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理解美國？

我們用四本書，讓你更好的了解美國這個國家。

我們能從美國的公司文化中學到什麼？

《忠誠的終結：美國好工作的興衰》

作者：[美]瑞克·沃茲曼

出版社：Public Affairs

出版日期：2017年5月

定價：30美元

導致「好工作」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公司文化從1980年代以來崇尚「股東價值至上」，從而放棄了原本對員工所承擔的責任。

這本書探討了美國公司和僱員之間的關係。通過追蹤4家美國公司起初在二戰之後給員工好的福利激發工作熱情的做法，到近年來千禧一代和僱主之間關係的變化。

許多年後，很多美國人情不自禁地將那個逝去的年代浪漫化，將其稱為「黃金時代」。他們高呼「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用選票將特朗普送進白宮，只因他承諾要讓「黃金時代」再現。

那時候，一個美國白人男性，只要能在工廠里有份工作，即使所受教育不多，技能不高，也能擁有一條通往中產生活水平的上升路徑。而今天的美國社會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約一半美國人的每小時工資低於15美元，約1／3處在工作年齡的美國人或是失業，或是其收入難以維持四口之家的生計。普通美國人越來越難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所謂「好工作」是指具有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享有平價醫保等福利，可以在養老金賬戶上積攢足夠的錢。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將此種厄運歸咎於全球化，而在一些學者看來，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普遍應用才是導致「好工作」衰落的決定性因素。

有別於上述兩種視角，美國德魯克研究所的學者沃茲曼（Rick Wartzman）出版的《忠誠的終結：美國好工作的興衰》（The End of Loyalty The Rise and Fall of Good Jobs）一書中探究了被忽視的另一個層面。他指出，導致「好工作」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公司文化從1980年代以來崇尚「股東價值至上」，從而放棄了原本對員工所承擔的責任。

沃茲曼首先回顧了那個令人眷戀的「黃金時代」是如何誕生的。1943年3月，隨著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節節推進，19位美國的頂級工商界領袖在紐約的哈佛俱樂部聚會，商討如何應對戰後的經濟狀況。戰爭讓美國經濟開足馬力，紅紅火火，那麼戰後的美國經濟會不會重演1930年代由於總需求不足而導致的失業、貧困和社會解體？這些工商界領袖達成的共識是在僱主和員工之間建立社會契約，以避免失業和總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生產過剩。正是這一共識使得美國在二戰後創立了由私營企業主導的福利制度，包括由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以及私營養老金賬戶等，和西歐國家在二戰後形成的由政府主導的福利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

沃茲曼剖析了4家美國頂尖公司——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可口可樂和柯達——在二戰之後的僱用政策的發展歷程。這些公司在1950年代蓬勃發展，同時向員工提供了可觀的福利。以柯達為例，它在1955年用於人身保險、退休金、撫恤金、失業補助和帶薪休假上的福利資金，使每位員工平均可以獲得1000美元，其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8000美元。它為員工提供終身醫療保險，工齡超過15年的員工，其受養人（包括配偶、孩子等）也可以享受醫保。通用汽車則通過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集體談判所達成的協議，向員工提供工資漲幅、醫療保險、養老金計劃，以及在分廠關閉期間的失業補助等福利。

這種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社會契約造就了美國「好工作」興盛的「黃金時代」。當然，它絕不僅僅是前述19位工商界領袖的「哈佛俱樂部共識」的結果，而同時有賴於工會的強大話語權。當時美國25%到35%的私營部門員工都參加工會，這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參加工會的員工不僅可以通過集體談判來改善福利，即使在那些沒有工會的公司，員工也可以因此受益。比如柯達公司就沒有工會，它一直通過向員工提供高福利來證明自己不需要工會。

這段「黃金時代」持續了20多年。1970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組織的全國性罷工再次取得重大勝利，如果員工在車廠工作30年以上，退休後可以得到全額工資作為退休金。未曾想到的是，此時已經接近「黃金時代」的尾聲。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引發石油危機。1974年，美國扣除通脹後的實際工資水平出現了二戰之後的首次負增長。美國經濟開始進入高通脹和高失業率並存的滯漲狀態。

