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轉折還是選擇——如何估計1956-1957年的中國

撰文：沈志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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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7年在共和國歷史上是不尋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點是這兩年的反差極大。或許可以這樣說，在中國，1956年春光灑滿大地，1957年陰霾籠罩天空。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國人曾寄予無限希望，而中共領導人雖經歷思考，最終卻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

所謂希望，是說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後，中共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積極動員和團結社會各階層，全力投入經濟發展，目標是在不遠的將來，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經濟繁榮、國力富強、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共領導人這一代社會精英提出的宏偉理想和奮鬥目標，國人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所謂思考，是說當中國宣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針對在蘇聯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質疑和批判，特別是揭露了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斯大林在創建這種社會主義模式時所犯的種種錯誤。蘇共中央的創舉令很多共產黨人深思：社會主義的道路究竟應該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蘇聯模式是不是正確的或唯一的社會主義樣板？蘇共提出的問題更使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考慮，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避免蘇聯已經犯過的錯誤，開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社會主義道路？

所謂選擇，是說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動社會主義陣營的風浪剛剛停息，1957年夏季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派」運動，又把整個中國社會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祭起「階級鬥爭的法寶」，使人們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爭鬥。其結果，「百花齊放」變成一花獨放，「長期共存」變得名存實亡。知識分子消極了，民主黨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熱心報國的人群失望了，全國上下萬馬齊喑。為了鞏固政權，中共最後決定還是回到階級鬥爭的道路上，並以此作為執政黨今後的行動綱領，中國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體制由此確定了未來發展的基礎。

為什麼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會轉變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為什麼中共八大在1956年確定了擴大民主、加強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設的方針路線，到1957年卻反其道而行之；為什麼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種種弊端，到頭來還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為什麼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卻做出了如此選擇，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本書試圖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獻史料，描述這一歷史過程。

筆者的思考和寫作，追尋了兩條並行的線索：其一，中共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主要任務的認識；其二，中共對社會主義同盟特別是中蘇關係的估計。作為一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執政黨，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臨的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這種認識和估計的結果，構成了他們制定對內和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決定了他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最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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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社會原本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人類社會發展境界的一個大體設想，後來經列寧和斯大林的實踐，逐步形成了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所有共產黨人便以此為奮鬥目標。因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國家政權以後，按照共產主義的理念，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過，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共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鞏固政權，這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毛澤東讀《甲申三百年祭》對李自成敗落的思考，以及同黃炎培關於國家興亡周期律的討論，充分表明他對政權得而復失這一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在新政權立足未穩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高級幹部內心考慮問題的思路，根本上還是受到中國傳統社會改朝換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慣性。中共是靠「槍杆子」打天下的，這種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必然採取革命的方式鞏固政權，改造社會。藉助朝鮮戰爭的特殊環境，通過武力鎮壓和群眾運動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鞏固新政權的幾個主要任務：清除反動勢力、變更所有制、改造社會及國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有制性質變了——官僚買辦經濟、地主經濟和資本家經濟已不復存在，社會成分變了——暗藏的特務和反革命消滅了，地主、資本家、富農正在從剝削者轉變為勞動者，也就是說，國內的敵對勢力基本不存在了。這時，不僅工人、農民真心擁護共產黨，就是大多數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也對共產黨人心悅誠服，認為他們的確是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鞏固政權的任務已經完成，那麼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大規模開展經濟建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是十分清楚的。他們連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針，甚至考慮採取某種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調動一切社會積極因素，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奮鬥。

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中共的現時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儘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認識到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從革命轉向建設。 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線的一個重大變化，也是中共對自身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即取得執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認識。

然而，這種認識似乎還是下意識的和模糊的。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沒有沿著正確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風波，特別是匈牙利動亂的後果，給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敲響了警鐘，使他們看到，已經取得勝利的政權還是有可能喪失的。這種危險的國際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和國外的反動勢力，他們企圖與國內的反革命力量相呼應，最終推翻共產黨政權；其國內根源則在於執政黨沾染的脫離群眾的作風及其所採取的錯誤的方針政策，由此引發了人民大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其中，最令毛澤東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後者。在中國，經過鎮反、肅反和一系列改造運動，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還有一些殘餘力量，也不會翻起大浪。因此，今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如何克服執政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問題。於是，毛澤東向黨和政府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課題，同時決定開展整風運動，採用民主的和開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產黨幹部執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風和舊弊陋習。

