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出「五一口號」，推動政治協商與建國大業 | 「五一口號」70周年

文史 04-30

原標題：發出「五一口號」，推動政治協商與建國大業 | 「五一口號」70周年

導讀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年初，兩次提及一個重要歷史節點，就是「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如此備受關注的「五一口號」，確實在歷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發出「五一口號」，事實上推動了政治協商和建國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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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五一口號」協商建立新中國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召開，源於1948年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的倡議。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為了更好地領導中國人民奪取全國的勝利，建立屬於人民的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於1948年4月30日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鄭重提出：

「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即通常所稱的「新政協」，以區別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舊政協」），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第二天，毛澤東又秘密緻信李濟深、沈鈞儒：「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

▲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同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上海局：我黨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甚至列出了來解放區參加協商會議的29人名單。

5月7日，中共中央又電示華南分局，布置籌備政協會議。

與此同時，在河北平山縣李家莊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1948年10月初改組為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均為李維漢）同已到李家莊的北平民主人士，提出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並報送中共中央。文件草案主要內容包括：新政協召集問題；新政協參加者；新政協開會的時間、地點；新政協討論等事項。建議會議的名稱為「政治協商會議」，並在草案後附了一份「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

通過召開政協會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進而成立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新中國深思熟慮後設定的民主程序。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發出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紛紛通電響應。在香港，社會賢達郭沫若甚至向他的學生髮表了一次熱情洋溢的演講：「新政協，是民主協商的論壇，新政協，是萌生人民政權的園地；那裡寄託著全國人民的希望！北方，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那裡沒有法西斯細菌的位置，那裡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讓我們北上，讓我們加入新政協的隊伍，迎接新中國春天的來臨吧！」

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統一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開始了協商建國的新政協運動……

然而，儘管各民主黨派，尤其是聚集在香港的大量民主黨派人士，擁護中國共產黨關於召開新政協的主張，但是具體到新政協召開的時間、地點，由誰召開，到會代表，應當討論的問題，人民代表會議何時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項問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之間仍存在諸多分歧，中國共產黨與他們之間也還沒有達成廣泛共識。

關於新政協召開的時間，在接到中共的「五一口號」後，民盟沈鈞儒認為，迅速召開可以鼓舞解放軍發展，加速國民黨的動搖崩潰；社會賢達郭沫若起初說現在召開時間還早，後來又說，無論如何，召開新政協已是時候；文化界代表茅盾則認為，開會時間要考慮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這裡能決定的。

關於新政協召開的地點，爭論的焦點是在關外還是關內，有人認為，在關內召開，可以避免有人會說新政協有國際背景，是傀儡；有人則認為，還是等拿下平津以後，在平津召開最好。

關於新政協代表的產生，李濟深認為，新政協的代表組成要擴大到蔣介石下面的擁護新政協的各種力量；而不少人則認為，把許多蔣介石的反對派看成革命力量，範圍太寬大了，不妥。對這些人可以爭取，不要集團爭取，更不可把新政協作為酬酢的工具。

關於新政協由何方召開的問題，有人主張由中共召開，有人主張由各民主黨派委託中共召開，也有人主張各黨派聯合召開。

這樣討論來討論去，三個月時間過去了。

由於在香港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內部爭論激烈，長時間沒有表態，因此出現了不少傳聞：李濟深總是主張推遲召開新政協的時間，是不是另有打算？當時香港甚至風傳，歷史上數次倒蔣的桂系，正在謀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濟深與李宗仁聯手倒蔣，那樣，在中國的解放事業中，李濟深所在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就會立下頭功！一時間，香港流言紛傳，李濟深是聯共還是聯桂，似乎成了問題……

而且，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的民主黨派的態度此時也不是很明朗。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結束後，歐洲形成兩極對立格局，1947年春，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在歐洲推行「馬歇爾計劃」；蘇聯則於9月組織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東西方兩大陣營開始形成。為換取美國在歐洲的讓步，向來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蘇聯老大哥（軍事上，支持中國共產黨成功控制東北，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後方基礎；政治上就建國的國體、政體、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等具體問題給予巨大幫助，並建議中共儘早建立新中國）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基礎上，與美國出現了妥協跡象——

