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像仁壽同登紀念金銀幣 1980萬！

民國初年，政局未定，動亂頻發，即便是大總統的位置，坐上者甚眾，而坐穩善終者少。傳言有善拍馬屁者進諫：民國十年，是徐世昌擔任大總統的第三個年頭，相比前面的黎元洪、張勳和馮國璋，已算不易，此為「仁」；此年恰逢其67周歲誕辰，此為「壽」，藉此牽強的理由，加上在徐世昌任內未曾發行錢幣，於是命天津造幣廠開鑄徐世昌像「仁壽同登」紀念幣。作為最著名的軍閥系列幣之一，徐世昌紀念幣的雕刻和設計均屬上乘，錢幣上的肖像和本人神似，可見當時中國的雕刻技師也到達了一定的水平。

徐世昌(1854-1939)，出生於河南，早年受到袁世凱資助上學，是袁世凱的支持者。民國七年十月，徐世昌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民國十年九月，適逢徐世昌67歲壽辰併當政三周年紀念(取名「仁壽同登」)，天津造幣廠特開鑄此幣，正面為徐世昌半身七分臉像，背面取中南海懷仁堂外景圖案。民國十一年六月，徐世昌被曹錕、吳佩孚等逼宮下野，從此退出政界，居住天津，開始過詩、書、畫三位一體的隱逸生活。徐世昌紀念幣從最初鑄造至徐世昌下野，總共時間僅9個月，鑄造量及其稀少，這也正是徐世昌紀念幣被列為大珍的緣由。

後來徐世昌、徐世光兄弟進京考取舉人時，曾到呂祖廟先求一簽，簽詞恰巧寫道：」光前裕後，昌大其門庭。」世昌認為」光」指的是弟弟世光，而」昌」則是自己，於是深信可以光大門庭，從此終身供奉呂洞賓。後來二人考取舉人，弟弟名列哥哥之前。但接下來哥哥則一路高中，弟弟則不斷地名落孫山。在翰林院時，王懿榮曾評價：」徐世昌是後起之秀。」李鴻藻駁道：」徐世昌為人，虛矯過人。」

從晚清封疆大吏做到民國總統的人中，只有袁世凱、徐世昌二人。不知道袁世凱的人很少，而徐世昌以及他和袁世凱的關係卻鮮為人知。

光緒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寧縣任文案時，結識了袁世凱。袁世凱當時非常仰慕徐世昌的才氣，而徐世昌則認為袁世凱是一個有大志的人，相互傾慕之下，兩人遂結為金蘭之好，袁世凱稱之為兄。

甲午戰敗之後，袁世凱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便邀請徐世昌來幫忙，徐欣然從命，到新建陸軍營務處公幹。那時候，翰林屬於清望之職，雖然窮，但去軍營謀事還是從來沒有的事。

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只有短短的兩年，但他一直受到袁的信任與尊重，先後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說》13冊，以新傳統籌劃全軍的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於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目的。

戊戌政變前，袁世凱求教於徐世昌。徐沉思許久後，將密詔背面朝天覆於案上，一言未發便離去了，袁馬上明白其意是靠攏」後」黨，於是便向榮祿告發，戊戌變法因此失敗。

《辛丑條約》規定：天津二十華里之內，不準中國軍隊駐紮。徐世昌便將軍隊名稱改成巡警隊，對巡警要求有：性情溫朴、舉止端方、做事嚴正；以保衛民眾為義務，不得索取報酬；紀律嚴明，講警語，等等。天津巡警取得成功之後，各地爭相效仿，開創了我國的警察制度

徐世昌是以文人而擔任民國大總統的大政客，也是由舉人而進士而成為翰林院庶吉士的所謂正途出身的大官僚。其人陰鷙深沉，慣於翻雲覆雨，播弄是非。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曾稱之為當代活曹操。他素喜吟詩作畫、舞文弄墨，自鳴風雅，自號「晚晴簃老人」，不時召集一些文士於晚晴簃中，選輯《清詩選》，編撰《清儒學案》，然後以他自己的名義印行。自西風東漸以來，中外文化開始接觸，從歐美留學歸來的新型知識分子容閎、唐紹儀、伍廷芳、詹天佑等，被人譽為「洋翰林」、「洋進士」和「洋舉人」等，在儒林中別樹一幟。徐世昌見獵心喜，也想在此中分享一臠，他先命朱啟鈐督理印行《四庫全書》，後命老部屬葉恭綽乘游歐之機，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及班樂衛協商在巴黎組建中國學院，並共籌翻刻《四庫全書》問題。伯希和來華訪問時，徐曾授意北京大學授以理學博士學位，以終其心。隨後通過葉恭綽等的穿針引線，與法國幾位漢學家聯繫之後，由葉恭綽斥資三萬銀元，僱人為自己代撰一篇應時論文，送交巴黎大學，終於獲得巴黎大學授予的文學博士頭銜，法國漢學報紙並刊出徐世昌著書時的「玉照」，為之張揚。徐得意忘形，不惜工本，向各方大量散發照片及相關資料，大事吹噓。在後來法國授予徐博士學位時，又由中國政府正式派遣朱啟鈐為接受學位特使赴法接受，視之為殊榮。所謂翻刻《四庫全書》之事，雖成了未能兌現的叩門磚，而徐的博士夢卻已如願以償了。

清朝時期的徐世昌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十七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任縣衙文案；十八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二十四歲為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遇袁世凱，徐袁二人一見傾心。袁世凱見徐世昌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贊道：「菊人，真妙才也！」當時徐世昌、徐世光兄弟無錢赴應天府應鄉試，袁世凱即贈銀百兩以為川資，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並同時中舉。

任職翰林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中進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1889年）授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知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人物的優勢。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未辦過一次學差、試官之類有利之事；但他並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

清廷重用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張之洞、袁世凱又交章保薦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隨後的三年中，他相繼涉足清廷政務、財務、軍務、學務。光緒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會試之閱卷大臣，也圓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來主考之夢。

總督東北

東北三省為清朝之發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時，東三省在十年之內連遭俄國、日本兩強三次大洗劫，國土大片淪喪，幾乎成了兩強的殖民地，民辦凋殘，瘡痍滿目。為謀挽救，光緒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載振、徐世昌（皆為軍機大臣）赴東北全面考察，並要求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經兩個多月數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籌東三省全局折》，洋洋十萬餘言，此時徐世昌對治理東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針對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職，而轄管理民事之官，所務不同，利害亦異，隔閡既甚，牽制斯多，其終乃無一利之能興，無一弊之不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總督一人負責制，「舉三省全部應辦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總集群策，復以全國之力傾助車隅之地」。

擔任總統

民國六年（1916年），袁世凱一死，徐世昌見國事難為，便又隱居水竹村。此後曾應黎元洪、段祺瑞之請，調解過「府院之爭」。

民國七年（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徐世昌居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准」。徐世昌此舉意圖前清遺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譏諷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適得其反；兩面討好，弄不好兩面得罪。徐世昌當總統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束內戰，為此使出渾身解救，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民國十一年（1922年）終於爆發了直奉大戰。得勝的直系並不感謝徐世昌「一邊倒」的支持，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捨地離開總統府，遷居英租界，既結束了他五年的總統生涯，也從此結束了他從政40餘年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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