在毛澤東看來，既然反動勢力已經基本清除，原有的剝削階級正在被改造為新人，廣大知識分子也表示擁護社會主義，就不會再有人對中共的執政地位提出挑戰。但與此同時，在中共的幹部中，貪圖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現象日益嚴重，而對這一切，僅靠黨內思想教育已經不能解決問題。於是，毛澤東決定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並且親自在黨內外進行廣泛的宣傳和鼓動工作。當時，包括許多共產黨員在內的一批熱心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有識之士確實被發動起來了，他們仗義執言，針砭時弊，大膽地說出了許多過去不敢講的話。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評的矛頭竟然指向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方式提出質疑。看來，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想要翻天的還大有人在。毛澤東決定進行反擊，而這個決定又恰恰迎合了黨內基層幹部對整風運動中諸多言論和做法的不滿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很快就在全國鋪開了，革命的暴風驟雨再次降臨中國大地。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線遭到否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在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得到最後解決。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本來就是中共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鬥爭很快取得了完全勝利。此後，毛澤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經濟建設方面，並且提出了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不過，這次開始的經濟建設高潮，藉助「反右派」的東風，繼續採取了群眾運動的方式。至於階級鬥爭，到「大躍進」失敗之後便轉入了黨內，後來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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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的發展，與蘇聯有著極其密切和內在的聯繫。

中國與蘇聯建立同盟關係以及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意義，對於蘇聯來說，主要是一個安全問題，斯大林考慮的是利用中國作屏障，解除來自東方的美國威脅。而對於共產黨的中國來說，鞏固政權，組織社會，發展經濟，這一切都需要依靠蘇聯的幫助。況且，就長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當時的國際環境而言，在主觀意識中，中共除了向蘇聯「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外，沒有別的選擇。

毛澤東做出與蘇聯結盟的決定，還有一個邏輯——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而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個榜樣，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以俄為師」。中共長期在農村和山溝里堅持武裝鬥爭，沒有管理城市和國家的經驗，更不知道如何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所以，只能學習蘇聯。1952年底，國內外局勢剛剛穩定下來，毛澤東便主張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提出了「全面學習蘇聯」的口號。不過，斯大林並不認為中國可以立即走上蘇聯的道路。在斯大林看來，中國要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差得很遠。你那裡剛剛把土地分給農民，怎麼實行全盤集體化？你連起碼的工業基礎都沒有，怎麼實行計劃經濟？斯大林一再告誡毛澤東，不要急於學習蘇聯的榜樣，向社會主義過渡要慢慢來。

斯大林去世以後，莫斯科新領導層一方面開始著手處理在斯大林時代積重難返的種種社會危機，一方面在赫魯曉夫的主持下調整對華方針，向中國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蘇聯專家的到來和「一五」計劃的實施，使得中國從國家機構的設置、經濟體制的建立、各種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規劃以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大量照搬蘇聯的經驗。但是，正在中國仿照蘇聯模式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大廈的時候，蘇共召開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方針。同時，毛澤東也感覺到蘇聯模式存在著弊病，提出「十大關係」問題，開始考慮走適合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儘管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思考都沒有觸及到當時社會主義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層面的根本問題，但這種思考無疑已經蘊含了未來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基礎。

1956-1957年中蘇關係正處於蜜月時期，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相互支持，取長補短。總體說來，蘇聯在經濟上援助中國：從「一五」計劃的執行、工業化基礎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製，赫魯曉夫向中國提供了巨大幫助；中國在政治上支持蘇聯：從平息蘇共二十大給社會主義思想陣地帶來的衝擊，消除波匈事件在社會主義陣營造成的震動，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堅定地支持赫魯曉夫，毛澤東也為蘇聯提供了巨大支持。儘管他們之間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澤東不滿意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蘇共把和平過渡作為外交政策的總方針，而赫魯曉夫則認為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多有不妥，對中共帶頭指責蘇聯的大國和大黨主義也暗中不滿。但這些都是枝節問題，用毛澤東的話說，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團結，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以共同對付和戰勝美帝國主義，這是他們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標。莫斯科會議就是中蘇合作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經典之作。

