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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會用筆寫字嗎?智能手機時代的文化危機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在鍵盤時代,我們做好準備告別手寫了嗎?

手寫時代的沒落將會帶來一些文化方面的損失,但安妮·特魯貝克認為,我們也應該看到新時代在「平民化普及化」方面的進步。

BIBLIOGRAPHYAPRIL 4, 2018

An elegy for handwriting?

作者:DAVID RUNDLE

編譯:界面新聞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ublic/hands-off-handwriting-calligraphy/

加洛林體抄本Benedictional of Aethelwold,9世紀。圖片來源:英國圖書館委員會

是時候為手寫時代唱一曲輓歌了嗎?《手寫的歷史及不確定未來》一書的作者安妮·特魯貝克(Anne Trubek)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或者說她希望如此。

她認為,寫一手好字的能力「只是象徵性的」,她希望在未來的學校里,學生只有在藝術課上才需要動手寫字。手寫將成為只有像帕特麗夏·洛維特(Patricia Lovett)這樣的書法家才會涉足的領域,她也許是英國最著名的醫生、教師和律師。洛維特的最新著作也非常精彩,介紹了從公元3世紀到21世紀的書法大師的作品,並以她自己的作品,恰如其分而又不卑不亢地給書本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儘管洛維特肯定不會接受這樣的評價——但在特魯貝克看來,她的作品成為了手寫這種「過時」技巧的精妙絕唱。

儘管手寫時代即將終結,但不得不說,它實在統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手寫壟斷的時代也許是被印刷術終結了,但自那以後,它依然作為全新文字王國里的一員經久不衰:官方記錄,帳本,植物學圖紙,更不用說民間傳播的作品或私人信件,這些東西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用手寫的。隨後打字機出現,但它噠噠的按鍵仍未敲響手寫時代的喪鐘。但也許打字機的近親後代——「電腦鍵盤以及屏幕里的虛擬鍵盤」——將給予手寫時代最後的致命一擊。

手寫的沒落當然並不意味著寫作本身的終結。特魯貝克斷言,我們現在正身處一個「黃金時代」:「大部分美國人每天書寫的字數要比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多上成百上千。」她覺得郵件、簡訊、推特等能鼓勵人們書寫。

新技術印證了一個古老的真理:用筆墨在紙張上書寫,一直以來都只是文字表達的媒介之一。古羅馬的官方字體「羅馬石刻體」本身便是對碑文的模仿,從圖拉真圓柱上鑿刻精美的文字便可看出。在當時甚至一千年之後,製作臨時筆記的常用方法都是用鋼筆尖在蠟片上刻字(安特里姆郡斯普林芒特沼澤中發現的幾件中世紀早期的書法作品即可證明,現收藏於愛爾蘭國家博物館)。

儘管如此,羅馬字母表的帝國並不會衰落,比如現在火熱的emoji和其他一些表情符號。問題在於,如果手寫最終淪為一種文化遺產,那麼我們的文化將會在本質上陷入貧乏。特魯貝克也承認,手寫時代的沒落將會帶來一些文化方面的損失,但她鼓勵我們看到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在「平民化普及化」方面的進步。

特魯貝克在她激情洋溢的新書里談到了這些,她以手稿的歷史作為論文的開頭,儘管整本書行雲流水,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但還是有一些明顯的瑕疵。她在大寫字母與印刷術語中的「小寫字母」之間作出了正確的區分,但緊接著卻誤把加洛林小寫體當作是在羅馬大寫體的基礎上創造的。

同樣,她還探討了中世紀僧侶專用的「抄經室」,他們在那裡充當「人體複印機」,「將自身的個性升華為一種權威的共性」。這一觀點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更多是受啟發於《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這部電影,而非關於中世紀「抄經室」十分有限的歷史材料。把雜亂的手稿譜系重新拼湊在一起本身就容易出錯,對修道院僧侶抄寫歷史的一些誤解則讓她的著作更站不住腳了。

《手寫的歷史及不確定未來》

她的這本書《手寫的歷史及不確定未來》集中探討了美國在過去兩百年里的手稿歷史,主要涵蓋了19世紀的書法大師和打字機的成功、尋找親筆簽名潮流的興起,以及後來書法家的崛起。

一些19世紀的筆跡學家堅持認為,字體和筆法可以體現一個人的心性,特魯貝克認為這便是書法成為個性彰顯這一觀念形成的重要時刻。事實上,她的這個判斷還是晚了幾個世紀。如果她參考了洛維特的書,就會欣賞到10世紀溫徹斯特的戈德曼(Godeman)或者11世紀坎特伯雷的艾達維·巴桑(Eadwig Basan)等抄寫員的手稿作品,這二人都不是機械地模仿原來的作品。比特魯貝克推斷的時期早幾百年,即18世紀前後,我們也可以聯想到一位人物——馬爾瓦里奧,他之所以確信他的情婦深愛著他,就是因為看到她的手中有一張紙條,「因此她成為了她的偉大的復刻品」。好笑之處不在於,他認為筆記可以反應一個人的心性,而在於他其實被贗品愚弄了。筆跡學家所新發現的,也不在於手稿是純粹私人的產物,而是書寫過程中手臂的運動可以彰顯一些潛意識的活動。