1948年6月，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即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表示：蘇聯願意改善美蘇關係，並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蘇聯甚至不贊成中國共產黨打過長江……

這些都給士氣不振的國民黨帶來了希望，心憂國民黨前途的張治中就曾這樣說過：「運用美蘇關係解決國共問題，無異於漫漫長夜中透出一線曙光。」

這些也讓反對國民黨選擇共產黨的民主人士不禁又擔心中共的前途。他們有的猶豫，有的觀望，有的韜晦，有的待價……

因此，迅速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儘快讓新政權取得人民公認的合法性，成了軍事上已取得絕對優勢的中國共產黨此時最迫切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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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民主人士來了

就在《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提出不久，中共中央根據「城工部」的意見，發出了第一份被邀請與會的人士名單。

1948年9月，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鈞儒（民盟）、譚平山（民革）、蔡廷鍇（民革）、章伯鈞（民盟）由香港啟程前往中共中央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此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陸續從全國各地和海外進入解放區。

就在民主人士北上途中，周恩來將《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電告高崗、李富春並東北局，要他們將這一「書面文件」轉交給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告以這是中共中央委託你們與他們商談的書面意見，正式徵求他們的意見」，請他們「過細加以斟酌，以其結果電告」。

沈鈞儒、譚平山等人在對草案進行認真研讀後，「表示完全同意」，但建議在參加新政協的名單中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在籌備單位中列入致公黨（其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組建的海外組織。1948年6月9日，致公黨發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指出中共是新政協的「領導者和召集人」）；「社會賢達」以稱「無黨派民主人士」，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社會賢達一般指無黨無派的知名人士，1948年5月後，郭沫若等提出將「社會賢達」改稱「無黨派民主人士」。1949年，新政協會議專門設立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等。

鑒於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還在香港，沈鈞儒等人還要求中國共產黨將這一草案「送給在港各有關黨派、團體負責人閱看，並徵求他們意見」。

經過多次電報往返，華北解放區、東北解放區以及香港三地的民主黨派人士與中國共產黨就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了四項協議。協議規定，成立新政協籌備會，籌備會由23個代表單位組成，召開的時間是1948年，地點在哈爾濱。最後，大家還賦予新政協一個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綱領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這份協議成了新政協召開的政治基礎。

「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不是由共產黨一個黨或少數幾個黨發起召集，而是由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與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共廿三個單位共同籌備與召集，這種方式，使黨外人士非常滿意。」

▲ 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圖為1949年7月5日籌備會常務委員在中南海合影

而按照中國共產黨原先設計的民主進程，建立新中國的任務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成。但是，召開全國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選，而這是戰爭狀態中無法進行的（當時解放戰爭正在緊張進行，西南、西北、南方等地還沒有解放，不可能選派代表參加普選）。在國共決戰的關鍵階段，中國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急需建立一個新的中央政權以打掉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出於現實考慮，一些民主人士建議：把建立政府的任務，由人大轉交政協！由政協代行人大職權，協商建國。

自此，人民政協開始了建立新中國的各項籌備工作。

由於新政協籌備會初定於1948年於哈爾濱召開，因此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的集中地點，一是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一是離西柏坡只有5華里的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

但是，不管是經由海路還是由陸路抵達解放區，這些民主人士的北上之路並不輕鬆。

第一個由海路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是客居美國已兩年的馮玉祥。

馮玉祥獲邀參加新政協後，在蘇聯駐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於1948年7月31日搭乘蘇聯「勝利」號客輪離開紐約。9月1日，船行至黑海時突發大火，馮玉祥與小女兒一起葬身火海。馮玉祥遇難讓民主陣營的人痛心不已，這也成了政協代表參加新政協途中最悲慘的一幕。然而這突發的不幸，並沒有澆滅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協商建立新中國的熱情，沒有遲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的步伐。

當時的香港因為集中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特別關注，但民主人士克服重重困難，依然積極主動要求儘快北上。為保證順利護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五人小組，專職負責。周恩來甚至布置香港分局：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須做到萬無一失，每條船都必須有共產黨員隨船護送。

後來，由於全國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部率先進駐北平，原計劃在哈爾濱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遂改為1949年在北平舉行。

