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如何創立了「基辛格規則」？

原標題：基辛格如何創立了「基辛格規則」？

理想主義者

本文節選自《基辛格：理想主義者》第七章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04月出版

《歷史的真義》這篇論文已經被載入史冊，它是有史以來哈佛大四學生所寫的最長的一篇論文，現在哈佛的畢業論文篇幅限制（35 000字，或者大約140頁，被稱為「基辛格規則」）即由此而來。全文有388頁，這還是刪掉了講黑格爾和施韋澤的章節之後的篇幅。據說弗里德里希看到第150頁時就不肯再往下看了。但這篇論文最了不起的地方倒不是它的篇幅。三年苦讀沒有白費，基辛格對其所讀的經典做了精彩提煉，呈現給我們的不單有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還有科林伍德、但丁、達爾文、笛卡兒、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黑格爾、霍布斯、霍姆斯、荷馬、休謨、洛克、彌爾頓、柏拉圖、薩特、施韋澤、斯賓諾莎、托爾斯泰、維柯、維吉爾和懷特海。他還按照邏輯意義將布拉德利、亨廷頓、約瑟夫、龐加萊、賴欣巴哈、羅伊斯、羅素、謝a此處不知是否著者有誤，應為艾略特。—譯者注費爾、斯泰賓和凡勃倫引入附錄。顯然，這是一個年輕人寫的書，是展示才學的一次演練，裡面犯了一些低級錯誤，像是把薩特的名字「Sartre」拼成「Satre」，把「data」和「phenomena」這兩個複數名詞當作單數名詞用，又把單數名詞「polis」當作複數名詞用。（這提醒人們基辛格在德國沒有接受過正統教育。）論文用大部分篇幅詳細闡述了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這三位主要作者的觀點，但有時候人們很難分得清哪些是他們的觀點，哪些是基辛格的評論，部分原因是基辛格為了節省篇幅，省略了像「如斯賓格勒所說」這樣的措辭，結果不止一個讀者把斯賓格勒的文化悲觀主義錯當成基辛格本人的觀點。然而，儘管有種種瑕疵，這篇論文仍毫無爭議地獲得了最優成績。同時，它也為人們了解艾略特對基辛格的影響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這種影響遠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曾經影響過」，而是「永久的影響」：基辛格繼承了艾略特那種特有的浮誇文風。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和伊曼紐爾·康德至少可以被認為是三位「同床異夢」的哲學家。康德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被尊為西方哲學的泰斗之一。斯賓格勒是一位特立獨行的辯論家，他在《西方的沒落》（兩卷本，1918年至1923年間出版）中所做的那些隱晦的預言因為涉及德國的權利而為人所詬病。（哈佛社會學系的創建人皮季里姆·索羅金視他為眼中釘。）基辛格在寫論文的時候，湯因比12卷的講述文明興衰史的著作只完成了一半。選擇湯因比（也是貝利奧爾學院畢業）也許是艾略特的意見，但這也反映出其前6卷《歷史研究》廣受歡迎，非常成功。該書的全一冊縮略本於1947年在美國出版，售出30多萬冊，這無疑得益於《時代周刊》當年3月刊登的一則封面報道。那篇報道的標題是「我們的文明並非註定會覆滅」，就像湯因比斷言基督教對西方世界極其重要一樣，這樣的信息總讓美國人很受用。湯因比被媒體譽為斯賓格勒的反對者，因此基辛格對論文中所涉人物及其思想的選擇在事實上飽受熱議。既然他所有的學術導師幾乎都對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抱有極大熱忱，如果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學者能夠展示康德的思想在何種層面上比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高明，那自然是一著妙棋。