更大的衝擊來自全球化。全球化對美國的第一輪衝擊來自德國和日本。價廉物美的日本車迅速擠佔美國市場，當時日本汽車工人的收入和福利遠低於美國汽車工人，這是保證其低價的關鍵因素。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美國的公司文化發生了劇變，湧現了一批新型的企業家。其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人熟知的傑克·韋爾奇。他在擔任通用電氣CEO期間實施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改變了僵化的官僚體制，大幅提升了企業的執行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任職期間，通用電氣裁撤了17萬個工作崗位，也就是說，它把17萬失業人口推向了社會。

對韋爾奇這種新型企業家來說，公司的目標是「股東價值至上」，衡量公司是否成功的依據在於它為股東創造了多少價值。當時適逢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浪潮，金融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迅速攀升。韋爾奇讓金融成為通用電氣的一項主業，逐漸偏離了作為公司根基的製造業核心。這隨即為眾多企業所效仿。

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Jerry Davis）在2009年出版的《市場管理：金融如何重塑美國》一書中指出，在美國，公司曾經是社會結構的核心，是社群價值和政治、經濟權力的匯合點，但是在「股東價值至上」的浪潮衝擊之後，它變成了一組合同的集合，是多種經濟交易的法律外殼，其實體可以在證券市場上分割買賣，公司對於除了股東之外的其他人的責任都隨之式微。

沃茲曼給出類似描述。在「股東價值至上」的驅動下，CEO主要考慮短期利益，而非企業的長期利益和可持續發展。在這種思考模式下，通過維護僱主和員工的社會契約來贏得員工的忠誠和敬業精神，變得不再有意義。

工會的整體衰落也是導致社會契約解體的重要原因。製造業公司易於建立工會，因為數千名產業工人在同一廠區內從事彼此密切相關的工作，可以一呼百應。而隨著美國經濟的重心從製造業轉為服務業，不僅服務業公司的員工數量遠遠少於製造業公司，而且其空間結構遠為疏散，難以建立具有強大話語權的工會組織。當前，美國私營部門僅有7%的員工參加工會。工會集體談判權的缺失，使得普通美國人根本無力抗衡「股東價值至上」的浪潮。員工的實際工資和福利水平都每況愈下。「好工作」興盛的「黃金時代」由此消逝。

如果放寬歷史的視界，就會發現美國社會在20世紀中期的這段「黃金時代」，其實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段例外時期。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013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回報率始終超過收入增長率，因此必然會造成財富集中和貧富兩極分化，並導致階級固化。歷史上唯一的例外時期是從1930年到1975年間，由於大蕭條和世界大戰摧毀了很多精英階層的財富，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實施收入再分配，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有所緩和。但此後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貧富兩極分化再度加劇，世界逐漸回歸到19世紀那種主要由繼承財產主導的「世襲資本主義」。

可以說，沃茲曼的這本書是對《21世紀資本論》的一個補充，它說明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緩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通過國家干預，而是通過公司主動承擔社群責任，與員工建立社會契約。然而，在「股東價值至上」已經成為金科玉律的今天，美國社會還能重現那種由「哈佛俱樂部共識」所倡導的「有善心的資本主義」嗎？——也許，對於「黃金時代」的執著的鄉愁將引發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變革，這一變革的進程將充滿曲折與衝突，喧嘩與騷動。特朗普的當選只是開端。

美國究竟怎麼了？？

《精英的黃昏》

作者：[美]克里斯托弗·海耶斯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定價：58.00元

本書梳理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美國精英政治體制在教育、文化、政治、經濟、金融、體育、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領域的種種敗跡，藉助包括次貸危機、房市泡沫、華爾街醜聞、社會運動、媒體事件等勾勒出美國的最新樣貌，堪稱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美國社會／政治史」。

比任何時候更動蕩不安，精英主義思維導致了這一切

1999年至2010年，這個已經習慣於偉大和發達的國家不得不讓自己適應它那踟躕不前的經濟。這十年，以計入通脹後的收入看，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下跌了7%，大多數美國人比近年來任何時候都要動蕩不安。層出不窮的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說這個國家「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而那種認為今天的年輕人會比他們父輩生活得更好的樂觀主義情緒，已然降到了1980年代初民調開始問這個問題以來的最低水平。

我們鋪天蓋地的幻滅感，通常顯現在那些狹隘的新聞報道上，它會影響總統的支持率，有些政黨會從中獲益，有些則深受其害。美國的諸多問題，大多數人要麼認為是與自己意識形態對立的一些人看好的政策所造成的惡果，要麼當成種種政治無能的產物。

