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個人英雄主義，收復外蒙，功在當下，弊歸千秋

原標題：徐樹錚個人英雄主義，收復外蒙，功在當下，弊歸千秋

辛亥革命之際，外蒙古王公以及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決定獨立，於庫倫建立「大蒙古國」，活佛為帝，年號「共戴」。

由於沙俄只是想通過蒙古獨立事宜向中國獲取更多的利益，在中國政府的妥協下，中俄雙方於1913年發表聲明不承認蒙古獨立，後於1915年6月7日簽訂《中俄蒙協約》規定外蒙區域自治等問題。協約規定外蒙承認中國宗主權，中俄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通過該協約，中國獲得宗主虛名，沙俄卻保留了它在外蒙的一切權力和利益。儘管如此，對中國已是利好，中國勢利得以重新進入外蒙地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宣布一切對外不平等條約，並斷絕了對蒙古的外援支持。外蒙在陷入財政困難、社會混亂境地的同時，覬覦許久的日本也扶持謝苗諾夫（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計劃成立「大蒙古國」，並於1919年6月上旬派代表逼迫庫倫當局表態。

外部環境變化的同時，庫倫內部也有了矛盾。外蒙的政體一向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後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喇嘛當道，王公大權旁落，引發後者強烈不滿。

內憂外患之下，蒙古王公們策動撤銷自治，以便恢復前清舊制，重掌大權。1919年6月20日，庫倫派外交長車林多爾濟來向駐庫大員陳毅報告情況，說明外蒙古當局「實屬困難萬分」，「雖未明言請兵，而已露求助之意」。

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陳毅了解外蒙王公意向後，立即抓住時機與庫倫磋商增兵問題，「曉以利害，解釋種種疑慮」。6月28日，外蒙古當局就增兵事答覆陳毅：「業經密商，僉稱倚仰日人外援，將來必受其殘毒手段。與布人聯合成國，布人必喧賓奪主，萬不可從。現在事機已迫，惟有一致依賴中央，求發大軍援救。議決後回稟活佛，深為喻許，意尤堅定……至此次進兵，即以面商為定，不用公文，以防泄漏機密。外蒙既無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來軍愈多愈速為妙。」陳毅據此提出建議：「大兵入境後，矇事前途或可藉此解決，永奠蒙局！」並懇請北京政府「立排困難，積極進行，速派重兵進入外蒙」。

民國政府響應尚算迅速，徐樹錚9月份向外蒙派去了褚其祥所轄第三混成旅（駐宣化）的第七團。在等待駐兵之時，陳毅與庫倫談判撤職事宜。因為蒙古王公與僧侶集團都想最大程度的奪得權力而爭執不休，陳毅在兩個集團間不斷協調，最終草擬了《外蒙取消自治後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後條例》，並經北京政府核定，只是王公和僧侶集團就個別條款有爭議，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在徐樹錚插手後，事情向最壞方向發展。徐樹錚的職權是負責駐軍，並未負有處理撤治問題的職責，然而在其受命擔任西北邊籌使兼西北軍邊防司令之後，便將西北邊防軍帶到了庫倫，架空陳毅接手對外蒙的交涉。

有文章盛讚徐樹錚顯示了一個邊才的雄才大略。文史學者聶作平稱徐樹錚在任西北邊防籌備處長時，即對外蒙以及日、俄之間的關係瞭若指掌，他認為外蒙對中國徘徊觀望，乃由於日、俄蠱惑所致。為此，他甫一進入庫侖，即與松井交涉，通過國際法慣例，將松井非法派遣到庫侖的一百餘名士兵繳械。對於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間的騎牆，徐樹錚認為是中國方面不夠強勢。為此，他在入蒙之前調集了80輛大卡車，入庫侖時，每車乘士兵20人，將所有新式武器悉數向蒙古人展示。這種做法與陳毅大不相同，外交部的代總長也就是外蒙獨立後第一位庫倫都護使陳籙主張說：「惟外蒙自治一節，不惟載在協約，對內對外均經政府確切表示，國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輕議變更，而民族自治，為世界潮流所趨，尤不可顯與背馳，致招他國非議。

