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史中的國民黨正面戰場

原標題：日本戰史中的國民黨正面戰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防衛廳曾編撰一批戰史，收錄了大量原始資料，包括大本營與陸軍省的機密文件、日誌和頒發的命令等。20世紀80年代，它們大部分被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得以翻譯出版。與此同時，中國大陸還出版了一些侵華日軍將領的回憶錄，披露了他們對那場戰爭的看法。這些資料對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正面戰場均不乏描述，今擇其要者介紹如下。

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的頑強抵抗

抗戰初期，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奮起抵抗，組織了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等一系列大規模戰役，給日軍以較大殺傷。在這些會戰中，國民黨軍隊的英勇作戰給日軍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淞滬會戰，日本軍方曾記載：「上海作戰關於中國軍之抗戰意志與步兵之戰鬥力，一反三宅板（陸軍省、部等均在此，故俗稱三宅板）以往之判斷，其主要原因為抗戰意志堅定。中國軍之步兵，雖在日軍無情之炮擊下，絕不由陣地後退。中國步兵戰術之要求為近接日軍步兵戰線，一旦接近日軍步兵戰線後，則可避免日本之陸、海、空綜合火力，捨身進入死地，死裡求生，可謂彼等之步兵戰術。」其中對國民黨軍隊的頑強抵抗不無讚賞。

在此後徐州會戰的台兒庄戰役中，日軍主力第十師團步兵第十聯隊的《戰鬥詳報》又記載：國民黨軍隊「憑藉散兵壕，全部守兵頑強抵抗直到最後。宜哉，此敵於此狹窄的散兵壕內，重疊相枕，力戰而死之狀，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將為之感嘆。曾使翻譯勸其投降，應者絕無。屍山血河，非獨日軍所特有。」而在武漢會戰日軍攻擊漢口時，也「遭到中國軍的頑強抵抗，曾有一度陷入焦慮時期……中央部也無增援的餘力。至10月11日才勉強由華北方面軍派騎兵第4旅團前往增援」。這無疑是從敵人的視角，為正面戰場的抵抗有利於敵後戰場開闢提供了一個絕佳註腳。

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軍隊的對日作戰仍比較積極，這在1939年其主動發起的冬季攻勢中體現得尤其明顯。主管情報的日本軍官今井武夫曾回憶，國民黨軍隊在武漢會戰後經過休整，「逐漸恢復了戰鬥力。一年後，即從一九三九年底到第二年一月，終於在漢口北部和南寧兩個戰線上，竟敢積極地進行了一場從開戰以來無與倫比的大規模反攻，給日軍以很大的衝擊」。面對這種猛烈的攻勢，日本軍方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軍攻勢規模之大，鬥志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均屬罕見。我軍戰果雖大，但損失亦不小……在中國事變八年間，彼我主力正式激戰並呈現決戰狀態，當以此時為最。」並說：「這次冬季攻勢的規模及其戰鬥意志遠遠超過我方的預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戰區的反攻極為激烈」，「敵人的進攻意志極為頑強，其戰鬥力量不可輕視。在戰術上，鼓勵採取夜戰，隱避中接近和包圍我軍據點，善於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彈進行近戰。武器彈藥充足，補給能力也很強」，他們「向中外顯示了自己主動發起攻勢的力量」，而日軍「付出的犧牲是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

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隊尤其是中央軍的抗戰意志十分頑強。1939年11月，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即曾提出：「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4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其中對全民抗戰的看法雖不無偏見，但亦可見他對中央軍的評價極高。經過冬季攻勢，日軍對蔣介石的掌控力更是有了充分認識，認為國民黨「中央直系軍隊的戰鬥力，尤其中堅軍官強烈的抗日意識和鬥志，絕對不容輕視，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當徹底的」。他們還說：「從特種情報中所看到的敵人玩忽命令、敷衍塞責的現象雖然不少，但這次作戰也已證明，敵人仍能大致保持命令統一，統帥部的威令不僅在正規軍中，甚至深入到游擊隊的最基層。這些情況說明蔣介石至今仍然在全軍中保持著統轄力量。因此，深感敵尚強大」。