但是，過去十年間反映出來的核心問題並不僅僅是政治無能，而是美國這個社會的支柱性體制，幾乎全都出了問題。金融危機及其導致的曠日持久而又折磨人的經濟困頓，只是精英治國失敗、近來不斷爆發的腐敗和無能的最新例證而已。

究其原因，是這三十年來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已經造成了一種畸形的社會秩序，同時也造就了一群不去改變這種現象，反而令體系失效、腐敗叢生的精英。但大多數人並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們理解的精英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承認自己關於社會應當如何運作的最根本想法和共同信念完全是精英主義的，而且已然同意讓某個階層的人來替我們作決定，只要我們找對了人，接下來一切就會順順利利了。

要從權威危機所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我們不得不重建我們的政治體系，給它一個嶄新的面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安德魯·史密斯，在2011年秋天的某個傍晚告訴我，這個運動無關「左右，而是上下」。在一片鑼鼓聲、叫喊聲和反覆念叨「我們！是！那99%！」的口號聲中，他湊近時我說：「我想這對有些人來說會非常可怕。」

超越左右政見分歧並不只是一個口號。那些主張實施最深層結構性體制改革的人都堅決認為，不應再以傳統的標準去劃分左右。正如精英政治的失敗殃及了一些看似與此無關的受害者——因麥道夫龐氏騙局而破產的棕櫚灘退休人士，因母親的住房斷供被銀行收回而無家可歸的孩子。你會發現，在那些與精英政治失敗有關的案例中，左派與右派的差異並不比我所謂的造反派和制度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更明顯。

保羅·克魯格曼和戴維·布魯克斯，造反派和制度主義者的交鋒

保羅·克魯格曼就是個典型的造反派。此人曾堅定地相信精英的能力，並捍衛新自由主義的專家治國論，反對把國家交給普通人去治理。如今連他都開始相信統治這個國家的精英一定出了大問題。過去十年呈現出的敗象使克魯格曼對精英論產生了極大懷疑，並諷刺仍持精英論的人「非常嚴肅」。現在，他常讚許地引用像激進作家娜奧米·克萊恩的觀點，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造反派不僅認為我們現有的機構及其所支撐的社會秩序已經基本崩壞，而且相信讓這些精英變得有責任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迫使他們放棄自身的權力。造反派把人們對公共機構的信任直線下降看作是一件好事，當然前提是它能激發社會發生必要的動蕩和變革。造反派想要人們對美國一些大機構的行為加以反思——政府、企業，還有文明社會。

站在造反派對面的是制度主義者，他們把權威受到侵蝕和公眾信任的不斷下降視為可怕的趨勢。制度主義者害怕生活在沒有核心權威的社會中，擔心它隨時會崩坍而落入暴民之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是經常出現在大眾視野中的制度主義倡導者，還在2009年闡述了後者的願景。

許多像布魯克斯這樣在我們的支柱性機構身居令人艷羨職位的人——從大學校長到CEO——都具有制度主義者氣質。美國參議院兩黨幾乎人人都是制度主義者。即將退休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參議員克里斯·多德在其告別演講中譴責了這樣一種現象，即「美國人對政客的不信任，為參議員彼此不信任、貶低參議院、從政策制定過程中脫身提供了借口」。他說，他希望這些人能經受住這種考驗，轉而正視參議院自身的獨特職能。而這些職能，恰恰是批評家認為參議院不可能自我調整的問題所在。

從多德對其所在機構的辯護中可以看出，很多制度主義者堅信那些處於權力核心的人所付出的辛勞與他們收穫的信任不成比例。2011年達沃斯論壇期間，儘管柯林頓婉轉承認了精英的失敗，但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還是為那些被憤怒民眾攻擊的銀行家做了辯護。「我認為像這樣不停叫囂著反對銀行家——對人們來說，真的既無益又不公平，」在此次論壇某個環節的發言中，他如此說道，「在我看來，大家不該再這樣下去了。」

歸根結底，無論你站在哪一邊，都已經意識到我們當前的支柱性機構和統治階層是何等糟糕。應該在邊邊角角做些改革，還是必須大刀闊斧地整頓，甚至完全推倒重建呢？

永久改變了美國社會的1960年代，也帶來了「才能上的貴族制」

奧巴馬說的話讓人覺得他好像站在大刀闊斧整頓這一邊，做的事卻像相信只在邊邊角角做些改革即可的人。這正是為什麼他在任期間讓這麼多人沮喪的問題所在：競選時扮演造反派，執政時卻變成制度主義者。他任期內最具悲劇性的反諷是：他的當選標誌著1960年代以來精英政治的最高成就，但在那一刻，這個體系開始內爆。

