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遇牛頓：我的啟蒙與信仰歷程

（此文寫於2012年初，是作者大學畢業三十周年在北京聚會之際與清華校友分享的一篇短文。）

回顧人生，感觸良多。人一生的遭遇，或多或少是機會的使然，或簡言之「湊巧」。努力固然重要，聰明也不可忽視，然而，無人可以狂言：其人生的成就全靠努力和聰明，絕無偶然機遇的幫襯。我之入學與清華，在時間上，便是僥倖的結果。1977年，是我人生中最為幸運的時刻；那一年，我踏入清華大門，實現了讀大學的夢想。多年來，我一直著迷於這樣一個事實：若早降世一年，或高考恢復推遲12個月，我將會與清華無緣。箇中奧秘，暫且不述。故我常對人說，我是擠進清華校門的。這裡，「擠」字最恰當地描述了這種時間上的巧合。而進清華前後，以及自清華畢業後，在不同的時空，跨越三十多年，與牛頓的三次「相遇」，則是巧合中的巧合，奧秘中的奧秘，每每想起，總會驚訝無語。

第一次與牛頓相遇，是在中學畢業那一年。我和許多同齡的清華學友一樣，生長在一個極為艱苦的環境中：我們幼年需要營養長身體的時候，中國正處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年份，史稱「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少年需要教育長智力的時候，中國正處在一個空前絕後的愚昧時代，史稱「十年文革」。按照常規的說法，我是屬於「被荒廢」的一代。除了認字算盤和零碎的自然常識外，學校留在我的記憶中最多的是日復一日的政治學習，年復一年校內校外的政治運動，下鄉進廠（也稱「學工學農」）和野營訓練（也稱「學軍」）。說來也怪，生長在一個普通家庭，父母又無藏書的我，卻自幼喜愛讀書。最初是讀父親從同事們借來的中國古典文學連環畫，後讀兄長從朋友們借來的中外文學藝術書籍。初二那年，我參加了學校的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從此，我的愛好轉到了哲學書籍。我用母親的借書證將一本本哲學書從公共圖書館搬回家裡，不分晝夜地閱讀。哲學書又把我帶到數學和物理，我在微積分和力學書裡面，第一次遇到了牛頓。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用微積分推導出數學公式時的興奮心情。那年，我未滿十八歲，我無意中借著閱讀，在那個愚昧時代，完成了知識掃盲。當我跨出中學大門的時候，除了讀書仍是我最大的樂趣外，牛頓的微積分和力學讓我萌發了上大學的夢想。我從未想到，第二年，政府就恢復了高考。

在清華大學，我與牛頓再次相遇。我的高考志願是核廢物處理，據說因報考學生不足，清華當年取消了該專業，我也毫不知情地被轉到基礎課力學師資班，成了牛頓的學生，接受系統的數學和力學訓練。求學期間，我利用課餘時間繼續閱讀各類書籍，尤其是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名著。這些書對我人生的影響，超過了我在課堂里學到的一切。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英國哲學家和數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書。通過這本書，我認識了微積分和力學之外的牛頓：牛頓的自然法則宇宙觀，被譽為「理性之父」的牛頓,以及作為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先聲的牛頓。這本書，把我帶到了一個我前所未聞的理性世界，我的心靈完全被牛頓以及啟蒙運動時代偉人們探索真理的勇氣和嚴密的思辨哲理所征服。從此，我告別了共產主義和唯物主義，轉而成為由他們倡導的「經驗主義」的忠實信徒，並因此在清華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啟蒙。跨出清華校門，當同學和老師為我放棄力學專業而惋惜時，我卻為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而歡欣雀躍。

2002年，我與牛頓第三次相遇。那時，我已在美國生活了將近十年。那一年，我和太太一起受洗成為基督徒，開始了從無神論者轉變為有神論者的信仰路程。這從此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其中包括對牛頓的評價和認識。我在清華讀書時就知道，牛頓是一個有神論者，在他眼裡，上帝是「第一推動力」，是萬物運動的原因。在早年完成了數學和科學上的諸多發現及創建之後，牛頓將其餘生的大部分時間用於聖經研究。多年來，我與清華學友和老師一樣，儘管仰慕其科學成就，對牛頓在這些方面的作為，一直大惑不解，甚至視之為宗教愚昧。成為基督徒後，牛頓也再次進入了我的視野。通過系統地閱讀聖經，以及各類與聖經有關的著作，並隨著信仰上的成熟和世界觀的改變，我對牛頓的疑惑也漸漸地消除了。我終於明白為何牛頓說，他在望遠鏡的末端，看到了神的蹤跡，以及他為何窮畢生精力研讀聖經。因為，在聖經里，且唯有在聖經里，有永恆的真理。

回顧我的一生，雖與牛頓素未謀面，然而，冥冥之中，牛頓伴我走過知識啟蒙，理性復甦，直至信仰回歸的心歷路程。牛頓，無疑是我一生最仰慕的精神導師。

（顧承原，基督徒，198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現與太太和兩個孩子住在美國，專註於企業管理諮詢和聖經研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