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鐘讓你讀懂國學經典的產生
眾所周知，經典是文明的重要表現內容之一。追蹤歷史可以看到，經典形成雖然有一定外在社會、政治因素的偶合作用，內在卻仍然仰賴諸多學者們（經典寫作與編訂者、注釋者）的貢獻。本文嘗試以儒家經典為例，尋找在變動不居的歷史之中經典形成（Canonization）的一些共同特徵。
早期翻譯成歐洲語言的儒家經典
圖片來源：http://ricci.bc.edu/knowledge/translation-confucian-classics-european-languages.html
一般認為，儒家經典的源頭始自孔子刪訂、編訂六經。此後，孔門早期弟子如孟子、荀子等人加以恢弘發展，漢代開始更被確立為官方主流思想，再經由如鄭玄、朱熹等經學家的權威解釋，歷經幾千年，蔚為大觀。本文試圖論證：早自孔子對於諸多文本的刪訂與確定開始，儒家經典的形成就是一個選擇性消費（consume）文本資源的結果。相對於物化的文本而言，人類主體（孔子，孟子、荀子乃至後來的鄭玄、朱熹等）的選擇性消費（consumption）才是決定經典形成的根本因素。下文將通過考察孔子、孔門早期弟子（孟子、荀子等）與漢代以後代表性儒家經典注釋者（鄭玄與朱熹）等例證，對此加以論證。
（一）六經初成
大凡提及孔子的教育，首先想到的就是《詩》、《書》、禮、樂。相傳，孔子曾經刪訂《詩》、《書》。《論語》中有明文記載孔子以這兩部典籍教育弟子。除此之外，孔門教育還十分重視禮樂教化。畢竟，禮、樂原是古代禮儀事件中相輔之事。而踐行禮樂之際，又需以詩相配：三者原本一體，正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中又記載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既然禮用來實踐，那麼至少在口頭形式上也已經有了既定內容，然而才能有所「執」（此從漢代鄭玄的解釋）。以此類推，同樣作為孔門教育內容的樂，無論是否有明確的文本形式，大致也一定有了既定的規範。
而後世所傳另兩本儒家經典《春秋》、《易》，相傳則是孔子晚年教育弟子的補充資源。《論語》中記載，孔子五十而好《易》，《史記》更說孔子好「易」，甚至韋編三絕。這究竟是否屬實，歷史上或有爭議。而上個世紀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易傳》文字，恰有可與之相印證處。那麼，雖然孔子是否真作《易傳》（十翼）的說法大可商榷，孔子晚年好《易》應當確然無誤。再依據孟子以來的傳統說法，孔子周遊列國、回到魯國之後，編訂《春秋》就成為其晚年的主要工作。因此，四（《詩》、《書》、禮、樂）加二（《春秋》、《易》）等於六，也就出現了儒家的「六經」之數。
所以，在孔子生時，雖然已經有了後代儒家六經的一定文本底本或規範，但是這些已有資源（即文本底本和規範）在經由孔子的消費、編訂整理之後，意義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孔子的 「述而不作」——根據自己的理念而甄選和編訂已有文本的做法，不啻為孔子「創造」經典的表現。正是孔子對於已有文本與規範的消費，創造性的確定了「六經」。
中國記載音樂的方式之一：減字譜。
早期的「樂」究竟有沒有文本？
圖片來源：http://www.fraryguitar.com/history_pages/Elements08.htm
（二）儒家經典的系統化發展
儒家六經的流傳，在孔子之後的戰國時代，更向系統化闡釋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土的湖北郭店戰國竹簡中，明確提出六經的具體名稱及其各自性質：「《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書》，□□□□（引者註：原文缺失）者也；《禮》，交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語叢一》）
不過，儘管六經已經建立系統，然而落實到具體儒家弟子們對於不同經典的理解、強調，甚至系統重組，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韓非子·顯學》篇記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或有其實。而之所以有如此分歧，其原因就在於前面所說，弟子們各自於經典的理解、強調與系統重組各有不同所導致。這裡以孔子之後、早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孟子、荀子二人為例，加以說明。
《諸子集成》
圖片來源：弓街一號北美人文
孟子從孔門之教，時常援引《詩》、《書》等經典權威內容申明道理。除此之外，更十分強調孔子的《春秋》。在《滕文公下》篇，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到了西漢司馬遷作《史記》時，就繼承了孟子這裡對於孔子作《春秋》的敘述。而在《離婁下》篇，孟子又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裡孟子更標誌性地提出孔子作《春秋》之「義」，區別於《春秋》之文或史。後世關於《春秋》的「微言大義」之說就權輿於此。然而，《易》卻始終不見蹤影。因此，六經在孟子消費之後，不過五經而已。