同樣的社會秩序既創造了神奇的大選之夜，也導致了現在的危機。這個故事始於上一次的權威危機，其標誌是稱為「1960年代」的長期社會動蕩。當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平等達到了一個高點。工會非常強大，工資穩步上升，中產階級生活的基本要素——醫療保險、住房和高等教育——是美國有史以來覆蓋面最廣的。

然而，在種族、性別、性取向方面，這個國家存在嚴重不平等，並被一小撮自成一體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男性所控制。通過持續攻擊對拉長越戰負有責任的統治階層、家長政治及種族歧視，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永久性地改變了美國社會，使之變得更好。

為取代過去的白人統治階層，美國接受了精英政治這一源頭可追溯至建國早期的理想。除了過去一直提倡的自主和勤奮工作，精英政治通過向婦女和少數族裔敞開大門，同時重視年輕人甚於資深人士，重視個人才華甚於「組織人」聽話的美德，把1960年代社會運動的訴求納入其中。但無論這種社會運動許諾過怎樣的平等，塵埃落定時，出現的卻是一種更加開放但依然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秩序。

精英政治消除了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但以每個人的能力和動力不同為由，在原地建立起了一種新的等級制度。它給予聰明人和遲鈍者、勤奮者和懶散者極其不平等的回報與資源。最極端的是，這種價值觀頌揚一種「才能上的貴族制」，這與民主理念極難調和。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指出的，「精英政治是對民主的嘲弄」。

美國的歷史雖然短但足夠波詭雲譎

《劍橋美國史》

作者：[英]蘇珊-瑪麗·格蘭特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1日

定價：68.00元

這本書探討了美國的一些內在矛盾：一個打著自由名號卻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國家；遭遇分裂和內戰而被迫維護團結、重估理念的國家；一個在金融危機和全球衝突背景下努力建立道德霸權、加強軍事保障並維持經濟穩定的國家。書中各色人物—奴隸和奴隸主、革命者和改革家、戰士和政客、移民和難民—的聲音和當今多元化美國社會中的其他聲音，共同定義了今天的美國。

從一片土地到一個國家，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

美國最初只是一片土地，後來才成為一個國家。遠在這個國家建立之前，人們就已經對這片土地展開了想像。早期移民不管最初打算定居在此或開闢貿易航線，尋找新家園或僅僅尋找可以帶回家鄉的新資源，這個新世界對他們都充滿誘惑。然而，真正在這裡永久定居的只有印第安人部落，其他的早期移民嘗試多以失敗告終。

在這種沒有外來干擾的情況下，居住在美洲大陸的各個部落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現代眾多的美洲土著語言部族和種族群體。19世紀民俗學研究者傑里邁亞·柯廷指出，這個時期的美洲原住民族群本質上都是基於宗教信仰和血緣關係形成的原始社會。柯廷對美洲土著社會聯繫的描述完全可以用來描述15世紀的歐洲：當時，此起彼伏的宗教動蕩和政治動亂也在不斷形成，割斷類似的社會聯繫。但無論「原始人類」的概念，還是斷言美洲只是等待歐洲「發現」的大陸，柯廷的觀點都與現代學者對美洲歷史的理解完全不同。

在與歐洲民族接觸之前，美洲各土著部落之間在文化和語言上存在一定差異。當時的人口規模大致在1000萬至7500萬。相比之下，當時歐洲和非洲的人口規模分別為7000萬和5000萬。各民族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商旅往來，以及不可避免的戰爭，但由於美洲大陸地域廣闊，各個部落的文化與族群都得以繁榮發展。和當時的歐洲社會一樣，他們也面臨著衝突與競爭，不得不做出改變，去順應變化的農作模式和日益擴大的貿易網路。事實上，美洲土著部落與之後入侵美洲的歐洲社會文化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性可能比差異性還要突出。

