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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紅軍長征中2個身份特殊的外國俘虜,被俘時擔驚受怕,離開時卻依依不捨





戚元德

作為蕭克、王震麾下的一名女兵,戚元德(1905~1974)與李貞、陳琮英等人一起,隨同紅六軍團參加了長征。

紅六軍團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先遣隊,於1934年8月先期突圍西征,為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投石問路。


戚元德時年29歲,曾在九江、開封、上海等地長期從事地下工作,進入中央蘇區已兩年多。她先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機要科長,後在湘贛蘇區蘇維埃主席團任秘書長等職。


1934年8月初,她和丈夫吳德峰一同調到紅六軍團工作。吳德峰任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她任保衛局黨總支書記。

長征中,夫妻二人都曾與外國傳教士直接打交道,因而也都被寫入《神靈之手》這本書中。


舊州城,眾教士成為「囚徒」


1934年10月2日,紅六軍團經過55天的艱苦征戰,進入貴州黃平境內,於當日八九點鐘攻佔黃平老縣城——舊州。


舊州城東,有一所幽靜的天主教堂,院內建有一座德國式的高大寬敞的禮拜堂和一棟中國式的普通教會學校,後面還有一棟外觀別緻的二層樓房,四周設有走廊和木雕欄杆。

加拿大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舊州教會牧師阿諾利斯·海曼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就居住在那棟二層樓房裡。


9月30日,瑞士籍英國傳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婦及其僱用的中國女僕、廚師和四個挑夫一行,經由安順等地風塵僕僕返回鎮遠(即他們所在的教區)。一路上,他們選擇的都是小路,「只想儘快趕到海曼那裡過禮拜日」。

這一天是基督教舉行禮拜的日子,勃沙特夫婦與海曼夫婦一起,在這裡「度過了一個快樂而寧靜的禮拜日」。


第二天,勃沙特夫婦一行八人離開舊州,繼續踏上回鎮遠的小路

。他們一行離開舊州後,在一個小山村附近跟紅軍不期而遇,當即被紅軍扣押。勃沙特怎麼也想不到,全能的上帝居然會將他們夫婦轉送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隊列之中。10月2日,勃沙特夫婦一行被紅軍押解到了舊州。

薄復禮夫婦


被紅軍看管起來的外國人總共有七人,即勃沙特夫婦、海曼夫婦及其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8個月),另外一個是紐西蘭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思南教區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


當時,紅六軍團正處在緊張的行軍作戰中,抓到這幾個身份不明的外國人,當然不能輕易放過。

另一方面,紅六軍團從突圍西征以來,艱苦轉戰多日,傷病員日益增多,藥品和物資奇缺,軍團領導曉得這幾個外國傳教士有條件也有辦法搞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讓他們交納一定數量的贖金或與之相等價值的物品。

根據當時商定的辦法,他們大小七人必須交納贖金70萬元,方可獲得紅軍的釋放。

有關這一涉外事件的歷史背景,戚元德回憶說:


「當時在貴州的教會,大多支持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痹教友,進行反動宣傳,指責我們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是『紅禍』。


我們每到一處,他們都號召教友『堅壁清野』,與反動政府一起撤退,視我們為敵。因此,我們抓到教會骨幹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


……只要他們認罪,不與共產黨、紅軍為敵;只要交納罰金,支持紅軍革命、抗日救國,就立即放人,並保證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


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復禮,時年37歲,瘦高個兒。

1922年秋,他受英國基督教會派遣來到貴州,從事傳教佈道活動,時在鎮遠福音堂擔任牧師。他的妻子羅斯·波斯哈特,在鎮遠教會從事醫療工作。


紅軍佔領舊州的當晚,就分別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進行了審訊。他們都自稱是各自教區教堂的神職人員,而跟隨勃沙特夫婦的六名中國人,則是被僱用的女僕、廚師、挑夫。軍團領導和保衛局研究後,首先釋放了四名挑夫,將女僕和廚師暫且留了下來,以便照顧幾名外國人的生活。


出於人道考慮,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也加以區別對待,決定將其中的兩名已婚婦女和兩個小孩當即予以釋放。