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中蘇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卻逐步出現了一種隱患，即他們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正悄悄發生變化。中國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敢於出兵朝鮮與美國對陣，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國際風波中鎮定自若，指揮有方，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及各國共產黨對中共刮目相看，由衷欽佩。更何況斯大林去世以後，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里，無論講革命資歷和理論水平，還是講政治經驗和領袖魅力，毛澤東都越來越顯示出其超人的優勢地位，遠非赫魯曉夫之輩所能相比。於是，隨著赫魯曉夫和蘇共屢次陷入在兩代領導人交替過程中出現的政治危機，在中國黨內和社會上漸漸形成了一種中共應取代蘇共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看法，毛澤東本人也在言行舉止中流露出這種情緒。這一點，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表露得十分明顯。

不過，恰恰在1957年底，蘇共的劣勢已經走出低谷。赫魯曉夫本人在政治鬥爭中的勝利鞏固了他在國內的絕對權力，東歐危機的解除使蘇聯恢復了傳統上對那個地區的影響和控制，特別是蘇聯的經濟發展也在這時顯示出輝煌的成就：農業獲得戰後少有的連年豐收，先後兩顆人造衛星上天，核動力潛艇試航成功。這一切都讓赫魯曉夫感到驕傲，使他更堅信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集中精力解決經濟發展問題這一方針的正確性，也使他看到了通過和平競賽戰勝資本主義的光明前途。為此，他在莫斯科會議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然而，毛澤東在此看到的卻是「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是社會主義將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國際潮流。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採取更為激進的革命路線，鼓勵和支持世界各國進步力量，與帝國主義進行最後的鬥爭。顯然，蘇共二十大的路線已經不再適合新的形勢需要，如果赫魯曉夫不能及時修改蘇共的指導思想，那麼中共就必須站出來，挑起領導世界革命的重擔。

毛澤東感到，中國要在社會主義陣營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經濟實力，他早就憋著勁要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不過，毛澤東對蘇聯的經濟建設模式的認識，並沒有超出蘇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範圍，所謂避免或少走蘇聯的彎路，也不是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有所質疑。毛澤東所要求的只是在經濟發展速度上超過蘇聯，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眾運動。這種單靠高指標、高速度和人民群眾的熱情搞經濟建設的方針，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來等經濟工作領導人的抵制，也受到蘇聯專家意見的制約，被作為「冒進」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況就不同了，「反右派」運動以後沒有誰還敢站出來唱對台戲，蘇聯專家的意見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澤東就要大張旗鼓地開始經濟躍進了。超英趕美變成了趕超蘇聯，以後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國學習蘇聯，還是蘇共服從中共了。

這就是本書所敘述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

如今，站在21世紀的角度來看1956-1957年這段歷史，令人不勝感慨。在中國，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及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國家棟樑，都是經過大浪淘沙的社會精英。他們有善良的願望和偉大的抱負，一心想把中國領上一條走向理想王國的康庄大道。然而，他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剛剛邁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說當時他們進行了一次不徹底、不成功的探索。由於歷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認識的限制和客觀環境的制約，由暴風驟雨般革命時代造就的絕大多數中國領導人，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習慣於用那個時代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很難否定自我，很難放棄傳統的鬥爭思維和革命方式，很難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

這裡還需要強調的是，過去研究者常用「轉折」這個概念給1957年的中國歷史定位，似乎1956年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1957年又轉向了另一條錯誤的道路。筆者以為，這個定位不夠準確。首先，1956年中共主要還是在思考，八大所確定的路線也只是展示了一個前景，至多是剛剛開始起步。其次，1957年中共的選擇並非突發奇想，而是與1956年以前的傳統思維和習慣以及1956年的思考有著內在的聯繫。應該說，到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蘇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針，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各國）的歷史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歷史確實提供了一個機會。社會主義道路究竟走向何方，這時需要並有可能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比較，中共領導人也確實開始了探索。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騷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真心參與共產黨整風而提出的尖銳意見，使中共難以承受，終於在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所以，這裡不是轉折，而是稍有停頓和觀望，便沿著中共傳統的和熟悉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了。

就共和國的發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轉折出現在80年代。說句史學研究者一般不大講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並且支持、參與蘇聯和東歐的改革，繼續廣開言路，擴大民主，招賢納士，改弦更張，那麼——就有可能在社會主義世界看到各國獨立自主多元發展、不同模式競爭前進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的中國出現人們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轉折」。

（作者授權刊發，本文為沈志華著《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導言，刊發時有刪節。該書已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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