為了打擊國民黨的抗戰意志，日軍第11軍擬定了1941年春季擊潰第五戰區主力，奪取宜昌，繼於秋季擊破長沙、衡陽方面第九戰區的方案。針對這一行動，國民黨軍隊在宜昌戰役中表現得十分英勇，幾乎使敵人陷入絕境，以致日軍第13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甚至下令燒毀軍旗、機密文件，指定各將官自盡位置，並做好設備及燒掉屍體的準備。在此役中，日軍還發現：「在我陣地前，戰死的重慶士兵屍體，連長在前，軍官繼後，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戰死重慶軍連長精心記載的日記本上，寫著對部下士兵的無限信任和明天必將佔領宜昌的必勝決心。」他們因此得出結論：「從總體上來看，我軍是策劃對長沙方面的攻勢，而重慶軍則在宜昌尋求主要戰場。通過重慶軍對宜昌的反攻，具體地說明了其戰鬥意識的高昂和作戰規模的龐大。」

此後，國民黨雖然將不少精力投入反共活動，但仍堅持抗戰、苦撐待變。據日本戰史記載，1941年初，由於美國通過《租借法案》，英中籤訂軍事協定，美英還為中國提供巨額貸款，因此「自1941年春以來，重慶政權抗日意志的高昂不容輕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軍隊此時不僅在華中，而且在華北也給日軍製造了長期的麻煩，以至於其感嘆：「華北方面，山西省由於西面有以延安為根據地的共產軍、南面黃河兩岸有中央軍第1戰區的軍隊活動，治安情況極為惡劣」，特別是「衛立煌指揮的約二十六個師，在山西南部黃河北岸地區構築了堅固的陣地，成為擾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鑒於對中條山的幾次進剿均未得手，日軍1941年初決定以華北為重點，由華中的第11軍抽調第33師團、由華東的第13軍抽調第17師團，轉屬華北方面軍，然後發動中條山戰役。但該年3月，國民黨軍隊在江西取得上高會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日軍第33師團，「因受這次作戰的直接影響，第33師團推遲了向華北的轉進」。由此可見，國民黨軍隊在華中和華北的行動對日軍起到了很大的互相牽製作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國民黨正面戰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方稱第二次長沙作戰）中，第九戰區就打得十分慘烈。早在1941年初，日軍第11軍即曾對第九戰區的戰鬥力量做出了如下判斷：「1939年秋季湘贛會戰以後，該軍未再受到我軍打擊，其戰鬥力已大體恢復，尤其第一線，與我軍近接對峙，不斷向我發動進攻，或以游擊隊破壞我後方聯絡線等，活動日趨活躍，頗有成為第11軍宿敵之感。」為了消除這一心頭大患，日軍先後發動了兩次長沙作戰，但幾次進攻均因國民黨守軍頑強抵抗而告失敗。1942年1月，第11軍「衝進長沙一角，雖竭力進攻，但因重慶軍頑強抵抗難以突破……遂決定返轉（日軍對撤退的另一種說法——引者注）」，「在返轉作戰中，遭到優勢重慶軍的側擊，並被切斷退路，陷於苦戰」。此戰失利後，日軍因傷亡慘重，「部分將士的必勝信念發生了動搖，需要年余始能恢復」。同年4月，中國派遣軍參謀宮野正年還曾在軍司令官、師團長會議上報告：「敵戰力雖然低落，但在華北、華中、華南，其情況各有不同。1、華南方面並無明顯的低落，最近並有對我採取小規模攻勢的情況。2、華中方面戰力雖然降低，但對蔣介石的命令確能徹底執行。看到第二次長沙作戰的情況以及華中方面尚有蔣軍嫡系的存在，不可對之輕視。」言辭中對國民黨戰力猶存顯然不無忌憚。