被扣留下的兩男一女傳教士,必須跟紅軍走,等到交納了70萬元贖金,即可獲得人身自由。


戚元德為洋小姐編打了一雙布「草鞋」


長征途中,但凡在戰鬥中抓獲的俘虜,尤其是國民黨軍的高級軍官和電台技術人員,以及沿途拘押的土豪劣紳,包括紅軍內部的犯罪分子,都交由軍團政治保衛局看押和審理。


保衛局局長吳德峰,時年38歲,長期從事秘密交通聯絡和政治保衛工作。

他負責對這幾名外國人的看押、監管、審訊,以及與外界溝通聯絡、督促交納贖金等工作。他的妻子戚元德也參與了這一工作,尤其是對埃米小姐的監管。


勃沙特、海曼和埃米小姐,都被列在特殊犯人的監管保護之列。



1936年8月初版本《神靈之手》封面


在被看管期間,勃沙特對保衛局的組織機構、名稱及領導人的姓名知之甚少。

他把吳德峰稱為「法官」或「吳法官」,對戚元德則以「法官的妻子」相稱,根本就不知曉他們的名字、職務和身份。勃沙特在他的自傳體回憶錄《神靈之手》一書中寫道:

帶去見法官時,法官的妻子始終坐在床上注視著我們。最初,我認為那個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實證明她很和善,並好像受過很好的教育。


當我告訴他們,我妻子不可能堅持跟他們走這麼多路時,法官的妻子寬慰我:

「我也是一個女人,她將會像我一樣慢慢適應的。」


妻子被釋放後,勃沙特的顧慮打消了。


對於埃米小姐,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體很胖,行動比較遲緩,行軍時總是趕不上趟。埃米小姐只跟著走了兩天,腳上就打了幾個水泡,鞋子也磨爛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

無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單撕成長條,打成比較柔軟的布條「草鞋」,讓埃米小姐穿上堅持行走。


「記得洋小姐的一雙布『草鞋』,是我親自編打的,我還特意在鞋頭給她裝飾了一個紅色絨球。她看了很驚訝,一再說穿著很舒適,表示非常感謝。」戚元德回憶說。


為保證兩名外國男傳教士能夠穿上鞋子,不至於赤腳行軍,戚元德還把吳德峰的一雙布鞋、一雙長筒靴,拿出來送給勃沙特和海曼。


對紅軍中的婦女,勃沙特以其獨特的視角,也曾寫下不少讚譽之詞。他在稱讚別的女性時,仍念念不忘「法官的妻子」,他說:「就像前面提到的吳法官的妻子一樣,真是不為環境所動的高尚女性。」他認為紅軍中「最講人道的是那些婦女」。然而,當他聽到某些婦女偏激的議論時,也不禁發出感嘆:

「在這支隊伍中,我們也首次領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產黨人的鋒芒!」


成為紅軍累贅的洋小姐被無條件釋放


由於性別相同的緣故,戚元德對埃米小姐總是給予特別關照。

行軍途中,埃米小姐走不動或不肯走時,戚元德就想辦法將馬背上的物資分散給戰士背上,而將馬匹牽來讓埃米小姐騎乘。


誰知這名洋小姐膽子很小,平時看見個老鼠、昆蟲什麼的,都嚇得大叫幾聲,壓根兒就不敢騎馬,戚元德想扶她爬上馬背也扶不上去。可埃米小姐又賴著不肯走,戚元德就用一把竹椅穿上兩根竹棍當做滑竿,讓戰士們抬著她走。


有一次行軍遇到一段險路,一邊是懸崖斷壁,怪石嶙峋,一邊是萬丈深溝,險峻萬分,一條羊腸小道非常難走。紅軍指戰員很快都走了過去,可埃米小姐卻嚇得兩腿發軟,又哭又喊的,站都站不起來。兩個戰士一前一後幫著扶著,她都不肯挪動。

負責看押的幾名戰士,早就被這個胖女人弄得不耐煩了,打心眼裡討嫌這個「累贅貨」。


於是,有人向吳德峰和戚元德提議,乾脆將這個外國女人處置掉或扔下別管了。吳德峰堅決不同意,強調說這個女人罪不至死,在這荒山僻野之地,扔下她不是被餓死凍死,也會被野獸吃掉。


最後,他們用床單做了個大網兜,把埃米小姐的手腳捆綁在一根木杠上,由兩個戰士將她抬過危險路段。可這個女人哭鬧不停,也不聽從指揮,眼睛中流露出驚恐的神情。

戚元德不得不親自動手,將埃米小姐的兩隻眼睛用毛巾蒙住,這才連哄帶騙地將她抬了過去。


行軍路上,勃沙特對掉在隊伍後面的埃米小姐,在《神靈之手》中敘述道:「他們經過考慮,將埃米小姐放在隊伍後面,不過天黑前也要到達宿營地。」「可憐的埃米小姐,她總是在後面追,往往好像後面剛趕到,前面又吹響了出發號。」「使我唯一能放心的,是忠實的廚師蘇思林(音譯)跟著她,如果她不行了,蘇會幫助她的。」