出人意料的是，基辛格決定不討論顯而易見的問題，比方說這三位作者對歷史因果的看法有何不同。相反，他選擇重點討論一個更深、更難的問題：他們如何看待人類社會中，歷史決定論和我們作為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的意識之間的基本矛盾。從論文的導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基辛格對這個問題抱有濃厚的興趣。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遇到一個時間點，那時他會意識到青春看似充滿無限可能，實際上自己已經變成一個現實體。生命不再是四周環繞著森林和山峰的廣闊平原，他逐漸發現，他越過草原時其實走的是一條常規路線……我們遇到了「必然與自由」的問題、我們的行為所致的不可挽回的事、我們生活的導向問題……那種調和我們的自由經驗與既定環境的渴望讓詩歌扼腕而嘆，讓哲學左右為難……在自由模式中實現的因果關係有什麼樣的意義？

正如基辛格展示的那樣，他選的幾位權威對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各不相同。斯賓格勒是這三個人中最堅定的決定論者。在斯賓格勒看來，「歷史體現有機文化的興衰。這些文化的本質是個謎，人們需要從這些文化中吸取前進的動力，這些文化就是權力的表現」。這裡無須贅述基辛格略顯啰唆的注釋。最重要的是，斯賓格勒堅信有一種普遍性的循環：從生物到文化，再到文明，最後又回到生物。這無法令基辛格信服，他說：「清醒的意識狀態與生成過程之間、時間與空間之間、歷史與因果之間的對抗表示了既定環境中自由經驗的困境，但這些矛盾與對抗沒有消除這種困境。」

湯因比也不如康德，說實話，差得太遠。不錯，湯因比看似肯定了合目的性在歷史中的地位，以此反對斯賓格勒的宿命論。文明可以選擇迎接環境的挑戰，可以選擇繼續在歷史的懸崖上攀爬。但如果歷史的終極意義是由上帝的意志操縱的，那麼正如基辛格所寫，「我們絲毫沒有真正超越斯賓格勒」。基辛格宣稱「歷史不是一本闡釋《新約全書》的書」，對湯因比的大作不屑一顧，認為那不過是「在神學基礎上多加了一種實證法」。

基辛格按艾略特所教，向人們展示康德是如何建立一個自由王國的。康德把現象世界和本體世界區分開來，現象世界可以通過理性和確定性來認知，而自在之物的本體世界則只能通過內在經驗去認知。「因此，在既定環境中的自由經驗終究還是有潛在意義的……合目的性無法在現象世界的現實中被揭示，但它可以堅定人的決心。在一個既定的體系中，自由確實佔有一席之地。」基辛格還推崇康德的「絕對命令」理念。「絕對命令」不僅在道德領域意義重大，還「為康德的歷史哲學搭建了框架」，因為「如果自由的先驗代表了透過表象領悟更高主體性真理的能力，那麼它的準則也必定會為政治領域制定規則；因此和平是人類最崇高的奮鬥目標，是對人的道德人格的終極肯定」。

換言之，對和平的追求是自由意志下所有行為中最高貴的。但在這個問題上，基辛格相信自己找到了康德的錯處。基辛格在討論「永久和平」a的一篇文章中認為：「謀求和平的責任看似是絕對命令的體現，實際上只是左右歷史事件的客觀性原則。」對基辛格而言，這只是代表他還想像湯因比那樣，「擴大歷史哲學的範疇，保證道德法則的可及性」。「為確立他的絕對命令的正確性，使其成為永久和平的基礎，康德必須展示他的理論是可行的。但他的可行性論證變成了必然性存在的宣言，似乎否定了絕對命令的道德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康德也曾想過徹底解決所有歷史哲學內在的困境……找出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間的聯繫，但同樣失敗了」。雖然研究康德的學者可能會反駁說，基辛格將自然王國和目的王國混為一談，康德卻將兩者分得一清二楚，但不容置疑，在《永久和平論》（還有他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中，康德確實介紹了一種目的論版本的歷史觀，承認「有一個更高層次的理由決定著自然進程，引導它走向人類奮鬥的最終目標」，即永久和平。

那麼基辛格自己最終的立場是什麼呢？答案是自由高於必然，選擇是一種內在經驗。他在關鍵的一段中寫道：「自由不是一種明確的能力，而是一種內在的生命體驗，一個做出有意義的選擇的過程。」