當特魯貝克斷言「簽名作為個人身份的合法證明的歷史還很短」時,她也在時間上犯了錯。在以下這句陳述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錯誤:「在西方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用畫十字的方式做標誌就已經足夠了。」看上去沒錯,但其實只有不會寫字的人才會用這種方式做標誌。

當然,在自古羅馬衰落以來的西方文明史上,文盲都一直是被邊緣化的大眾百姓。文字的緩慢普及是她分析中缺失的一個維度。這可能是因為她把注意力過度集中在美國文化上了,而美國文化一向對歷史上人民的高文化水平引以為傲——只要看看婦女(18世紀)和奴隸(更長時期)的文化水平就可以知道。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完全不認字的人就更少了——對比之下,全球還有17%的文盲(而且性別差異巨大)——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發布的統計數字卻十分令人震驚:美國全國有18%的人口尚未達到或者剛剛達到最低識字水平。

《書法的藝術和歷史》

特魯貝克預測美國的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那些覺得手寫是一件苦差事的人終於可以從手寫的暴政中解放出來,以及人們再也不會因為字跡就擅自判斷一個人的品性。這些都是特魯貝克心心念念的「平民化普及化」方面的進步,但還有一個條件,即電腦和手機必須在全世界範圍內迅速普及。或許特朗普政府可以向所有公民保證這一點。但在世界上其他一些較為貧困的地區,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特魯貝克的民主追求在全球市場經濟中聽上去像是贏家的「鍍金外殼」,而手寫時代的沒落也只是第一世界才需要考慮的難題。

紙和筆不會消失,因為它們價格便宜。與此同時,在西方世界,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會為自己的潦草筆跡而煩惱,但其實我們可以確信「鬼畫符」並不是現代社會才有的:問問那些嘗試「破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手跡的人就知道了。以托馬斯·阿奎那這樣的筆跡,當然難登大雅之堂,不像帕特麗夏·洛維特的那本書法展覽作品。她挑選的都是那些真正技藝高超的書法大家,而且留存的作品足夠豐富,從而可以提醒後世,掌握此種高超技藝的人是多麼稀少。至於書寫的作品本身,很多就不那麼準確、前後一致並有說服力了。如果把他們比作複印機的話,這些就是最需要被工程師慧眼相中的那部分了。

一本字跡潦草、偶有錯誤的書稿,也許不會像書法端正的那樣暢銷,但它也值得擁有屬於它的歷史,而且一定會有屬於它的未來。對於現代的那些「托馬斯·阿奎那」,手寫出來的作品自然很有閱讀難度,這時候鍵盤提供了一條解決之道。也有很多人把鍵盤當成了自我表達的一個媒介,然而,這種「自我」只存在於你使用的軟體所屬公司的字體選擇之中。當然,手寫也是有限制的,個性會受到書寫內容的限制,但字跡還是能夠體現出一些變化和特性的,無論多麼微妙。有的人覺得,手寫的自由也會帶來思想上的疲勞,不如全權託付給電腦,讓電腦來決定每一個字的樣子。不過話說回來,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這種自由,如果這真的能稱得上是「自由」的話。

《紐約客》

當我們不再用手書寫

作者:瑪利亞·克里克瓦(Maria Konnikova),《紐約客》雜誌旗下網站撰稿人、《駕馭心智:像福爾摩斯那樣思考》(Mastermind: How to Think Like Sherlock Holmes)作者。

手寫重要嗎?

根據許多教育工作者的說法,它不太重要。大多數州已經採納的各州「共同核心」(Common Core)標準呼籲各州教育學生清晰地寫字,不過這一要求僅限於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之後,教學重點就迅速轉到了對鍵盤的熟練運用上。

然而,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表示,此時就宣布手寫已經過時未免太早了。新證據表明,手寫和更廣泛的教育發展之間存在深深的聯繫。

兒童最初學習手寫時,手寫不僅能讓他們學會更快地閱讀,而且還能更有效地激發他們的創意,讓他們牢記信息。換言之,重要的不僅是我們寫了什麼——我們怎麼寫也一樣重要。

巴黎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心理學家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納(Stanislas Dehaene)說,「我們寫字時,會自動激活一條獨一無二的神經迴路。它能對所寫文字的筆法做出核心識別,這是大腦里進行的某種心理模擬識別。」

他接著說,「似乎這條迴路在以一種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方式發揮作用。學習變得更容易了。」

由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心理學家卡琳·詹姆斯(Karin James)牽頭,給這種觀點提供了支持。研究者向還沒有學過閱讀和書寫的孩子展示一張索引卡,上面是一個字母或一種圖形,然後讓孩子們以三種方式中的一種複製卡片上的內容,一種是沿著由虛線構成的輪廓描摹、一種是在白紙上把它畫出來,還有一種是在電腦上把它打出來。然後研究人員把孩子們安排在腦部掃描儀前,再次給他們顯示了同一幅圖像。

