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三不朽」與「三嬗變」

《左傳》載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國傳統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但古往今來，能同時完成這三個目標的人寥寥無幾。然而，王陽明卻被後世認為是「三不朽」人物。清代學者王士禎在《池北偶讀》中贊道:「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這也是王陽明備受後人推崇的一個重要原因。立德，開創陽明心學；立功，43天平定寧王叛亂；立言，龍場悟道之後開館授徒，最終留下39卷《王陽明全集》。

在儒學史上，王陽明能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如此非常人物，也必有非常之經歷。王路平先生浸淫陽明思想研究30餘年，他在《論王陽明悟道弘道的心路歷程》一文中指出，立德是王陽明「三不朽」的關鍵所在，立德如活水之源，之後立功、立言是水到渠成之後的弘道。而王陽明立德悟道的歷程，王路平先生認為有一個「三嬗變」：始泛濫於詞章，繼學朱子之書，又出入於佛老，最終龍場悟道而始入聖人之門。

王陽明出身於世代書香之家，家學極為深厚，父親王華35歲考中成化辛丑狀元，任京師翰林院修撰，後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王陽明12歲時隨父寓京師就塾師。在北京期間，王陽明與傳統儒學弟子一樣「泛濫於詞章」，又「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陽明在詞章方面的興趣，一直到31歲才覺悟而中止。他在京師時曾與文學「七才子」結社，先與之唱和，後即棄之。他慨嘆「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認為詞章之學不能解決安身立命的精神生命問題。

王陽明17歲在南昌結婚期間，曾與鐵柱宮的道士討論養生術，並修鍊導引術一個通宵。陽明出入佛老，尤其對道教的養生術感興趣，是因為他在青少年時代就患上了肺病，想藉助佛老之術醫治肉體生命的病痛。30歲時，他曾在九華山無相、化城諸寺院與和尚談佛參禪。31歲時他移居杭州西湖養病，遍歷西湖的南屏、虎跑諸寺。並在家鄉會稽山陽明洞築室修鍊道教的導引術，前後達一年之久。但他發覺道、佛二教遁世修鍊不但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而且在啟發人們覺悟方面，也不及孔孟儒家之道高明和切合中國實情。經過長期冥思苦想後，他終於與佛道二教決裂。

18歲，朱熹學派後人婁一齋曾向他闡述朱子的格物窮理之法。朱子認為一草一木都包含至理，陽明在北京以父親官署中的竹子為對象，試圖窮究竹子之理，苦思達7日之久，以至於大病。27歲時，再讀朱子之書，結果仍感到朱子之心與理終判為二，外物之理如何能促使自我達到聖人之境，陽明不得其解，遂再一次引發大病。兩場大病後，陽明對朱子之法產生了懷疑。34歲時，在京城與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交往中，湛若水的「自得」思想給陽明以啟示，對他爾後龍場悟道提出「吾性自足」說有很大影響。

正德三年(1508)，37歲的陽明在龍場悟道，這是他學術思想的一個分水嶺。陽明抵達龍場，當即面對環境艱險、居無定所、生活無著、疾病纏身和本地官吏迫害這五大苦難，這五大苦難的折磨超過了一般人所能忍受的限度；在龍場這種出生入死的臨界境況下，長期困擾陽明心中的生命精神歸宿問題再次空前大爆發。德國存在哲學大師雅斯貝爾斯認為，大病、生死是人實存的「臨界境況」或「邊緣處境」，它能促使人突然覺悟，發現日常世俗生活的虛幻和無聊，大病、死亡迫使人們重新檢視生命存在的本真價值，尋找人生的終極意義。陽明設想：「聖人處此，更有何道？」於是他拋開一切得失榮辱、生死之念，開始靜坐沉思，以求靜一，他終日默坐「玩易窩」中，冥思苦想，反覆誦讀《周易》，終於悟出「心即理」之道。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龍場悟道」。龍場悟道後，王陽明自覺得失榮辱、生死之念皆已超脫。接著他以自己的體悟印證於五經，無不契合。之後便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說，並奠定「致良知」的理論基礎，進而形成完整而系統的心學理論體系。王陽明「龍場悟道」的高光常為後世重視，但正如王路平先生所敏銳指出的「三嬗變」是陽明心學的學術成長過程，而「龍場悟道」則是這一嬗變過程的輝煌結果；這一判斷與黃宗羲所言「（王陽明）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完全契合。

羅實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4月25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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