在行軍中不斷製造麻煩、惹人討嫌的埃米小姐後來在穿越一座險要隘口時,差點讓隨身保護她的戰士墜落深澗之中,連她自己也嚇得昏倒在地。

她已成了紅軍行軍作戰中的嚴重拖累。


一周後,當部隊來到一處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帶,儘管還沒有獲得一文贖金,紅軍還是決定無條件地將她釋放。

戚元德回憶說:「臨走時,她對我們表示千謝萬謝。我目送她走了很遠,看見她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招手致謝。」


然而,勃沙特卻不相信,他說:「路越走越難,但我們一直走到天亮。這時,埃米小姐的衛兵從後面追上來,用過去常用的處決某某時的那種口吻,平淡地告訴我,埃米小姐已經被釋放。」勃沙特「疑竇叢生」,懷疑和擔心埃米小姐的命運,對紅軍戰士的話不肯相信。


數月之後,奔走於基督教會與紅軍之間的兩個中間人,為勃沙特、海曼帶來幾封信件,證實了埃米小姐的獲釋,這才使勃沙特「心中感到十分寬慰」,「對埃米小姐生存與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釋於懷」。


從一位紅軍戰士的腳上「沒收」了一雙鞋給勃沙特


埃米小姐被釋放後,只剩下勃沙特和海曼兩名傳教士。勃沙特回憶說:


行軍路上,他的一隻鞋子壞了,紅軍給「找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在嘟噥著的同志腳上『沒收』的」。


「因為氣候潮濕,雨多,我們提出要塊雨布」,結果「給了一件床單。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了」。


「紅軍很體貼人,凡遇到危險路段,總會有人走出隊列幫我們一把。」


「在行軍爬山時,他們允許我抓著馬的尾巴,這對我爬最後的那座高山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次乘船渡河時,發生撞石沉船事故,「海曼沒有爬出沉船,隨船漂到了下游,後來紅軍把他救了上來」。


「在外宿營,當紅軍官兵們睡在潮濕冰冷的泥地上時」,他和海曼「卻得到了難得的鋪草和門板」。


有一次胃痛,「紅軍為我單獨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讓我慢慢地喝」。


「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燒不退,危在旦夕。」「衛兵們非常關心,問我想吃什麼。先前,我曾在桑植街上看到賣柑橘的,但沒有錢買,我說想吃那個,於是他們很快為我買了些大柑橘……」


「吳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們衰弱的情況,晚上,他命令衛兵給我們買只雞補養一下。衛兵從那對老夫婦房東家裡買了只雞……」


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師後,在由四川酉陽前往湘西的路上,為擺脫敵軍的堵截,部隊進行了連續多日的急行軍,非常疲憊。勃沙特回憶說:「這段行軍太累了!


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覺出了這個原因,她答應將為海曼和我找匹馬。三天後,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內,給了我們一頭騾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騎它三分之一的路,但這招致了騾子主人的不滿。」「不久,又將一頭騾子給了海曼。」


1987年,時年90歲高齡的勃沙特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對來訪者說:

紅軍對他「很好,很好」,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能騎馬,而且還給他配備了一名馬夫。


勃沙特耍小聰明,「在文字上與我們較量」


被看押期間,勃沙特總是在不斷地耍小聰明,甚至與「法官」抗爭,給紅軍審訊和看管人員帶來不少麻煩。


1934年12月,勃沙特、海曼被押解到了塔卧。這個山鄉小鎮,地處永順縣東北,北鄰桑植縣,因其山形如寶塔卧地,故名塔卧。此時,聖誕節即將來臨,勃沙特渴望自由之心尤為迫切。

於是,冒險逃跑的念頭油然而生。


勃沙特回憶說:「節日來臨,單憑想與家人團聚這一點,就足以刺激我們去做逃跑的嘗試。」

12月17日晚,勃沙特唆使海曼跟他一起從塔卧逃了出去。最終,他們還是被紅軍抓了回來。


數日後,紅軍在塔卧舉行了有數千軍民參加的公審大會,分別以三項間諜罪判處海曼有期徒刑12個月,勃沙特則為18個月。

之後,在無法獲取贖金的情況下,紅軍提出「願將贖金折換成一張所需的彈藥、電台、電池及藥品的貨單」,如「能得到兩挺高射機槍的話」,將會減少贖金。


戚元德回憶說:「這期間,我們曾多次敦促他們給派出他們的組織、上司和所在教會頭目寫信,索要罰金或我們所需的等價急需物品。開始,他們並不老實,欺我們都是『土包子』,不懂洋文,藉機夾帶情報、信息,拒絕交納罰金,甚至每次送信出去後,敵人的飛機就來騷擾、轟炸我們駐地。


