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頭上不如刻在人心上
1902年12月，一支法國與波斯的考古隊在波斯古城蘇撒發現了三塊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的黑色玄武石，拼在一起就是舉世聞名的《漢謨拉比法典》——古巴比倫國王漢莫拉比頒布的法律集成。關於古巴比倫王國及漢謨拉比的歷史記載，幾無所聞，更不用談《漢謨拉比法典》了。這一發掘，為我們揭開了古巴比倫王國神秘面紗的一角，使我們得以窺見三千多年前的世代，是如何運行及存在的。關於遙遠古國的文字記載，且不論真假，都已湮沒無聞，而刻在石頭上的文物，卻銘記了當時社會真實的一角。歷史文書的書寫和傳承，從神話傳說、口口相傳到結繩記事，再到泥板莎草；由刀刻手寫，再到雕版影印，記載的手段和技術在不斷創新，我們離客觀的史實，卻並沒有更加靠近。
中國古代的史官，最開始是記載天子言行及卜辭，《漢書》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即是說的這個問題。「史」字的金文，為一人持一板居中侍立一側以記言記事，要求持中、客觀、以文字記錄。但自有史官以來，史官記載的真實性，就一直是個問題。《左傳》關於「崔杼弒其君」的記載，雖千百年來為人稱道，但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問題：自有史官書史以來，歷史記載的客觀性就是一個問題。這一點在當朝為勝朝書史一事上體現最為充分。中國的史書編纂，從《後漢書》開始，確定了當朝為勝朝立史的傳統。積極的方面，及時立史保障了史料的真實性和充分利用，益於保障歷史記載的完整性和延續性；消極的一方面，因為是後朝為前朝蓋棺定論，難免有所隱瞞、篡改。經常提到的一個例子：新舊唐書關於唐太宗玄武門事變及太子李建成的記載，就與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存在一定差異。從史料的來源來講，溫大雅的記載，可信度更高。但新舊唐書卻是官方認可的史書，列入正統。
因此我們會注意到，其實我們看到的信史，基本上都是官方意志的體現，為滿足官方的立場或價值偏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事實裁剪、重新編輯。這就如同電影剪輯師，拿到的影片素材都是一樣，但技術的好壞、個人的好惡，最終呈現的作品，卻有著細緻的差別。雖然自古就存在偏離客觀的情形，但在當代的環境下，歷史的書寫更容易受到歪曲。在傳統社會的歷史書寫，歪曲事實的動機，無外乎為尊者諱、為本朝諱幾種；但放在現在價值多元的環境下，政治觀念、社會觀念、書寫著個人好惡，都足以對敘述造成影響。
關於前一段所提的問題，筆者作為一個法律從業者，同時又是歷史學的背景，長期徘徊猶疑於歷史和法律兩個領域，對客觀、真實與敘述的技巧，有著一些比較私人的理解。社會科學有些自身的語法結構：概念——關係——判斷——體系。每一個環節，都存在內涵和外延的邊界無法清晰界定、邏輯無法周延的問題。因為概念界定和理論邊界的問題，社會科學的研究從來都不是絕對真實、絕對客觀的。在某種程度上講，新聞報道、歷史敘述、法律裁判，都無法達到真實，我們能做到的，只是合理地選取素材、在一定的價值判斷的基礎上進行裁剪粘貼，以期無限接近那個「客觀」的存在。
回到歷史敘事本身，寫此文的動機——是看到為聲援N大同學，一群人通過區塊鏈技術將N大此次事件上傳到區塊鏈進行加密，以期最大限度地記錄事實，不被篡改。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術流行之後，我們看到私家著史和私人筆記的大量出現，在正史以外，方便歷史學家查漏補缺、更正正史的不足與謬誤。作淺層的理解，這種其實就是樸素的「區塊鏈」（有調侃之嫌）。技術的發展，為我們趨近於真實，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將歷史刻在石碑上，最終仍然難免被黃沙淹沒；唯有將歷史刻在人心上，才能世代不忘。
有漏界：佛曰有漏三界，五蘊皆苦。冷眼觀世界，熱血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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