隨後，先期抵達李家莊和東北的民主人士紛紛趕赴北平，參與新政協的各項籌備工作。各方人士利用各種途徑，奔向北平……

北平，民主人士來了！新政協的一切工作，從一開始就是多黨合作、民主協商。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舉行預備會議。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並舉行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會議選舉出籌備會常務委員21人，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民革）、沈鈞儒（民盟）、郭沫若（無黨派民主人士）、陳叔通（1876-1966，中國近代實業家、學者，產業界代表）為副主任。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下設6個小組，分別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案；擬定國旗、國徽、國歌等工作。

9月17日召開的籌備會第二次會議，正式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從6月15日至9月20日，新政協籌備會先後共舉行了八次會議，向9月21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提交了多份草案，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新中國的國都、紀年、國旗、國歌的最後確定等四個決議案。其中由周恩來負責起草的《共同綱領》解決了新中國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國家，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新國家這種極為重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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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黨派都能參加新政協

1949年6月17日，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單位及其代表名單的籌備會第一小組成立，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兩天後，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聽取了李維漢所作的《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

根據《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擬有中共、民革、民盟、民建、無黨派民主人士、民進、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45個單位。此外，還有一個特邀單位。

在參加名單醞釀協商期間，特別是確定公布之後，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仍不斷收到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團體和個人的書面請求，前後共達30件之多。對此，籌備會經過慎重考慮，都分別給予了適當處理。

▲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

如對於有人提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的問題，籌備會第一小組研究認為，孫盟作為一個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反蔣政治派別，對中共「五一口號」也曾在口頭上表示響應，當中也確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革命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不純，成分複雜，不宜作為一個參加政協的單位，必要時可個別邀請其中的代表人物參加。

類似的派別還有民社黨革新派、中國農民黨、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等，但經「向各方調查，這些所謂黨派成員十分複雜，性質多屬反動」，其中，「許多都是來歷不明，很成問題的」，因此，籌備會拒絕了這些黨派的要求。

當時，解放區還有人建議新政協籌備會應照顧「漢留」（後發展為「洪幫」「洪門」，系明末清初的秘密組織，旨在反清，留存漢族文化）這一與紅幫類似的全國性組織。對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紅幫、漢留等，既非民主黨派，又屬封建組織，對反美反蔣無貢獻，有些地方更常為反動統治的爪牙，故不應邀其參加。即使其中個別分子或一部分人曾參加蔣管區的人民抗丁、抗糧運動，我們亦應以革命群眾看待之，而不要以幫會看待之，免得助長社會中的秘密封建組織。」據此，將「漢留」排除在了新政協之外，從而保證了新政協的嚴肅性與純潔性。

與上述許多黨派要求參加新政協被拒絕正好相反，當時還有一些黨派雖未積極爭取，卻被主動邀請參加，這就是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成立於1946年5月4日的九三學社，自成立之日起即贊同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並於1949年1月發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擁護新政治協商會議，所以1949年6月開始確定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單位時，被主動邀請參加新政協，成為新政協黨派單位之一。

關於九三學社的去留還有一段插曲。

1949年3月底4月初，毛澤東由香山來到北平城內，拜訪北平師範學院（今北京師範大學）代校長湯璪真（1898-1951，湖南湘潭人，數學家）、文學院院長黎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教育家）、地理系主任黃國璋（1896-1966，地理學家、地理教育家）等他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同學。黎錦熙是九三學社成員，又邀來許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九三學社創始人）等人。交談中，許德珩說，新政協會議就要召開，新中國將要誕生，北平九三學社的人數並不多，且這個團體協助共產黨推翻舊政權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現正準備宣布解散。毛澤東當即表示，九三學社不要解散，應該更多地團結科學、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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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協代表，黨外人士佔56%

與確定新政協參加單位相比，確定各單位代表名額和人選的工作更為複雜繁瑣。

為保證工作的順利開展，籌備會制定了明確的原則與標準。周恩來曾對此進行過具體闡釋：「我們在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的時候，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有重點的。重點在哪裡呢？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46個單位的名額和人選的確定，始終都體現著這一重點。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各民主黨派，有多年來為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還有各解放區的代表。