所以後來決定,他們的信必須用英文寫,因吳德峰和我在讀師範時學過英文,並教授過英語課。德峰的口語發音不準確……但他看書讀報、閱讀文字能力,確實還是有相當水平的。小傳教士(指勃沙特)曾幾次耍小聰明,在文字上與我們較量,都被德峰檢查時一一點破,後來他們再未敢利用寫信耍更多花樣了。」


說到寫信,勃沙特回憶說:「紅軍一再讓我們給官方政府寫信,他們同我們使用同一本字典斟酌詞句,當然每封信上都要加上幾句指責。在幾個不同的時間內,我們被要求一遍遍地複寫那些信。結果每寫一次信,飛機就出現一次,而我們則要遷移一次。」紅軍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認自己是間諜」,而他卻在「間諜」一詞前面加了個「as」,即「當做」間諜。因此,曾受到吳德峰的嚴厲訓斥。


在「吳法官面前,放著我寫的信和一本英漢字典,他平框眼鏡後的眼中冒著怒火:念念你的信是怎麼寫的!確實用『間諜』一詞了嗎?他命令我拿起字典查查看,並指著『as』說:用這個詞,什麼意思?你為什麼說是『當做』間諜,你本來就是。他命令我改寫。我告訴他,我不能違心承認。他生氣了,大聲喊:你就是間諜,你必須按要求寫,否則就馬上處決你……」勃沙特重新改寫了一次,「吳法官仍不滿意,他決定自己起草,然後由我抄成英文」。


在與教會之間的書信來往中,對方在向紅軍提供贖金的期限上總是一拖再拖,在規定的數目上也是討價還價。

原定的70萬元贖金最後減到1萬元,紅軍私下還曾允諾,最低限度不能少於6000元。然而,教會在複信中卻聲稱:可以提供6000元作為伙食費,而不是什麼贖金。


對此,戚元德這樣認為:「對於我們提出的罰金等條件,教會出於政治等種種原因,一拖再拖,始終沒痛快就範,並作出過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實際的宣傳報道。


我們也同樣出於政治等目的,非要他們低頭認罪、賠禮道歉、交納罰金或等價物品不可。哪怕是一分錢的罰金或物品,只要說明問題性質,我們就立即放人,否則就必須刑滿到期才可以釋放。」


後來,當著兩個中間人的面,將勃沙特鞭打了一頓,這才促使負責營救的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牧師貝克爾派代表從永順縣城送來部分藥品、物資和錢。因為「貝克爾只送來了一半的錢」,所以只好先放走一個人。1935年11月18日,海曼先期獲得釋放。


第二天,即11月19日,紅六軍團就開始了新的征程,押著勃沙特由桑植縣出發了……


刑期已滿,紅軍釋放了勃沙特


1936年4月,紅二、六軍團在長征中開始了強渡金沙江之前的作戰行動。4月11日,紅軍先頭部隊攻佔距離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縣城,另一部直抵廠口、沙郎附近活動,逼近昆明。


當時,因戰事緊迫,紅軍急於擺脫強敵渡江北上,同時也鑒於勃沙特刑期已滿,念其為紅軍做過一些好事,例如幫助蕭克翻譯過一張法文版的貴州地圖及一些外文報刊資料,還經過教會購買過一些急需物品等。


蕭克告訴勃沙特:

「你是一個瑞士公民。我們知道,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在中國設租界,所以我們決定放你走,明天就給你自由。」


4月12日,是個禮拜日,又是復活節。這一天,紅軍破例擺了一桌酒席,作陪的有貴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園、原國民黨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還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漢斯·凱勒等人,為勃沙特餞行。


勃沙特回憶說:「當一切準備就緒時,好消息就在飯桌上和吃飯的同時宣布了……吳法官的妻子、蕭克將軍和我們坐在一起。」「吳的妻子還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


飯後,吳德峰還向勃沙特交代了有關事項,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勃沙特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

「吳法官叫來分管財務的同志,告訴他:給這個外國人十塊銀元」!


兩名外國傳教士釋放後,吳德峰、戚元德夫婦如釋重負,感到特別輕鬆。


在看管外國傳教士的日子裡,戚元德以她應盡的責任和辛勞,獲得了一枚「十字把銅鈴」的特別回報。她回憶說:

「其中一個傳教士臨別時,為了感謝我和德峰一路上對他們的關照,還將身邊帶的一個傳教用的十字把銅鈴留給我們作紀念,後來給孩子們玩,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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