，他就沒離開過敦煌。
段文傑在敦煌莫高窟的工作主要分為兩項：臨摹壁畫和敦煌學的研究。
段文傑幾十年精心臨摹的莫高窟340副壁畫，第一，忠實再現原作面貌，不隨意刪添；第二，重在傳神，突出作品神韻；第三，繪畫技巧水平不低於原作。《都督夫人禮佛圖》是他最著名的臨摹作品。
1958年，上百幅研究院同志臨摹的敦煌壁畫在東京展出，舉世聞名的敦煌壁畫第一次踏上日本，轟動了東京。好佛的日本人心中從此有了敦煌情節，日本島上源源不斷的遊人來敦煌朝拜。
展覽上，日本著名的中國服飾史專家原田叔人觀看了多姿多彩的敦煌壁畫後，感嘆到：「看來我的《唐代服飾》需要改寫了。」然後用輕蔑的眼光看著敦煌研究所的領導，「這麼豐富的資料，你們怎麼不研究？真可惜！」
幾句話刺痛了段文傑的心，是啊！這麼多年，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卻不在中國。我們自己有豐富的第一手材料，為何不研究？特別是天天在莫高窟里工作的我們，為什麼不研究？
段文傑回國之後，便開始了敦煌壁畫中人物服飾的研究。他一切從0開始，用最笨的方法，先通讀前代各種史料和各種服飾研究論文。寫出幾十萬字的《敦煌服飾》。國內外許多敦煌學專家，包括沈從文的歷代服飾研究，都得力於段文傑的研究成果。
130窟 都督夫人禮佛圖
就在他如痴如醉地徜徉於藝術的海洋之時，他一夜間成了罪人。為了敦煌藝術，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他，被人推成政治「右派」。文字上找不到漏洞和佐證，就給他扣上「勾引娘家婦女」的帽子，取消了他副研究員的資格，工資降到40元，不準以個人名義發文章。
突如其來的打擊，一度令段文傑想一死了之。但那些「左派」頤指氣使的面容，又使他燃起鬥志，活下去！好好活下去！要讓他們看到我存在的價值，要讓他們眼紅和嫉妒。
他背著罪名，繼續做他的研究。但三年自然災害又來了，研究所糧食不夠，大量腦力勞動加上長期飢餓，使他體力虛弱，頭暈眼花無法工作。
幸好這時候，妻子龍時英辭去了小學教師的工作，帶著兒子千里迢迢，從花團錦簇的天府之國，來到荒涼的敦煌來找丈夫。一個偉大的女人用她的決絕，結束了這場長達12年的夫妻異地生活。
但龍時英一下車就被告知他丈夫是「分子」，要他跟段文傑劃清界限。龍時英才不管那麼多呢，她只認自己的丈夫。每天吃完飯，一家三口就大搖大擺在外面散步。
段文傑也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恢復了活力，研究工作又開始了。段文傑頂著「分子」「罪人」的帽子，完成了《敦煌服飾》1600多年服飾史的最後撰寫。
文革開始後，段文傑又被作為敦煌研究所的第一批「殘渣」清除。龍時英受不了如此殘酷的打擊，精神徹底崩潰了。
10多年的夫妻異地生活剛結束，才沒過幾年平靜的家庭生活，批鬥又來了。丈夫段文傑做了那麼多重大研究，整日夾著尾巴做人，她不奢求榮譽和光環，只要有安靜的家庭生活就夠了。
可是這小小的要求竟是天大的奢望。她患了狂想型精神分裂症，披頭散髮，神魂不定，眼睛失去了光彩。龍時英去世之後，段文傑常常去她墳上，一站就是大半天。他對妻子是愧疚的，他想，如果自己那年沒去看張大千的畫展，也許他就可以和妻子平平安安地過一生。
段文傑被革除公職之後，「上頭」給了他兩條路：回老家種地，或者到敦煌當農民。段文傑選擇了後者，即使當農民他也想離莫高窟近一點。段文傑把自己的全部書籍捐給研究所，家什破爛賣掉，帶著兒子和精神恍惚的妻子，去當農民了。
段文傑一家來到勞動改造地郭家堡，但人太多已經容不下他們了。深更半夜，四野茫茫，一家人要到哪裡去棲息？支書善心大發，允許他們在隊里住一夜。
勞累一天又受到驚嚇的龍時英病情發作，吵醒了隔壁來勞改的大學生。大學生們知道了情況，憤憤不平去幫忙理論，結果直接被關進了牛棚。
後來段文傑被分配到了離縣城最遠的東灣公社，住進了破爛的土屋，他只有將自己帶來的畫紙糊在窗戶上擋風。他在這裡當了真正的農民：挑糞、種地、餵豬、畫畫……
有一天，領導告訴他「問題落實了，你可以回去了」，段文傑執拗地回答「不回去，當初為什麼清除我？現在為什麼又叫我回去？必須先說清楚。」領導回答：「都是按政策辦事，當初是正確的，現在也是正確的。」
後來，美術家王朝聞親自提名段文傑主持揚州鑒真紀念堂壁畫的繪製，他才沒有繼續糾結下去，去揚州開始了他的工作。
回到敦煌之後，段文傑做出了一系列影響全世界的敦煌學研究。比如敦煌藝術的來源說，敦煌壁畫的歷史價值說，以及講解各個時期壁畫的論著。
就在段文傑廢寢忘食地著述之時，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龍時英，在經受了10多年之久的精神病折磨之後，痛苦地合上了眼睛。段文傑將妻子埋葬在莫高窟對面的沙坡上，讓她一直在自己的身邊。段文傑和著淚水寫了一篇悼詞，悼念妻子，也悼念那些艱苦的歲月。
段文傑
1981年，段文傑擔任敦煌研究所第二任所長。鄧小平視察敦煌，問段文傑有什麼困難，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國家能給研究所蓋一棟辦公大樓，讓住在馬棚破廟的畫家們能住進樓房。
一年後，一座漂亮的具有敦煌特色的辦公樓在三危山下拔地而起。同時還修了好幾棟宿舍樓。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改為敦煌藝術研究院，段文傑任院長。段文傑又帶著藝術家們走向了另一個成果豐碩的敦煌研究10年。