「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外，還有婦女代表、文藝工作者代表、新聞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我們也照顧到還不能立刻組織團體的方面，如自由職業者代表。我們還照顧到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

▲ 1949年，陳嘉庚在新政協籌備會上講演

「儘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總之，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

在大的原則與標準確定以後，接下來的具體工作亦不輕鬆。

當時，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一種是本人申請，然後由新政協籌備會對所有提名進行逐個審查，反覆研究。「時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斟酌再四，費時達數周之久」。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又經過籌備會反覆協商，徵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近3個月時間，最終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662名代表名單。

在這662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佔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佔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佔30%。也就是說，新政協代表中，黨外人士佔了56%。這樣，既保證了共產黨的領導，又廣泛團結了黨外人士。

當時，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了一本很厚的表冊，毛澤東看了，曾風趣地說這是一部協商建國、包羅萬象的「天書」。

而且，在選舉代表的過程中，由於「各單位有自己的標準」，因此，代表的產生應該看其代表的單位在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此外，「參加的代表」，「原則上能夠來的才確定他為代表，不能來的就不提名」。

對遠在香港的政協代表，中共很慎重，曾專門致電在港負責統戰工作的饒彰風（1913-1970，廣東大埔人，曾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願北上即作罷，不要絲毫加以勉強；如果本人雖願充新政協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襲擊危險，對北上躊躇（如黃紹竑，桂系將領），或因情況複雜，而有所顧慮（如龍雲，國民黨雲南省主席），不要勉強說服其北上，使一切責任全由我負，將來不論有無危險，我總陷於被動。故邀請是一件事，必須將話轉到；願來與否，是又一件事，必須出於本人自願。」

在參加新政協的各單位中，特邀單位是比較特殊的，共有75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如有宋慶齡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有參加國共和談的南京和平代表團成員張治中（團長）、邵力子；有湖南和平起義中的國民黨元老程潛；有起義的國民黨將領曾澤生（1948年10月率領國民黨第60軍於長春起義，所部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其任軍長）等；有願意為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還有護廠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或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如晉察冀的戎冠秀（戰爭年代帶頭送子參軍，1944年獲「北嶽區擁軍模範——子弟兵的母親」光榮稱號）。總之，在其他單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了特邀單位中。為此，特邀單位的名額曾一再擴充，成為各單位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

在名單協商與確定過程中，總體上是比較順利的，但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如，當時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原南京和談代表團成員和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有一定的抵觸情緒，聲稱：「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黨內反覆進行政策教育，並向黨外人士解釋，指出：雖然他們原來屬於反動陣營，但在和平談判和起義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邊，就應當不念舊惡，採取歡迎態度。經過教育和解釋，這一問題最終得到了妥善解決。

此外，新政協代表人選亦曾出現個別的遺漏。如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其實參會的其他單位的代表中有滿族人，如著名的語言學家羅常培就系滿族人），名單公布後，北平有些滿族人因此哭了。毛澤東知道此事後曾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後來，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做了彌補。

可以說，新政協具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從階級的成分來說，它有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從代表的年齡來說，它有92歲的老翁（薩鎮冰，1859-1952，曾任北洋政府海軍總長），也有21歲的青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田富達）；從居住的地域來說，它有遠在天涯、冒險歸來的海外僑領，也有僻處內地的苗、彝、黎、藏同胞……他們都抱著揚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團聚起來，也是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會議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之後，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通過了國號、紀年、國旗、國歌；9月30日，政協大會選舉揭曉——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朱德（中共）、劉少奇（中共）、宋慶齡（特邀）、李濟深（民革）、張瀾（1872-1955，民盟）、高崗（中共），民主人士佔50%。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名，民主人士26名，佔46.5%。

政務院總理：周恩來。

副總理：董必武（中共）、陳雲（中共）、郭沫若（無黨派民主人士）、黃炎培（民盟），民主人士佔50%。

政務委員15名，民主人士9名，佔60%。

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佔45%。

……

從9月21日開幕至30日閉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完成了諸多建立新中國的大事。

五年後的1954年9月，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至此，作為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圓滿完成其歷史使命而載入史冊。之後，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繼續發揮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作用至今。

文 | 段蘭芳樂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