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楊絳先生

原標題：我所認識的楊絳先生

作者=薛鴻時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楊絳（沈建中攝影）

1979年，我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後不久，就在董衡巽學長的推薦下，拜識了錢、楊兩位先生，並成為他倆的「助手」（其實，不過是借借書、跑跑腿、偶爾查抄一些資料而已）。當時正值「文革」結束、學術領域百廢待興之際，錢、楊兩位先生工作繁忙，所里同事都不敢去打攪他們。可是，我們這代學人，長期受運動干擾，讀書少，學殖欠厚實，是普遍現象。因此，大家在閱讀經典和從事研究、翻譯工作時，總會遇到查遍工具書和參考書也難以索解的問題。於是，許多人就利用我常去錢、楊家的機會，托我把問題帶去問兩位先生，結果總能使疑難迎刃而解。

起初，我在外文所當編輯，主要從事中文工作。後來，學長發現我英文水平還可以，便向我約稿。有一回，《世界文學》的李文俊主編要我譯一篇美國作家門肯的散文。我譯成後沒有把握，惴惴地請楊絳先生替我把關。楊先生欣然同意，擠出寶貴時間看完了我的譯文，還詳細地寫下書面意見。原文第一句我用「總之」開頭，心想正好與原文「in brief」對上，但楊先生教導我說，「總之」只能用於總結上文，而原文是對別人提問的書面答覆，意思是「你所問我的話，扼要地說……」，如按我原來的譯法，第一句的主要意思就不醒豁了。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開頭。文章發表後，我接到素不相識的、《作家》雜誌王成剛主編的來信，稱讚這篇譯文給了他「極大的藝術享受」，後來還有多位專家把它選在幾種外國散文選里，這是我始料未及的。這是楊絳先生為我「點石成金」的生動事例。

楊絳先生以她豐厚的學養和翻譯經驗，寫成《試談翻譯》（後改寫成《翻譯的技巧》）一文，被從事翻譯工作的我等視為寶典。她指出西方語文與漢語的構造大不相同，用釋道安的話來說就是「胡語盡倒」，「要把西方語文翻譯成通順的漢語，就得翻個大跟斗才顛倒得過來」。她創造出「翻譯度」這一術語，認為，翻譯度不足就彷彿翻跟斗沒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舉出最適當的例子指明，在翻譯西方語文的長複合句時，必須把原句拆開，按照各成分的主次、從屬關係，用地道的漢語，重新組合，不能有所遺漏，也不能增添。內容不可增刪，語氣不可走樣，好的譯文還要能傳達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蘊未吐的意思。楊絳先生看到我譯出的長篇小說後，寫信鼓勵我說：「你的辭彙和表達力都足以對付……你何不接著翻一本Dickens呢？」就這樣，我從此走上了研究和翻譯狄更斯的道路，我感到幸福的是，多年來我在這條道路上一直受到楊絳先生的教導和扶持。

楊絳先生回憶她和錢鍾書先生在清華園相識之初，錢先生對她說，自己「志氣不大，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她聽了很高興，因為他倆志趣相投。他們都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給自己普通人的定位。然而，他們正直、善良，有原則、重操守，守住了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在一段時間，在知識分子中曾展開過多次錯誤的批判運動，當時是要「人人過關」的，誰也休想輕易躲開。然而，他倆竟能做到從不對人落井下石而得以全其首領。更了不起的是，楊絳先生在「文革」中，不顧自身處境危惡，給兩位蒙受不白之冤、想要輕生的年輕人以鼓勵和幫助，扭轉了他們的命運。兩位先生不管環境險惡，仍做到大節無虧，令後輩欽敬。

楊絳先生早就和錢鍾書先生商量好了，用他們一輩子的積蓄，在他們的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基金，用以資助貧困家庭的優秀子弟，幫助他們完成學業。該獎金已於2001年開始正式頒發。要知道，他倆不做生意、不炒房地產、不以權謀私，每一分錢都是他們智慧勞動所得啊！據我所親見，他們處處節儉，自奉至薄，家裡從來沒有裝修過，一張紙，連背面還要用一次。玻璃罐頭瓶，洗凈了重複用。記得有一次，楊絳先生讓我把一大書包玻璃瓶帶給住在大院四號樓的同事，供他們腌制鹹菜。當時我們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見肘，但每年三節（春節、五一、十一），楊絳先生都要托我給好幾家送紅包。我和董衡巽也在其列，我倆一算，不得了，每逢過節，兩位先生反倒要過苦日子了。因此，當我倆分別被評上正副高級職稱後，就把他們給我們的紅包婉辭掉了。

今年七月是楊絳先生的百歲華誕，這位可敬的知識分子除每天仍在筆耕不輟（最近又完成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外，還時時以祖國的命運為念。不久前，楊絳先生與我談話時，還深為當前社會奢靡之風痛心。她拿出她父親楊蔭杭先生寫於1921年的文章《說儉》給我看，文章說，奢靡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則力求儉樸，「孟德斯鳩論共和國民之道德，三致意於儉，非故作老生常談也」，「世人皆言文明增進，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當先求人格之增高」，決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會風氣奢靡，會直接加劇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歪風邪氣！楊絳先生說，這篇近百年前寫成的文章，應引起我們嚴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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