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是行政——韋伯的目的合乎理性和價值合乎理性劃分的啟示

馬克斯.韋伯在他的兩卷本巨著《經濟與社會》中，將人的理性行為界定為兩種類型：目的合乎理性的行為和價值合乎理性的行為。前者，基本是指出於功利性動機的行為，有著明確的目的，企望能夠帶來確定性成果，這類行為的耗費和結果一般是可計算的。後者，基本指出於信仰性心理動機的行為，不以某種成果或目的為行為取向，只遵從某種「戒律」或「要求」，是不可進行功利性算計的倫理道德、美學、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化的某種信念體系。

《經濟與社會》是韋伯去世後，由其夫人海倫娜.韋伯，對韋伯生前手稿進行整理編篡出版的。這是使人想起那位了不起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他那最浩繁的三卷本巨著《經濟分析史》，也是在過世後由其夫人花了多年時間根據手稿編篡完成的。這兩位夫人也許將這項工作當作對過世伴侶的一種紀念，並出於一種責任心，但她們的工作是令人尊敬的，因為她們而使人類的思想寶庫更加豐富。

誠如韋伯的分析，社會行為不可能僅受理性支配，無論是目的理性還是價值理性。除此之外，感情或情緒性非理性因素，以及傳統、慣例和習俗，都會對社會行為產生重要影響。

在偉伯的社會學意義上，並不是任何一種方式的行為都是社會行為，也不是任何方式的人與人的接觸都具有社會性質。只有那些在意向上以他人的舉止為取向的行為，才是韋伯意義的社會行為，無論是否是為了獲取功利性私利。這一意義上的社會行為具有主動性，而不僅僅是反應性或模仿性的行為。

即便是理性的社會行為，不僅有著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區分，這兩者之間也有著各種各樣不同的關係，從而對人類社會變遷有著不同的影響。

從目的合乎理性的取向看，價值合乎理性總是非理性的，特別是，後者越是將行為取向的價值絕對化，就越被前者認定是非理性的。因為，所謂目的合乎理性的行為取向，總是依據目的、手段和最終成果，對目的與手段選擇，目的與成果的對比，以及各種可能的目的確定，進行理性權衡，在意的是最終成果。由這一視角看去，由於價值合乎理性取向只是將某一種倫理道德或者思想意識或者絕對的善或者絕對的義務等信仰作為固定價值來指導行為，並不在意結果，而與目的理性產生偏離。

儘管不同形式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於社會變遷，但從近現代社會的演進觀察，在韋伯看來，基本上是一個理性化與世俗化的過程，也就是「現代性過程」。這一過程是一個目的合乎理性日漸增長，價值合乎理性日漸降低，以至前者最終佔據主導地位的過程。

這種理性格局轉變的突出體現，便是科學和科層制組織方式的主導性，兩者均是依據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原則所確立的制度與政策來運行，幾乎所有的價值、文化與社會行為服從於「效率最大化」的目的取向。

無可否認，這種轉變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能量釋放和自由，但是在韋伯看來，這也導致了社會組織的普遍官僚化，社會關係的間接化和非人格化，個人在大規模且日益細緻化的勞動分工過程中，越來越被禁錮在各類集體組織中，陷入了功利性計算的旋渦中，伴隨物質財富積累和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則是「精神上的貧瘠和普遍的焦躁不安。」

儘管理性化與世俗化進程，帶來了科學框架下人類理解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對社會不合理性和迷信的消除，卻喪失了個人的傳統個性、神秘性、敬畏性、靈魂性和社會價值觀，人們不再清晰於什麼是有價值的生活，世界的整體性、意義與自主性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所有這些，綜合形成了韋伯的「現代性」概念。可以看出，韋伯的現代觀具有悲觀色彩，至少不是樂觀的。

依此推論，韋伯最終想倡導的理性，或者他的理想類型的理性社會行為，應當是某種目的合乎理性和價值合乎理性的恰當結合，在物質財富追求與精神價值之間取得某種程度的平衡，推動人類走向一條兼具價值與效率的生活道路。

