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時期對河西地區的民族管轄與治理——「和親政策」與建立河西四郡
漢、魏時期的涼州政區包括今天的河西走廊、甘肅蘭州周圍、內蒙古、青海、寧夏部分地區。在這廣闊的政區範圍內，先後有月氏、東胡、烏孫、匈奴、氐、羌、鮮卑等民族居住生活。在這一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統一到分裂，再統一的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民族習慣交流頻繁，各民族間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地處涼州西部的河西走廊，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是歷代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重要基地，也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作為中原王朝統治中心的關中地區來說，其統治秩序的安定，必須首先要關注隴右、河西等地的安全。漢魏統治者對河西地區少數民族的管轄與治理，由最初採取的和親政策到推行中原地區地方行政區劃制度、築長城防禦、建立特殊行政區劃或機構和實行「寬和」的民族政策，使居住在此地的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互聯繫、相互融合，共同開發河西，使河西地區在十六國時期成為封建經濟、文化的又一重心，其繁榮昌盛程度甚至超過了中原地區。
據史書記載，在公元前3--1世紀，在今天河西走廊蘭州以西直到敦煌為月氏所據, 在月氏西邊，酒泉至敦煌一帶為烏孫所據。漢初，月氏擊破烏孫，烏孫歸附匈奴，月氏佔據整個河西走廊，與東北的東胡從兩方面脅迫游牧於蒙古高原的匈奴。及匈奴冒頓單于即位後，其勢力大增，東破東胡，回師向西，於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西擊走月氏」，河西遂被匈奴所佔，由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直接駐守。匈奴民族是一個游牧民族，為了滿足匈奴奴隸主貴族的貪慾，他們經常入侵西漢北部和西部的邊境地區，給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和苦難。但是，在西漢建立初期，由於漢帝國統一沒有鞏固，地方王國與中央政府之間矛盾十分尖銳，加之楚漢戰爭後，國內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急待恢復，軍事力量弱小，因而漢朝政府不能集中力量抗禦匈奴，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暫向匈奴讓步，採取與匈奴劃界而治、長達70年的「和親」政策。「和親」政策是一種消極的政策，是一種變相的納貢，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種妥協。這樣自然不符合漢族上下層的願望，更損害了人民的利益，其後果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匈奴奴隸主貴族的貪慾。但開放關市，使包括河西地區的漢匈兩族尚能相互往來並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加強了兩族人民的聯繫，同時也促進了漢文化向西北各民族的傳播。
但「和親」政策並未能滿足匈奴奴隸主貴族的貪慾。在漢朝與其和親的同時，他們不斷侵擾漢邊，殺掠吏民，劫奪財產，「邊境屢被其害」。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即位後，在中央集權大大加強，國家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的前提下，採取主動出擊代替以往和親政策。兩次派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輕騎進軍河西，大破匈奴軍。將匈奴勢力驅逐出河西，並先後在河西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史稱「河西四郡」，使河西走廊正式歸入漢朝版圖。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史書記載頗有不同，今人對此考證也各不相同。但其設置對河西地區的民族管轄、治理及開發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漢王朝在河西地區推行郡縣制，把廣大落後的邊遠地區的社會制度，用行政手段納入到封建政治的範疇中，確立了歷代對河西地區各民族有效的行政管轄。漢朝佔領河西後，將實行多年的郡縣制推廣到這裡，先後在河西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4郡及其後今甘肅一帶設置涼州刺史部，由朝廷任免官員，對當地實行有效的行政管轄。兩漢在河西設郡縣制進行統轄是符合當地民族社會發展的，不僅促進了河西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且也使該地區的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同時也加強了中原王朝對這一地區的行政統轄。
其次，河西四郡和涼州刺史部建立後，兩漢王朝以此為戰略後方，依靠其人力、物力的支持，開始了反擊匈奴，經營西域，實現「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的。更為重要的是有效地抵禦了匈奴對河西的侵擾，為河西地區各民族雜居相處，共同開發河西提供了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
再次、漢王朝在河西推行郡縣制，隔絕了匈奴與居於今青海地區羌人的聯絡。《資治通鑒·漢紀》：「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兩漢王朝還通過開發河湟地區，迫使匈、羌聯合遭到嚴重破壞，進一步有效地遏制了羌、匈聯合對河西的侵擾。
第四、河西四郡設置後，漢政府對河西地區大規模進行移民屯田，保衛和開發河西，對河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民族管轄與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漢王朝通過移民、屯田，不僅給河西地區帶來了先進的封建文化，而且帶來了先進的封建生產方式，河西地區的封建經濟和政治制度全面得到發展，使原居住在此地的匈奴、羌戎等少數民族居民逐漸適應了這種封建政治制度的統治，各民族之間在經濟、文化、習俗之間的交流進一步加強，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封建文明的輸入無疑對這一地區民族大融合、大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也為中原王朝加強對該地區的民族管轄與治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TAG:武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