況自俄亂以來，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變其宿昔之態度，對於中央深表親賴之意。如近日謝米諾夫（即謝苗諾夫）勾煸蒙人獨立，外蒙官府竟不為動，足為明證。在我正應一意懷柔，使中蒙關係日益親密。若輕墮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內向之誠，更恐別生誤會，致來外力干涉。因之數年之功，敗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註意。」

但在如何處理外蒙問題上，北洋政府中，趁沙俄無力以武力收回佔據了上風。徐樹錚稱「撤治用四字，而用恩用威……蒙性多猜，威則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結之。恐其久而易視也，然後威以折之，蒙無實力，必悚而就範，再待以恩，以結其心，則不思勾結外援，乃永無反側矣。」他在沒有請示任何人的情況之下否定陳毅所擬《條例》，並提出了自己擬定的八項對蒙新條款，不顧外蒙地方權利。

紀錄片《北洋大時代》指出，外蒙古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獨立」，是因為他們認為清廷的政策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在磋商取消「自治」過程中，外蒙最擔心的事是取消「自治」後本身利益受損，外蒙之所以對《善後條例》有爭議，就是想保證權益的最大化。而徐樹錚所提出的「八項條款」則將外蒙權益較《善後條例》更加籠統虛化，甚至強化了直接管理外蒙的傾向。蒙古王公與僧侶集團大為震驚，遂聯合一氣，抵死不認。但徐樹錚繼挾持「內閣總理大臣」巴德瑪·多爾濟（Gonchigjalzangiin Badamdorj）、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又威脅「寬限一日，夜晚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庫倫政府只得同意，於1919年11月17日，遞交了要求取消「自治」的呈文。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飽受欺凌，徐樹錚收復外蒙振奮全國，輿論界對此一片讚頌之聲。孫中山甚至將其譽為班超：「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

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用，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然而徐樹錚收復外蒙，功在當下，弊歸千秋。清末新政已讓外蒙出現離心力，王公希望撤治不過是內憂外患下的一種選擇。《北洋大時代》認為，徐樹錚的行為反而讓外蒙撤治的中堅力量和喇嘛們聯合起來對抗中央。正是其蠻橫無理的行徑，將外蒙人心徹底推向對立面，中國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團當中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蒙古後來的分離埋下了禍根。蒙學專家札奇斯欽指出，很明顯的看出徐樹錚並沒有脫離古代男兒當立功異域班超式的英雄主義，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以及「以夷制夷」的手段，所以對於一個有現代性的問題自然不容易有合理的解決了。

其實從當時輿論反應來看，北洋政府也少有脫離舊式政治看法之人。更為惡劣的是徐樹錚在冊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禮儀式禮節上有意折辱，札奇斯欽以十年前陳籙冊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禮作比較，認為這依然是個人英雄主義在作祟。在徐樹錚主持的典禮上，世代受清廷尊重的活佛被強迫對國旗、大總統像片暨封冊各行三鞠躬禮，這是歷代哲布尊丹巴從來沒行的重禮。而且在哲布尊丹巴十年前曾即汗位的同一場所，徐氏南面站在他曾坐可汗的席位上，叫他面北接受冊封。札奇斯欽指出，這不但是對活佛本人最大污辱，同時也太傷蒙古大眾的自尊心了。

後來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領袖喬巴山（Coibalsang）在他的蒙古革命史里，特別用了相當的篇幅，來描寫他目睹這冊封典禮的經過。其目的就是要用它來刺激蒙古民族的情緒。徐樹錚在完成這件極有歷史意義的典禮後，不久就離開庫倫，回到北京從事內爭。而他離開後不久，蒙古王公與僧侶集團就向中國駐軍發難，白俄與蘇俄勢力先後進入外蒙，從此，外蒙一直處於蘇聯卵翼之下，中國永遠的失去了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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