美洲土著有許多種創世神話，但本質上是一個相似的故事：世界的源與變、魔法巫術的變形、人類的誕生和人類融入世界的轉變。歐洲關於美洲起源的神話並無大異，只不過少了些法術招魂、神人同形同性的元素。歐洲白人移民美洲本質上也是一個關於土地的故事，他們不僅聲稱美洲土地為自己所有，還將這種所有權與土地的精神聯繫起來。對於最早的歐洲移民來說，要將這片土地變為殖民地，第一步就是了解這片土地和居住在此的土著居民。由此開始的殖民過程讓這些美洲土著部落幾遭毀滅。在這裡，歐洲移民仿照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法律、政治、宗教及社會結構，基於舊世界的價值體系構建起殖民文化。隨後幾百年里，這種殖民文化不僅從英國皇室的管轄中獨立出來，還逐漸發展成為地球上最強大國家的文化。

哥倫布、貪婪和疾病，美洲土著的災難時刻

一切都始於1492年熱那亞水手哥倫布抵達西印度群島的那一刻。對物質資料的需求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促使西班牙頻繁興起航海活動，興趣背後還有更大的野心：即獲取香料、茶葉、絲綢，尤其是黃金。在此過程中，葡萄牙開始了奴隸貿易，這後來也成為大西洋世界經濟、社會層面的一個典型特徵。葡萄牙在蔗糖貿易上取得了成功，在非洲南部海岸開闢了航海線路，在非洲大陸西海岸建立了貿易站。看到這些為葡萄牙帶來了利潤，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派哥倫布前去尋找一條通往印度群島的西路航線。

相比同時代的其他航海家，哥倫布顯然低估了環球航程的距離。當他很快抵達巴哈馬群島時，就相信自己已經到了東印度群島，將當地居民誤稱為「印度人」。哥倫布的抵達為歐洲拉開了一道序幕：歐洲強國對美洲的探索、佔有和征服將在此一一上演。從第一次接觸開始，一切就顯而易見：歐洲強國認為美洲是供他們掠取的。

一開始，殖民不大可能成功。哥倫布最初試圖在伊斯帕尼奧拉島建立殖民地，以失敗告終。1502年，哥倫布最後一次遠航美洲。同一時期，義大利探險家阿梅里戈·韋斯普奇在多次沿海航行後，意識到哥倫布偶然發現的是一片全新的大陸，其面積之大、人口之多，遠超歐洲人的想像。然而直到1519年至1520年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後，歐洲才對地球的範圍有了完整的了解。

在沒有切實證據的情況下，歐洲人幾乎無法理性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說與之達成妥協。歐洲與美洲第一次接觸時，並不全然是這種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災難性劇減，疾病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黃熱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泰諾人總人口尚有30萬至100萬，之後短短50年內他們幾乎完全消失；1861年至1865年美國內戰期間，有38%的白人聯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而死亡。

16世紀的美洲土著部落面臨的危險並不僅僅是從舊世界帶到「新世界」的這些疾病，更主要的是帶來這些疾病的人。來自歐洲的暴力與病毒相繼給美洲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歐洲的暴力伴隨著對黃金和權勢的貪婪，給美洲帶來了毀滅性災難。競爭與衝突對於美洲土著部落本不陌生，但歐洲幾大強國在所謂「第一次地理大發現」時期爆發的競爭力還是擊垮了他們。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讓英法為之鼓舞，但兩國也意識到隨之而來的威脅，進而試圖在歐美挑戰西班牙的霸權。

作為陌生「他者」的美洲，「後哥倫布時期」的歐洲影響

「後哥倫布時期」的本質不是殘殺，而是歐洲對新世界在文化上緩慢但強勢的侵蝕，這種文化侵蝕貫穿於歐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後來進一步開拓美洲的全過程。從最早的歐洲探險時期開始，歐洲人對於殖民者與當地土著之間的關係就有著近乎矛盾的看法。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當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剝削對象。而從宗教角度來看，他們又適合作為傳教對象。歐洲人對於適應新世界的文化毫無興趣，也從未認真考慮過以歐洲的規範去同化原住民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在他們眼中，這些非歐洲人既是潛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這種不確定的矛盾視角不僅存在於西班牙殖民過程中，也體現在16世紀至18世紀整個美洲殖民進程中。

