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印、作偽與選本：民國時期三種圖書盜版方式

最新 04-30

盜版作為一種書業現象，在我國古代的出版活動中,就已存在。到了近代, 特別是在民國時期,這種人種我收的寄生蟲行為，隨著圖書市場的日益壯大,更是放肆地攪得三江水渾，既撈魚又摸蝦，擾亂正常的出版秩序，令出版界和文化界頭痛不已。

民國初期的1914年，上海總商會議董印有模，曾向全國商會聯合會提議，請求呈轉司法部通令各省嚴辦翻版，得到了司法部的批轉。從司法部批轉的文告中可看出，民國初期的盜印活動，已是全國性質，「幾乎無省不有」，其中以「湘、鄂、粵、魯、川、豫等省發案率最為嚴重」。[1]

官府雖然常有嚴辦侵權的通令，但實際效果似乎並不理想。在1932年華通書局出版的《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4、5期合刊和7、8期上，便刊載了調查所得的201種翻版書目錄。[2]抗戰前的《申報》上，常能見到有關翻版書對簿公堂的報道，說明民國時期的盜版，確如同附肉之疽,斥之難去，貫穿了民國出版業的全過程。

在盜版方式上，民國時期的不法書商大致有三種行徑。最為拙劣也最省事的一種，是對原書籍不做任何修改，直接進行翻印。如1937年上海仿古書店出售的巴金、周作人、冰心、葉紹鈞等作家作品，便是這種情形。其實，說盜版者「不做任何修改」，表達得並不確切，因為這幫大膽而又懶惰的傢伙，所排印出來的東西，結果已是畫虎類犬，不僅紙張和印刷大為粗劣，內容和文字更是錯誤百出，面目全非。

直接翻印，因為容易露出馬腳，往往會給自己招來麻煩。上海仿古書店便被原出版者北新、開明兩家書店聯合眾位作者告上了法庭。[3]一般來說，盜版者為了逃避追責，多少都要做些手腳，如1933年的市面上，曾出現了一種故意不標明出版年月日的彩色教育挂圖，該挂圖原出版者為學友圖書美術社。不得已的學友圖書美術社，只好在原圖封面上加貼「訓練總監部批准發行」紙條，以資讀者甄別，同時登報聲明要收集證據，訴究盜印者。[4]

盜版者最狡猾的伎倆，是將盜印與作偽相結合。作偽的方式有多種，或是把書名、作者、出版者故意張冠李戴，或是把原來的內容故意變亂舊章，或增刪，或更改，其目的是讓讀者不明所以，讓出版者拿之無可奈何。

唐弢先生在《翻版書》一文中，例舉了著名「革命小說」作家蔣光慈及其作品，被人作偽盜印後的種種光怪陸離情形。如上海愛麗書店1931年出版的名為《碎了的心與尋愛》一書，乃為蔣光慈《鴨綠江上》（亞東圖書館1927年出版）的改名；上海美麗書店1931年出版的《最後的血淚及其他》，收錄了《紀念碑》（亞東圖書館1927年出版）里蔣光慈與宋若瑜的通信，又加上不知什麼人的情書；北京愛麗書店1931年出版的《一個浪漫女性》，收小說4篇，第1篇腰斬了蔣光慈《衝出雲圍的月亮》（北新書局1930年出版），其他幾篇均不是蔣光慈的作品；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的《夜話》，首先出版者並不是真的生活書店，其次《夜話》除第一篇剜自蔣光慈《最後的微笑》（現代書局1928年出版）外，其餘幾篇均不是蔣光慈的作品；上海月明書店1932年出版的《三對愛人兒》，更是幾乎看不出一點蔣光慈的影子。

1930年代，「盜版選本」一度十分泛濫。這又是盜版者的高招之一。他們將作者的作品加以挑選和組合，任意印製。因為做的是盜賊的營生，事先的作者，固然不得與聞，事後的稿酬，也只能歸為泡影。據說當時稍有名氣的作家，幾乎被盜賊們網羅殆盡，坊間流行的他們的「代表作選」、「傑作選」，甚至多達好幾種。魯迅作為文學大師，受害首當其衝。他在1936年2月致曹靖華的信中，痛心疾首地寫道：「這裡又有一批人，是印『選本』的，選三四回，便將我的創作都選在他那邊出售了。」[5]

[1]《司法部通飭嚴辦翻版案件》，見：周林、李明山主編：《中國版權史研究文獻》，135頁，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

[2]唐弢：《再談翻版書》，見：《晦庵書話》，7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

[3]《申報》1937年4月25日

[4]《申報》1933年8月18日

[5]倪墨炎：《解放前的盜版選本和作家自選集》，《出版史料》第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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