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瞳｜焚書坑儒，秦始皇燒了哪些書
中國第一個集權帝國在公元前221年，秦王26年時建立，那一年秦王嬴政39歲，意氣風發，睥睨天下。歷史走筆至此，我們可以改口稱呼他為始皇帝了。這一稱號是他首創，因為字面上具備無法超越的終級意義而讓後繼者沿用下來。
他創立的帝國模式在接下來的兩千年里一直被採用，他的爭議性也接踵而至，人們抱怨他的手法過於粗暴，卻又不得不延續他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繼承者。
秦始皇畫像
他的歷史面目在一百年後的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更接近於一個嚴肅勤奮，而略帶神經質的人。他給自己規定每天要閱覽的奏章，以重量計算，不到一百二十斤就不休息。他性格冷峭，可以虐殺數字驚人的戰俘，但在四處豎立的碑文中，又絕不掩飾要天下太平，永絕兵革的決心。他精力旺盛，不拘一格，甚至半夜微服出現在首都的小巷裡，似乎安靜地待在宮殿里是件無法忍受的事情。
終於，他死在路上。
可是只要跟後繼的漢王朝比較就可以看出，他並非一個毫無公心的獨裁者。他有二十幾個王子，至少十個公主，但在天下初封的時候，沒有一個被他委任去地方掌握權勢，他每設一郡必立守、尉、監，出任這些職位的人沒有一個是因為血緣而被提名的，他的「子弟為匹夫」的用人政策不僅在當時驚世駭俗，就算在他身後，也沒有一個帝王可以完全做到。
秦帝國建國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把秦律向全國推廣，這是一種極力抹殺各國差異性的做法，毫無疑問會引發各國，特別是貴族的極大反感，而秦始皇顯然不會在乎這些反對的聲音，他馬不停蹄地北擊匈奴，南平南越，從開發馳道到修建長城，甚至建造秦始皇陵墓，這些浩大的工程無一不需要全國性的總動員，造成了大戰之後民力的枯竭，12年後，他的雄心和慾望終於超過了帝國所能承擔的極限，不滿的情緒也由貴族直透民間，似乎為了證明這一點，歷史安排第一個舉起反旗的人是一個普通的農民。
兵馬俑中的銅馬
我們要說的焚書就發生在秦始皇建國8年後，也就是陳勝吳廣起義4年前。
在秦始皇規劃天下的藍圖中，意識形態顯然並不是其中之一，對一個新生的大帝國來說，要草創的東西太多，顧不上意識形態。
但建國不多久，紛亂的百家思潮就因為擠在同一個屋檐下而矛盾畢現，他們之間的針鋒相對終於導致了一個不合時宜的提議，使這位頗具雄心的帝王不得不格外留心起來。
秦王34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8年，在一個類似慶功宴的場合上，博士齊人淳于越對始皇帝的政治規劃含蓄地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拋棄自古以來的宗法分封制是令人無法忍受的，應該分封皇室，但為什麼要遵循這個傳統，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含糊不清地重申: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始皇帝聽了他的話，讓他的丞相李斯跟大臣們討論一下。
秦國的立國精神是「法家」，法家的中心思想就是「滅先王之法」，李斯作為法家的代表，最不耐煩聽到的就是「師古」二字，於是他以一種激動的腔調大聲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始皇帝聽了只說了一個字: 可。
這就是挾書律，也是焚書的由來。
燒的什麼書一目了然，有三樣，分別是「詩書」、「史記」和「百家言」。
首先是詩書。「詩書」，是指兩本書，詩為《詩經》，書為《尚書》，前者以韻文的方式記載了一些西周的歷史，後者是語錄體的政治思想錄，記錄了周公，以及其同時代政治家的話。
在孔子之前，這兩本書幾乎是王官學術的重心所在，法家要「滅先王之法」，所謂的先王之法，落到實處，就是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進入民間是從孔子開始的，春秋時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源頭，而孔子是這場解放運動的分水嶺。
在孔子之前，文化是貴族才能夠參與的事，類似祭祀，有嚴格的範圍和規矩。西周的學術都統一在國家，由國家派遣的官員把關，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貴族可以參與，庶人無權接觸。文字、歷史、章典，都不通行天下，民間可說是無學術。這是文化萌芽階段的一個特徵，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雖初具規模但範圍狹小。後人稱這時的學術為「王官之學」。
而民間的啟蒙是從孔子開始的，具體的風氣也許形成在孔子之前，但孔子的「有教無類」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歷史證據。
在孔子臨死的時候，他似乎還在為自己把學術引入民間而感到不安，於是留下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樣左右為難的感嘆。可以想見，即使在從事了一輩子啟蒙工作之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依然讓他看起來有些像個冒大不韙的普羅米修斯。
學術的門檻從此打開，私學的開辦導致民間學術的興盛，更多的人開始思考，對天下事的關心終於不再僅僅只限於貴族。
當時間進入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這些各式各樣的思考就具備了它的現實意義，甚至在急切盼望強大的諸侯國里得到實際運用，這於是又反過來促使更多的人加入這個行列，上下的彼此加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氣象，一連串足以讓中國人自豪千年的思潮一個接一個地誕生、成熟。