研究人員發現,最初的複製過程極其重要。當孩子們徒手畫出一個字母后,其腦部有三個區域顯示出腦活動有所增強,這三個區域是成人閱讀和書寫時激活的大腦區域,它們是左梭狀腦回、額下回和後頂葉皮層。

與此相反,打字的孩子,或者沿著字母或圖形邊緣描摹的孩子並沒有顯示出這種反應。他們這三個腦區的激活強度要弱得多。

詹姆斯把這種區別歸因於自由書寫固有的雜亂性:我們不僅要先制定計劃、再落實行動,而且還有可能寫出高度多變的字體。有可供描摹的輪廓時,是不需要這種過程的。

這種多變性本身就是一種學習的途徑。詹姆斯說,「孩子寫出凌亂的字母時,有可能會幫助他學習這個字母。」

卡琳·詹姆斯發現,兒童用手寫出字母時,大腦中三個重要區域的活動出現增強,而描摹和打字時並不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們的大腦必須要認出字母的各種不同寫法,比如說,不管我們看到的「a」是怎麼寫的,它都是同一個字母。能夠識別字母「a」的每一種凌亂寫法,或許比反覆目睹同樣的書寫結果,更有助於建立這種最終的認識。

詹姆斯說,「這是能表明大腦因為此類練習而發生改變的最早的例證之一。」

在另一項研究中,詹姆斯把徒手寫字的兒童和那些只看別人寫字的兒童做了比較。她的觀察結果顯示,只有實際的書寫行為,才能引發腦部皮層發生迴路活動,產生書寫的學習效用。

手寫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字母辨識。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心理學家弗吉尼婭·貝爾寧格(Virginia Berninger)對二年級到五年級的學生進行了跟蹤研究。研究表明,手寫和鍵盤打字涉及完全不同且相互隔離的用腦模式——而且每種模式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最終效果。孩子們徒手書寫文字時,不僅會比用鍵盤打字更快的速度持續寫出更多的文字,而且還能表達出更多見解。年齡最大的實驗對象的顯示,手寫和激發想法之間的關係甚至更為深遠。當研究人員要求這些兒童構思作文時,寫字更好的孩子的大腦中,與工作記憶相關的腦區顯示出了更強的神經活動——其閱讀和書寫區域的整體活動也有所增加。

目前的研究顯示,就連用印刷體書寫和花體字書寫之間可能都存在差異——隨著花體字課程從一所接一所學校的課程中消失,這種差異顯得格外重要。書寫困難是一種書寫能力受損的病狀,腦部受損的人有時會產生這種狀況。在發生書寫困難症時,書寫能力缺失會以一種古怪的方式出現:一些人書寫花體字時受到的影響較少,而另一些人則是書寫印刷體時受到的影響較少。

患有失讀症,即閱讀能力受損時,一些無法理解印刷體的人,依然能夠閱讀手寫的花體字,相反的情況也存在。這一點表明,這兩種書寫模式激活了大腦中不同的網路,其牽涉的認知資源要多於單一的書寫模式。

貝爾寧格博士在這一點上走得更遠,她甚至認為,花體字也許能以其他書寫模式所不能的方式,訓練人的自控能力。一些研究人員提出,花體字或許還是治療書寫困難的一種途徑。提出,花體字對於治療患有發育性書寫困難的患者,可能格外有效——他們在書寫字母時,會遇到動作控制方面的困難——花體字也許有助於防止人們把字母寫倒或寫反。

不管是花體字還是其他書寫模式,手寫的益處不僅惠及童年。對成人而言,打字也許是一種可以替代手寫的迅速而高效的方式,但這種效率可能會削弱我們處理新信息的能力。我們通過手寫來記憶文字時,不僅能更有效地學習字母,還能整體上讓我們的記憶和學習能力受益。

印第安納大學心理學家卡琳·詹姆斯使用腦部掃描技術研究手寫對兒童大腦活動的影響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心理學家帕姆·A·米勒(Pam A. Mueller)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心理學家丹尼爾·M·奧本海默(Daniel M. Oppenheimer),不管是在實驗室環境下,還是在真實的課堂上,通過手寫記筆記的學生,學習效果都要比用鍵盤打字的學生好。此前的研究把這種差異歸因於電腦會分散注意力,但新的研究提出,手寫能讓學生處理並重組授課內容——這種思索和控制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講課內容,進行記憶編碼。

不是每位專家都滿心相信手寫的長期益處有如此重要。不過,懷疑者之一,耶魯大學(Yale)的心理學家保羅·布盧姆(Paul Bloom)說,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項發人深省的研究。

他說,「手寫時,寫字的行為會迫使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要點上。」他停下來思考片刻後又說,「也許它能幫助你更好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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