1990年10月，盛況空前的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討論會在敦煌莫高窟隆重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專家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發布的97篇學術論文，有74篇出自中國，出自敦煌藝術研究院。會上討論了莫高窟的佛教思想、敦煌文學、社會經濟、音樂古譜破譯等學術問題。
會議的圓滿召開和我國一系列研究文獻的出版，標誌著敦煌學終於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中國。
2011年1月21日，享年95歲的著名敦煌學家段文傑先生，在蘭州逝世。段文傑離世百天之際，其靈骨與其夫人龍時英女士合葬在了九層塔對面，「守望」他為之奮鬥終生、魂牽夢繞的莫高窟。
6
敦煌還有他們
「敦煌女兒」樊錦詩，敦煌藝術研究院第三任院長。1958年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她特別喜歡大學裡的《石窟藝術》這門課，所以大學畢業毅然選擇了去莫高窟。這一去就是40多年。
她與丈夫、孩子異地分居長達19年，書信堆了一箱又一箱，丈夫彭金章在武漢大學工作，武漢大學好幾個院系都向樊錦詩敞開大門，隨時歡迎她的加入；年幼的兒子在書信里一遍一遍喊媽媽回家，可樊錦詩就是「鐵石心腸」，把思念親人的苦楚吞到肚子里，埋頭做自己的研究。
樊錦詩的研究碩果累累，在世界敦煌界引起極大重視，她是敦煌學研究領域的一顆閃耀之星。研究院考慮到樊錦詩的家庭問題，在蘭州開放6個單位供彭金章選擇，最後彭金章把孩子安排在蘭州，自己也一頭扎進了敦煌的千佛洞里，為民族文化的研究貢獻力量。
樊錦詩在莫高窟
孫儒澗和李其瓊夫婦，都是國家一級研究員。他們在莫高窟的研究歷程也相當坎坷。兩人被帶上「右派」的帽子被發放勞改，李其瓊被派去掃廁所，整日與茅坑、糞便打交道；孫儒澗則在修復工地上擔任水泥石料工。
寒冬里，廁所里的糞便結成冰，李其瓊用鐵鍬吃力地將一個個冰窩子撬開，淚水從臉頰上流下來。怕別人看到，又偷偷抹了淚水，揚起鐵鍬使勁鏟。白天搞勞動，晚上就拿起畫夾偷偷跑進洞子臨摹壁畫。她的許多優秀作品就是在那時候完成的。
孫儒澗擔任水泥石料工匠的同時，還干著工程師的活，但表揚和嘉獎都是別人的，那些給他打下手的工人戴著大紅花喜氣洋洋領獎的時候，他只能蜷縮在煤油燈下一遍一遍地寫反思檢查。
文革開始後，這對剛被摘下「帽子」的藝術家夫婦，再一次被清掃。李其瓊因為戴帽子期間偷偷臨摹壁畫被押上審判台，孫儒澗當然也要陪斗。兩人都被戴上帽子，孩子以後怎麼生活？孫儒澗哭著去求情，軍代表才額外開恩只戴了李其瓊一個人的帽子。
他們被送回四川老家，公社把他們安置在一個牛棚里。那是真的牛棚啊，圈門一打開，裡面站著兩條水牛，一股臭氣鋪面而來……一家5口，在牛棚里開始了新生活。可後來平反了，敦煌研究院需要他們，他們二話沒說，再一次奔向那個令他們歡喜和憂愁的地方。
還有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的高材生畢可，主動要求到敦煌工作，一心撲到藝術研究上的他成了「敵人」，被送到農場改造，和一大批文化人餓死在那裡；國民警察竇占彪，被派去保護常書鴻的安全，常書鴻說不需要保鏢，他就在莫高窟當起了泥瓦匠，整整48個春秋；成功破譯敦煌古樂的席臻貫先生，為了爭分奪秒做研究憋尿患上膀胱癌，生前最後一個月，坐在輪椅上淚眼朦朧地看完了自己破解編排的演出……
敦煌的文化藝術太深太厚，令人動容的敦煌故事太多太多，為敦煌事業前赴後繼犧牲自我的人，太多太多……
如果你也要去敦煌，如果你也要去敦煌莫高窟，參觀完我華夏民族恢弘的歷史文化藝術隗寶之後，請一定記得去對面的墓地看一看那些保護它的可愛靈魂。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為敦煌莫高窟奉獻青春和生命的偉大藝術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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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戀》作者王家達，1965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後任甘肅省文聯副主席，寫過多不優秀報告文學，獲獎無數，其作品先後被介紹到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
著名文學家評論《敦煌之戀》：是一部具有強烈魅力的、激動人心的作品，是一首中國知識分子奉獻精神的悲慨頌歌，讀來令人迴腸盪氣，壯懷激烈。是把詩和散文的因素巧妙揉進報告文學的詩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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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定一個小目標，讀50本書，寫5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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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日方長，有幾人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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