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結成同盟和朝鮮爆發戰爭之所以產生，其關鍵性的主導人物是斯大林

原標題：中蘇結成同盟和朝鮮爆發戰爭之所以產生，其關鍵性的主導人物是斯大林

中蘇結成同盟和朝鮮爆發戰爭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得以產生，其關鍵性的主導人物是斯大林。由於長期以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影響，特別是戰後蘇聯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而這兩個事件本身則標誌著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自1945年確定的在遠東的戰略方針和政策。戰後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和對朝鮮的政策都是從穩定東方局勢、維持雅爾塔體系這一基本點出發的，而這兩方面的政策之間本來是沒有必然聯繫的。然而，當斯大林認為「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以後，其相應政策的變化就使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內在的聯繫。所以，有必要首先對斯大林戰後的遠東政策進行考察。

1945年8月9日，蘇聯150萬大軍進入中國東北，圖為蘇軍坦克部隊正在通過大興安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20世紀歷史的發展便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可以說，戰後初期的幾年是歷史上的一個轉折時期。所謂歷史轉折時期，從世界範圍來看，就是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就是各主要國家發展戰略的重新定位。而這種組合和定位也就確定了未來世界歷史的格局，確定了各主要國家的發展道路。這一時期是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因此，對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及其戰略目標的總體分析，將有助於理解蘇聯對華政策和對朝政策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有助於了解中蘇雙方結成同盟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機。

長期以來，各國學者對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已經進行過廣泛的探討，總的來說，存在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或者認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計劃，追求控制和擴大其勢力範圍；或者認為斯大林所採取的只是溫和的、謹慎的和防禦性的政治對策。參見Robert Conquest，Stalin，Breaker of Nations，London，1991，p.271；R.C. Rack，Stalins Drive to the West 1938—1945.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tanford，1996，p.166。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前，代表上述兩種觀點的研究著作——無論是傳統學派的還是修正學派的，都很少能接觸到蘇聯的檔案材料，其結論主要是依據對蘇聯領導人公開言論及其行為進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做出的推斷。隨著俄國檔案逐步對外開放，研究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重新審視。有人認為這一時期斯大林的外交行為是古怪的和反覆無常的，蘇聯的對外政策沒有明確的目標，是無所作為的；斯大林的遠東政策與歐洲政策一樣，都是「盲目的」，「毫無內在聯繫的」。也有人認為，斯大林的對外政策的政治目標是保護其既得利益和勢力範圍，他並不想煽動世界革命，不願直接與西方對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爾塔和波茨坦原則，蘇聯的安全目標就可以與西方協調起來。面對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的狀態，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國革命的勝利對斯大林產生了重大影響，蘇聯與中國的聯盟才真正導致了蘇美之間的對抗。Odd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1993，p.118；Vladislav Zubok，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ong Kong，January 1996.

這些說法似乎還不能全面或準確地反映出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特別是沒有勾勒出這一時期斯大林對外政策變化的軌跡，從而難以正確地理解蘇聯對外政策的實質，也無法說明中蘇結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礎。

透過錯綜複雜的歷史迷霧，可以看到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實際上有三個方面，或者說是三個層次，首先是和平共處。斯大林在戰後說過，「在戰時最緊張的時候」，不同的制度沒有阻礙美、蘇兩國聯合起來並戰勝共同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維持這種關係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還表示，蘇聯「是有合作願望的」。《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84、493頁。斯大林這種想法的基點在於戰時的盟國合作關係，特別是美、蘇等大國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共同構築的雅爾塔體系。所謂雅爾塔體系，得名於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的尤索波夫宮召開的一次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會議最主要的結果就是通過協議的方式確定了戰後的世界格局。德國投降後，於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對此又進一步做了確認和補充。於是，幾個大國按照各自當時政治、軍事力量之所及，劃分了戰後蘇聯在東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勢力範圍。關於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有關文獻的中文本見方連慶等編：《現代國際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正如許多學者看到的，斯大林對於戰爭後期建立的雅爾塔體系是滿意的，無論就其形式還是內容來說，這一體系的構築都符合俄羅斯傳統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國家安全戰略——以國家周邊的廣闊緩衝帶來保證一旦受到戰爭威脅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迴旋和準備。