鑒於這種狀況，1942年5月，日軍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田中新一中將提出：「試圖利用大東亞戰爭序戰的成果，摧毀重慶繼續戰鬥的意志，其結局並未取得任何效果。重慶堅決抗戰的意志並未動搖，今已明顯……至此終於不得不採取以攻佔重慶為目的之作戰，別無他途。」這表明日本為了徹底摧毀國民黨的抗戰意志，已開始考慮直取重慶。同年8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起草了《根據目前形勢陸軍的作戰準備》，其中也指出：「隨著戰爭的繼續，中國的國力及軍事力量逐年下降，尤其大東亞戰爭爆發，主要補給路線已被切斷後，其力量下降趨勢更加明顯，但蔣政權依靠國民黨與中央軍，不僅抗戰決心及能力仍相當大，而且妄信聯合軍取得最後勝利。因此，按目前形勢的發展，不能期待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為此，大本營提出了《5號作戰要領》作為中國派遣軍制訂作戰計劃的依據：「作戰目的：在於消滅敵中央軍主力，佔領四川要域，摧毀敵抗戰根據地，以促使重慶政權屈服或崩潰。作戰方針：中國派遣軍以主力由西安方面、以一部由武漢方面進攻，消滅敵中央軍主力，攻佔重慶，並佔領四川要域。」這個5號作戰計劃後來雖然因兵力和物質不足未付諸實施，但不難看出，日軍此時仍將國民黨中央軍視為其在中國戰場上的勁敵。

即便在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但仍不乏頑強抵抗者。如日軍進攻河南，就發現「敵軍鬥志一般旺盛，我軍發起衝鋒以前，堅持抵抗，並且屢次進行反攻」。而衡陽之戰，日本戰史更記載：「敵利用河流、水泊及城牆等巧妙構築陣地，守兵鬥志極為旺盛。」以致日軍幾次進攻皆受挫，部隊出現大量傷亡。與此同時，中國遠征軍在中緬印戰場也開始反攻，取得了輝煌戰果，收復了大批失地，日本戰史對此亦多有描述。

一些消極的現象

如上所述，從當時侵華日軍和日本戰史的敘述來看，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表現確實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但不容否認，其中也存在著一些消極的現象，特別是戰略指揮的笨拙經常遭到日軍譏諷。如1942年浙贛作戰結束後，日軍就分析：「中國軍雖然發現第十三軍和第十一軍的返回意圖，但缺乏利用時機的氣魄，在部署方面也毫無準備，尤其是將第三戰區內的最精銳的兵團處於可以充分利用我軍返回時機這一良好態勢的第七十四軍抽出，這對於此後的攻擊意志和戰鬥力都造成極大的不良影響。」他們還總結：「中國軍在我軍返還過程中的所進行的統帥和指揮，就其全局而言，在計劃、準備、作戰指揮以及兵團運用等方面，頗多矛盾和衝撞現象，缺乏統一性，再加上由於長期作戰而造成的士氣和戰力的損耗，以致使其喪失了像第二次長沙作戰中進行的那種頑強而積極反攻的力量和時機。從而使我軍在基本上沒有妨礙和損失的情況下，各兵團相互策應，順利地完成了返還任務。」應該說，日軍這一評論是切中肯綮的。

更關鍵的是，由於戰爭的持久和艱苦，有不少在敵後戰場作戰的國民黨部隊發生了動搖。早在1939年，日軍便看出閻錫山的山西軍「行動顯見消極，苟延殘喘於黃河兩岸地區」，而蔣系軍也「大部沒有戰意，希望歸順」，其游擊隊「喪失了戰鬥意志，希望歸順者有增加的趨向」。到1944年初，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綜合戰報中詳細公布：「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軍也佔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七萬四千俘虜中，中共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這種來自敵人的判斷充分表明，國共兩黨在敵後戰場的地位和作用有著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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