要探究歐洲對後哥倫布時期美洲的影響，還必須考慮當時歐洲自身的發展。15世紀興起的印刷術不僅帶來了書籍和木版畫的興盛，也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擁有了地圖。早期印刷業的發展推動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義的廣泛傳播，當歐洲的視線投向大西洋對岸，圖像便具有了與文字同等的意義。人類社會早期繪製的地圖多服務于軍事，當時歐洲編繪的美洲地圖幾乎就是一張藏寶圖。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內塞於1544年編繪的世界地圖中，就清晰地標註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銀礦的航海路線以及麥哲倫環球航行的路線，但對於北部地區的繪製卻相當模糊—而正是在這裡，日後建立起了美利堅合眾國。

從早期的美洲地圖可以直觀地看出歐洲當時地理知識的局限。阿格內塞1544年繪製世界的地圖顯示，16世紀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則被描述為一片財富與危險並存的土地。早期地圖裡的這些附加信息都傾向於製造轟動效應。哥倫布航海之後發行的出版物中也有關於新世界的插圖，其中對於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繪都不討人喜歡，給歐洲對於美洲的想像蒙上了噩夢般的陰影。

如何從一個城市的變遷看懂美國

《城市的品格》

作者：[美]邁克爾·布隆伯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定價：40.00元

經濟增長與城市清潔的空氣可以兼得嗎？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與環保運動領導人波普提出了他們認為更有前途的解決之道和現實方案。兩個人通過分享了他們在政府、企業，以及政治運動中的切身體會，規划出一張路線圖，來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史上極其複雜的挑戰。

曼哈頓上的異數，時報廣場的改變時刻

長久以來，城市規劃者一直相信，人的需求與汽車的需求其實是一致的，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城市領導者意識到，一旦人的利益與車的利益發生衝突，應優先照顧人的利益。這並非什麼革命性的觀念，但有時最徹底的改變往往源於最簡單的理念。

2009年，紐約市交通專員珍妮特·薩迪-汗給我提了一項建議：禁止機動車開進時報廣場。我以為她在開玩笑，但其實她沒有。時報廣場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百老匯的大本營，全球最繁忙的交通樞紐之一，這可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時報廣場。我告訴她，她瘋了。

我的第一反應是，禁止機動車進入時報廣場肯定會造成更嚴重的擁堵。幾乎所有人都這麼認為。但聽到她接下來說的理由，我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幾十年來，時報廣場的交通一直是一場噩夢。畢竟時報廣場位於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心，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到訪，還是數百萬人上下班的必經之地。不堵才怪。

曼哈頓的街道呈網狀分布，遊客可以輕鬆穿梭其中，不致迷路。1811年，曼哈頓的規劃者為了使城市發展更有序，選擇了這種布局，而百老匯大街在其間顯得格格不入。沿著幾個世紀前先民開闢的路線，百老匯大街在原本橫平豎直的布局上，划出了一條對角線，所經之處分割出一個個小三角形街區。這些小三角形成了不同的廣場：格里利廣場、麥迪遜廣場、先驅廣場、時報廣場和林肯廣場。各個廣場上，汽車、行人、自行車、購物者、熱狗小販，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人群熙熙攘攘，爭奪著自己的立足之地。毫無疑問，時報廣場上的這種競爭是最激烈的。街頭人潮湧動，不少人目光流連於高處的華燈。他們不走人行道，而走在大路上，因為人行道往往擁擠不堪。與汽車擦碰在這裡很常見——時報廣場上行人被撞的次數至少是周邊街道的兩倍。

珍妮特一反慣性思維，提出通過禁止機動車通行以舒緩交通的建議。在與紐約的交通工程師溝通後，她認為在百老匯大街的某些交叉路口禁止機動車穿行，能夠使交通更為流暢，因為調整之後，路過時報廣場的司機能夠享受的綠燈時間更長，而世界中心則多出了2.5英畝（約合15.17畝）的行人公共空間。

這聽起來很合理，值得一試。要是失敗了怎麼辦？吸取教訓唄。我競選市長可不是為了小心謹慎地度過平庸的任期。我的一些政治顧問可能會想，為什麼不等到我的連任競選結束再推行？但他們都很明白，我是不會聽從他們的勸阻的。

沒有車輛的時報廣場，行人獲得了應有空間

我和珍妮特宣布在時報廣場和先驅廣場展開6個月的步行廣場試點。最初人們的質疑比我想像的還要洶湧。《紐約日報》的一位專欄作者咆哮道，時報廣場將很快「變得擁堵不堪，寸步難行，成為遊客的聖地、紐約市民的噩夢，這就是布隆伯格市長為這個市中心規劃的樣子」。她說，這個想法「卑鄙至極」。一篇標題為《布隆伯格殺死馬路的計劃》的專欄文章，幾天之後得到另一篇名為《此路不通》的專欄文章的呼應。