喬治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格拉澤（Mugraze）和外交部長莫洛托夫（Molotov）都講起過這樣一件事：戰後，一份標明蘇聯新疆界的地圖被送到斯大林的別墅。斯大林用圖釘把它按在牆上，對周圍的人說：「咱們來看看，我們都得到了些什麼。……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蘭對我們是犯有嚴重罪過的，所以我們把國界從列寧格勒向前推進了。波羅的海沿岸，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現在重歸我們所有。咱們的白俄羅斯人現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烏克蘭人居住在一起了，摩爾達維亞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況正常。」說著，他轉而指向東方世界：「這兒情況如何呢？千島群島現在已歸我們，薩哈林島完全屬於我們所有，你們看吧，這有多麼好!旅順港是我們的，大連也是我們的。」斯大林邊說邊用煙斗在地圖的中國一帶畫圈，「長春鐵路也是我們的，中國、蒙古——這都沒問題，……可這兒的邊界我不喜歡!」斯大林說著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王南枝等譯，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15—16頁。斯大林的這一番表白很說明問題。

除了斯大林不喜歡的高加索以南的邊界問題——這一點在下面將會提到，總的說來，從芬蘭經波羅的海三國到東歐，從近東經蒙古、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到日本北方諸島，蘇聯通過戰爭和雅爾塔體制獲得的政治權益，實現了俄國長期以來追求的建立廣闊的環俄羅斯安全緩衝帶這一戰略目標，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是與西方盟國建立合作和協調關係的結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實現和平共處，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價保證蘇聯的既得利益。

然而，對於世界革命這一蘇聯發展的宏大戰略目標來講，和平共處只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暫時的、短期的目標。斯大林相信，社會主義的蘇聯最終是要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這是蘇聯和人類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戰前就說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出現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就要終結」，「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將更加猛烈地增長起來」。「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出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出路」。《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22、223頁。戰後，斯大林更提出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著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經濟影響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的結果，應當認為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機」。《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1—442、593、616頁。危機導致戰爭，戰爭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世界，這就是斯大林總危機理論的邏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蘇聯對外政策的制定便應納入世界革命的目標體系，至於外部世界是處於戰爭還是和平狀態並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來，和平共處要服從於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總目標當中局部的和暫時的目標。

不過，對於國家安全利益這一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來講，世界革命又成為一種手段，或者是對外戰略中一種局部的和暫時的目標。如果說在列寧時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類，甚至沒有國界的概念，那麼到了斯大林時期，大俄羅斯主義已經在蘇聯黨內根深蒂固。把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置於其對外政策戰略中的最高地位，這是斯大林的一貫方針。這一方針的理論基礎就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斯大林在戰前就認為，在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的時候，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不僅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也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奮鬥目標。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與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蘭，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並建立起「東方陣線」，強詞奪理地發動了對芬蘭的戰爭，並通過一紙命令解散了「共產國際」。既然斯大林認為蘇聯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就代表了人類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應

當服從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應該起來革命，什麼時候起來革命，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是否給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這種革命行動是否有利於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個邏輯。

總之，在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目標的三維結構中，蘇聯國家安全利益始終處於最高地位。在處理戰後國際關係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斯大林或者把維護和平共處作為調整對外政策的標尺，或者把鼓動世界革命作為發起外交攻勢的目標，但這些都是暫時的，易變的，其根本目的還是保障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從蘇聯對外政策的這一終極目標。從這一基點出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從維持大國合作出發同時進行有限擴張的政策，逐步發展到實行兩大集團對抗的政策。

摘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