這……並不意味著選擇是沒有限制的。每個人都是時代、國家和環境的產物。但除此之外，每個人都具有從根本上說難以分析的特質……歷史的創造性本質，道德人格。然而，我們可以通過回顧來解釋行為，行為是人們在內心做出選擇後才發生的……人只能從自身找到對行為的約束。

他再次提出：「自由是……一種尋求自我激勵的內在狀態……自由不依賴存在而依賴對選擇的認知，不依賴外部條件而依賴內在經驗。」

總而言之，「自由和必然之間的矛盾只有內在經驗能夠調和」。基辛格這麼強調內在性，明確表示應當樂觀看待他在論文倒數第二頁提到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的事件。

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和西伯利亞勞改營待過的一代人不可能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樂觀。但丁追求的幸福在我們的文明裡已經蕩然無存。但這隻說明文明衰落的事實，而不是它的必然性……誠然，那些年可能令人疲憊不堪。但……自由的經驗能使我們從過去的苦難和歷史的挫折中振作起來。這種靈性中包含著人類的本質，每個人都賦予這本質一種生命必然性的特質，這本質賦予我們那種將帶來安寧的自我超越。

有人認為自1968年以後，「基辛格看待歷史的哲學切入點和他制定、實施外交政策之間不存在隱性關聯」。有人這麼說：

基辛格看過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無法相信普遍的道德倫理和永恆價值，這些是康德信仰人類進步的基礎……對基辛格而言，上帝死在了奧斯維辛……基辛格的現實政治和康德的理想主義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說明這篇冗長的畢業論文只是一次智識上的訓練，體現不出他成形的個性和價值體系。

這種說法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寫《歷史的真義》的基辛格當然不是「變質的康德主義者」，他也不贊成斯賓諾莎消極的懷疑論，他的這種對權力的看法實質上和霍布斯是一樣的。《歷史的真義》中很少提到斯賓諾莎，對馬基雅維利則完全沒有提及，總有人說是馬基雅維利影響了基辛格，其實不然。

對《歷史的真義》正確的解讀應該是：它是一本真正的理想主義宣傳冊。在艾略特的影響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作業：讀了《永久和平論》，但他發現康德的推理有瑕疵。和平可能確實是歷史的終極目標，然而，在內心直面選擇從而真正體驗自由後，從個體的角度看，任何這種決定論的模式都是不對的，「無論人們如何理解事件的必然性，當這些事件發生時，這種必然性都無法對行動做出任何指引」。

這一根本性的洞見對1950年的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基辛格在結論中說得很清楚，他對歷史真義的認識使他對經濟學界的主張深表懷疑，這個雄心勃勃的哈佛學生越來越認為這些主張是選擇的集合：

當……冰冷的物質性思想取代浪漫的感性，生命便成了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人們拚命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這證明了心靈的空虛。對他們來說，必然性是一種客觀狀態……他們總是認為再多一點兒知識、再多一個公式，就能解決物質世界中不斷增加的困惑。

其次（雖然基辛格認為在不起眼的腳註里談當代政治比較明智），物質主義的局限性意味著「任由關於民主的爭論變成一場對經濟制度效率的討論」是危險的。「經濟制度的效率是客觀必然性層面的問題，因而是可以討論的。」相反，「自由的內在直覺……會排斥極權主義，即便它在經濟層面效率更高」。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和蘇聯開幾次國際會議就能神奇地解決所有分歧，這種看法似乎很荒謬……似乎無法僅僅靠開會就能達成基於內部和諧的永久諒解，因為分歧不僅僅是誤解造成的」。

行文至此，我們終於要談到一個歷史事件了，這個事件暗中滲透到基辛格畢業論文中關於個人自由的每一個字里，將成為他走向學術巔峰繼而掌握政治權力的背景，這個事件在1950年使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即便在堅定的理想主義者眼裡）看起來和湯因比所說的基督救贖時刻一樣遙不可及。它就是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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