珍妮特之前為廣場落成儀式訂購了一批金屬桌椅，但這些桌椅未能及時送到。她於是隨機應變，從布魯克林一家五金店訂了幾百把彩虹色的沙灘椅。擺好沙灘椅後，大家毫不猶豫地坐了上去。就在那一刻，我們就知道，廣場一定會成功。事實的確如此。往來不息的人群在時報廣場上有了不一樣的感受，這種體驗一直保留至今。很多之前覺得我們不可理喻的人現在反而開始抱怨：「我們小區附近怎麼沒有這種廣場呢？」這是典型的紐約人做派。

我們在推廣這個做法之前，必須回答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將如何影響交通？

汽車誕生後的一百年，城市需要用鐘錶來衡量交通流暢度。交通部門會派司機在一個地區一遍遍地穿行（或是爬行，因為交通時常擁堵），測量他們的速度。這種方法不夠精確。如今，我們擁有了方便得多的工具：GPS。截至2009年，我們已經強制要求紐約1.3萬輛黃色計程車安裝了GPS。每天經過時報廣場的計程車難以計數，我們可以精確地收集有關它們行駛速度的數據，以對比步行廣場設立前後的車速變化。

110萬次的計程車行駛數據顯示，重新設計道路之後，時報廣場附近的通行時間縮短了7%。最重要的是，交通事故導致的受傷人數減少了35%，因為行人不用再與機動車爭搶空間。道路整改之前，時報廣場中心89%的區域都是機動車道，即使每天穿過時報廣場的人中有82%都是步行通過。設立廣場之後，行人終於獲得了應有的空間。周邊的商鋪起先擔憂新的規劃會損害它們的利益，事實恰恰相反。到2013年，時報廣場的商鋪租金增長了一倍，它也首次躋身全球十大最有價值購物街區。

時報廣場的步行廣場遠超我們最樂觀的預估，我們開始在全紐約推行同樣的整改。我們另設了超過50片步行廣場，釋放了數十英畝的公共空間。這些步行廣場臨近的社區都享受到了同樣的好處：商鋪迎來了更多消費者，行人有了更安全的環境，所有人都能呼吸更清潔的空氣。

更適合騎行的未來，全球的城市都在審視

為了逐漸擺脫汽車擁堵、降低碳足跡、保證行人和自行車擁有足夠的空間，全球的城市都在重新審視街道規劃。2013年，巴黎把塞納河左岸的部分地帶劃成無機動車的步行區，如今巴黎還在規劃將塞納河右岸從巴士底廣場至盧浮宮之間的路段改造成步行公園。馬德里也在逐漸擴張2015年設立的無機動車區，希望在2020年以前基本實現市中心的無機動車化。巴塞羅那正在建立「超級街區」，即不同街區的聚合體內部無車流通過。交叉路口被改造成公共空間，街道重新成為行人與自行車的領地。若超級街區成功建成，各個城市都會爭相仿效。

在紐約，我們將1.3萬輛計程車換成混合動力或其他高能效的車輛，燃料效率因此提高了約50%。我們效仿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車道設計。上一次紐約市長嘗試推出自行車道是在1980年代，但當時並未成功，主要是自行車道太少了。我們在12年時間裡共建設了長達470多英里（約合756公里）的自行車道，包括受保護的車道，它們與汽車道之間通過停車場分隔開來。這些努力顛覆了民眾慣常的想法：在紐約街頭騎車是快遞員和自行車狂人才會做的事。

在紐約或北美其他城市，騎車出行的比例一直很低。波特蘭僅有約7%的居民騎車上班，這已是全美最高水平。而阿姆斯特丹居民騎車出行的比例近40%。多年來，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覺得紐約永遠不可能成為「自行車上的城市」。但街道越安全，就會有越多人騎車。2001年至2012年，紐約騎車上下班的人數增長了三四倍，而每年因自行車發生的交通事故的數量絲毫沒有上升。在最早設立受保護車道的第九大道，儘管騎車人數劇增，道路事故的致傷率反而降低了58%。基礎設施建得越好，騎車的人數也會越多。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並非一開始就是自行車之都，它們首先做的也是讓街道更適合自行車出行。更多的城市在緊跟它們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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