比孟子年代稍晚的荀子，同樣重視五經。不同的是，荀子不再只是像孟子借五經文句的權威說明道理而已，更明確闡釋了五經自洽的系統。荀子不止一次對於系統化五經的各自不同性質加以論述。舉《儒效》篇為例：「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這裡所說《春秋》之「微」，與孟子說的「義」實是一事；而《易》仍然付之闕如。但是，《荀子》確實有提及《易》的相關文句（見《大略》、《非相》等篇），只不過，並沒有將其納入五經體系之中而已。因此，不妨認為荀子與孟子同執五經之說；所不同者，荀子更進一步，具備更系統的五經體系學說。換言之，荀子雖與前人一樣消費已有文本，不同之處則是，荀子在消費五經的同時，更為自己的消費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即五經各司其職，而總歸於聖人、百王之道。由此，建構起一個五經的整體系統。
稍加對比不難發現，荀子的五經體系與前文列舉的郭店楚簡六經系統相關論述並不相同：不僅五經、六經數目有別，相關經典的屬性論述也不盡相同。這些系統差異甚至還將延伸至漢代儒生們的討論之中。然而，這些早期儒家經典系統性論述差異的背後，卻展示出戰國之際儒家在既有經典之中消費文本的共同特徵。
辜鴻銘翻譯成英語的三部儒家經典
圖片來源：亞馬遜官網
（三）後世儒家經典的擴充與系統重構
漢代開始，儒家正式取得官方主流思想地位，儒家經典隨之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基本文本。於是，《漢書·藝文志》將六藝略——六經之屬放在諸多類別文獻之首，成為千餘年的定式。也正由此開始，六經早已不再是經典原文而已，更將經典的註解或解釋文本系統也納入其中。經典的再消費、註解的不斷增衍，使得儒家經典的內容與數量也隨之不斷擴充。與此同時，原本作為經典解釋的傳、記類文本，也同樣成為被消費的對象，陸續增加到經典數列之中。如《春秋經》擴展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類經典也增加了《禮記》；更往後，不僅《大學》、《中庸》從《禮記》中獨立成篇成為經典，《孟子》也從儒家的子部典籍升格為經典之列。宋、元以下遂有儒家「十三經」之說。而這些歷史所表現出儒家經典的不斷擴充，本質上仍是後代學者對更多文本進行消費、以及對已有經典文本進行系統重構的結果。這裡以兩位最為代表性儒家經典解釋學者為例，加以說明。
一是東漢末年的學者鄭玄。《後漢書》里說鄭玄著作宏富，不僅遍注群經，更遍及當時與經書相輔的緯書及其他典籍等。然而，仔細說來，在六經之中，鄭玄並無《春秋》的相關完整註解。而其他四部經典（一般認為，《樂》或無經，或為秦火所焚而不傳）的註解，鄭玄多從當時東漢之傳承，多從古文系統文本加以解釋。而說到鄭玄注經的具體特徵，則是以其禮學系統學說來註解其他儒家經典，即所謂「以禮注經」。具體來說就是以《周禮》為中心的三部禮學經典（《周禮》、《儀禮》、《小戴禮記》）文字和內容，來註解其他經典。鄭玄之前，《周禮》已經有劉歆等註解闡釋，甚至已經被列為禮學經典之首。但是，《周禮》究竟是否可以歸屬儒家經典之列，在當時不乏爭議：東漢的另一經學大師何休就直其斥為「六國陰謀之書」。然而，經由鄭玄對《周禮》的消費，註解之後，直接導致《周禮》再次備受關注，不僅成為鄭玄之後的儒家禮學系統的核心所在，更是為後世所接受，成為整個儒家經典系統、甚至國家與社會禮典實踐中不可或缺的根本性經典依據。除此之外，經鄭玄消費而成為後世儒家經典文本的，還有《小戴禮記》。鄭玄取相傳西漢戴勝所作《小戴禮記》，為之註解，而對相傳西漢戴德的《大戴禮記》文本則置之不顧。其中原委也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周禮》與《小戴禮記》之所以能夠最終確立為儒家經典，不得不承認與鄭玄的理解與註解有著莫大關係。
《十三經註疏》
圖片來源：弓街一號北美人文
東漢鄭玄之後，另一位著名的儒家學者當推宋代大儒朱熹。在中國儒學、經學乃至思想史上，朱熹地位不同一般。當代學者錢穆甚至將其視為孔子以下的第二人。與漢、唐以來的經學註解不同，朱熹及其弟子們不僅註解、整理全部五經文字，更著重強調四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大有以四書取代五經之勢。其實，在朱熹以前，《孟子》已由儒家子部典籍升格為經典，而且《大學》、《中庸》也已經從《禮記》中獨立成篇，為儒家所重視與註解。然而，經過朱子及朱門弟子整理、註解之後，儒家經典一變成為「四書——五經」系統，而四書最終形成了經學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儒學也最終成為孔孟之學。
鄭玄和朱熹被視為傳統經學史、儒家經典註解史上的兩座高峰。雖然仔細深究起來，鄭玄和朱熹二人關於經典的解釋有著諸多不同特點；但是，二人依據各人所理解的經學系統，選擇性消費，註解、重組與強調不同的經典內容，卻是其相同之處。更為重要的是，經過他們消費、注釋與強調的內容，最終都成為後世儒家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改變了後世所接受的儒家經典系統結構。
結論
以上，通過儒家經典形成的歷史回顧，考察了在這一過程中，諸多歷史人物對於經典文本的選擇性消費與重組經典系統的一些共同面相。結論認為，相對於物化的文本，活潑潑的人的選擇行為，才是最終確立經典的產生與發展的要素。這一考察的啟示在於，經典並非天然地、絕對地存在於某些特定文本之中，而是人的思想與消費行為的產物。而註解經典的工作，同樣也是注釋者為自我思想代言的結果；注釋者根據各自的需要，選擇性消費、強調與重組經典文本乃至經典思想系統。這一結論當然瓦解了某一特定歷史經典的內在神聖性：只要有注釋者的參與與貢獻，不斷消費與創造，任何時代的作品都不妨可能成其為後世的經典。經典偶像的倒塌也許令某些人無所適從。不過，與其崇拜那些外化的神聖，毋寧讓我們崇尚人類內在的自由思考與自主選擇的靈活性吧。或許，這才是人類文明的本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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