與其說這是韋伯的理想，還不如說是對亞當.斯密理想的發展。斯密於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是對典型的目的合乎理性的社會行為的論述。但他認識到，這種幾乎單純由利害動機導引的目的理性，必然會損害並進一步壓制價值合乎理性的行為取向，所以，他隨後寫作並公開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在倫理道德和精神層面上，對價值理性進行了闡釋和強調，希望以此來中和由目的理性引發的功利主義傾向。

斯密和韋伯的理想，在與韋伯同處一個時代的哈佛大學教授歐文.白壁德的學說觀念里，被界定為「新人文主義」。白壁德的人文主義反思與重構，儘管沒有去直接評析斯密和韋伯，但通過「內在生命」、「節度法則」、「道德現實主義」和「基於道德的自由」等概念，在對現代世界過於追求權力意志擴張的批判中，實質上是將斯密的財富增長與道德情操，韋伯的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在人文主義的層面上給予了整合和平衡，亦即他自己講的「調和」。

其實，從斯密到韋伯和白壁德，反映了對16世紀以來以培根為代表的功利性科學自然主義、以盧梭為代表的情感式或浪漫自然主義的批判。誠如白壁德的總結，培根主義過於尋求自然法則，卻忽略了人的法則；在尋求對外在世界控制的同時，忽視了對自己的控制。盧梭式的情感自然主義在對「個人自由」的狂熱追求中，打著價值理性的幌子，將對「人性」的同情和強調曲解為不受任何約束，恣意放縱情感和人的慾望，執著於一種沒有選擇的人道主義。這兩種思潮相互交織相互促進，導致不受約束的人心膨脹和對外在物理世界不受約束的控制力，共同在進步和自由的名義下，不停地破壞著人文標準。

到了哈耶克那裡，其自由主義思想包含了對韋伯兩類理性的權衡。雖然哈耶克在其著作中很少提到韋伯，但兩者存在很多相通之處，這主要體現在作為哈耶克思想基礎的「現代性」概念來自韋伯，更不用說韋伯實質上是奧地利學派的支持者，而哈耶克是這一學派的核心人物。只不過，相比韋伯，哈耶克的現代觀是樂觀的。在《通向奴役之路》、《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與自由》等主要著作中，哈耶克強調的自由是在權衡了目的理性與價值理性基礎上的自由，既有著特定價值理性取向，又受到制度和法律約束，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

健康的社會理性，離不開目的理性，也離不開價值理性。這是我在此粗略梳理培根、盧梭、韋伯、斯密、白壁德和哈耶克思想所得到的一個初步結論。

從中還得到一個啟示：對現代社會的健康發展，特別是現代社會的管理而言，既離不開政治也脫不開行政，但需注意的是，政治不是行政，政治是一套價值理性取向，或者是一套價值規則的選擇，行政是在既定政治框架內的目的合乎理性的社會行為。如果將政治等同於行政，那將走向培根主義和盧梭主義式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擴張，很可能在破壞人文標準的過程中，走向集權與獨裁。

（寫於2013年4月2日）

可供閱讀的主要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下卷），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於1997年出版。

[2]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三卷本），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於1992年出版。

[3]歐文.白壁德，《民主與領袖》，中譯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

[4]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

[5]安德魯.甘布爾，《自由的鐵籠：哈耶克傳》，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

作者介紹

袁東，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曾供職於財政部國債司和金融司，以及閩發證券公司、中國銀河證券、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中再資產管理公司、中船產業基金、中國銀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發展基金，2013年11月開始參與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2016年起曾擔任亞投行首席司庫專家和亞投行高級研究員。袁東教授在經濟領域深耕多年，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見解獨特，已公開出版《中國證券市場論——兼論中國資本社會化的實踐》、《公共債務與經濟增長》、《中國發展與全球格局》等專著15部，主編4部，合著2部，譯著1部，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在一般報刊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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