可以說，如果沒有孔子，也許就不會有百家爭鳴。
孔子不是一個儒者，但是儒者接了孔子的衣缽，成了王官之學的主要傳人，《尚書》中樸素的人本主義和天命理論被儒者拿過來，發揚成關係得失天下的仁政思想，並在此基礎上要求君主對民眾懷有溫情，還為君主設立了一個虛擬的監督者——天。
年輕的法家自然不喜歡這一套，他們極度推崇獨裁，認為君主是他們理論中唯一、也是最後一名仲裁者，他們也從來不認為戰爭的勝敗取決於道德的高下。
他們誕生於戰國，因為適逢亂世，所以缺乏春秋時代才有的沉穩大氣，他們偏狹冷峭，務實際而尚功利，崇尚集權統治。能夠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產生巨大的運作效率，但也同時具備毀滅一切的氣概，缺乏可持續意義上的長治久安。
法家首先是個懷疑論者，他對傳統的思想體系抱有很大的悲觀和不信任，他不認為任何曾經存在過的社會理論可以解決今天的問題，於是他們開始動手打造一個新的社會理論。在打造新的之前，他們自然要先破壞那箇舊的。
這就是法家與王官之學的衝突，體現為「當下」與「傳統」的直接對峙。
於是一旦掌握了公權力之後，法家要燒《詩經》和《尚書》就不那麼難理解了。
除了燒書，沒有任何其他跡象表明李斯要跟儒者過不去，雖然他燒了《詩》、《書》之後，儒者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但儒者仍然以一個龐大的數字存在著，作為學術的中堅力量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並在漢代大放異彩。
在挾書律中，李斯羅列了很多罪狀，但最重的罪有兩條，分別是「以古非今者族」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一個滅族，一個棄市。
這兩項罪的共同點是「以古非今」，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它來進行的，「偶語詩書」也許沒有什麼，但一聯想到《詩》、《書》是所有「托古立言」者無法迴避的話題，就明白隨便說說這兩本書有多麼大的嫌疑了。
除了上述兩大罪證之外，藏書超過三十天的罪過就要輕得多，所受懲罰也僅僅為「黥為城旦」，這是一個為期四年的戍邊刑，相比一個誅殺全族，一個殺身棄市，可說是很溫存的了。
除了《詩》、《書》之外，另一樣給扔進大火的還有各國的「史記(春秋)」，如李斯所言——「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這與法家的「滅先王之法」無關，完全是戰國時代秦國霸道的外交政策所致。
在秦以兼并為唯一目標的戰爭中，沒有一個交戰國對他存有好感，這種厭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戰國後期的一種普遍風氣，並影響到各國史官。他們提起秦國毫不客氣，極盡鄙夷譴責之能事，這促使李斯下決心要燒掉它們。
燒史書這一舉動沒有引起太大怨言，這多少跟不傷及儒者有關。但卻給後代作史的人留下很大遺憾，太史公在搜集資料寫《史記》時，不得不發出惋惜的聲音:
秦既得意，燒天下書，諸侯史記甚尤，為其所剌譏也。詩書多復見，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於周室以故滅，惜哉！
除了《詩》、《書》和各國官史，百家言也在被燒的行列中，但如果細辨，會發現百家言與前者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同。首先它不在被禁止談論的範圍內；其次，對私藏百家言的懲罰也相對輕得多；再其次，燒的範圍也僅僅局限在「非博士官所職」。「博士官」是官方設立的學者，將百家言只保留於他們手中，有很明顯的學術國有化的意圖。
雖然很大一部分人至今仍然籠統地認為，秦始皇焚書是要滅絕百家思想，但這不符合歷史原貌，也經不起邏輯上的推敲。活動的發起者李斯是法家弟子，無法想像他會把自家學派的言論就此焚滅。
阿城曾經在《閑話閑說》里提到這段，他說：秦始皇不燒世俗實用的書，例如醫藥書、種樹的書，秦始皇燒思想。
這話前半句沒錯，後半句呢？只說對了一半。
秦始皇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燒盡天下圖書，更不是「愚民」那麼簡單——布衣天子的可能性要等到劉邦才來創造，在秦始皇的眼中，也是春秋以來的普遍看法，貴族才是權力最有可能的威脅者，黔首是如此無力，以至於還看不到需要愚蠢化他們的必要。
普遍的說法是，李斯燒書，是為了恢復西周的學術制度，讓政府重新壟斷學術。
學術民間化起始於春秋，興盛於戰國，很大程度上滋養了戰國游士的狂放豪邁之風。在始皇帝建國8年後依然有淳于越這樣的人對帝王的思想路線指手劃腳，可以想見這種囂張作風多麼令李斯不安。焚書除了對意識形態做出粗略規範之外，也是對這種戰國餘韻的收束警醒。除此之外，焚書並沒有滅絕思想的企圖。
焚書坑儒
但焚書無疑是傷害了所有讀書人，以至於口誅筆伐在接下來的兩千年里一直沒有停止過。中國讀書人的一連串指責讓焚書更加具備象徵意義，成為思想禁錮的代名詞。
也許親手點起這場大火的秦始皇和李斯並不這麼看，「詩書」在他們眼裡跟各國的文字沒有什麼不同，和去掉的各國度量衡沒有什麼不同，和收起來的天下兵器沒有什麼不同。天下太平，萬法歸一，這是中國第一個對意識形態有自覺性規劃的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挾書律的執行期比我們想像的要長久，一直存在了22年，到了漢孝惠帝四年才被廢除。也就是說，焚書的行為，在法律意義上，一直持續到西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