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徐國琦教授
徐國琦，安徽樅陽人，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近年來，徐國琦教授的多部著作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令人嘆為觀止！中文著作有《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邊緣人偶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等。
編輯先生命我寫一篇有關「秘密書架」或讀書方法的文字。由於南方周末是我尊重的屈指可數的幾個內地刊物，理應效命，所以就貿然答應了。但等到拿起筆來，略一思考，就不禁惶恐起來。發現我雖讀書寫作多年，卻根本沒有錦囊妙袋，沒有什麼「秘密書架」或任何可以示人的所謂高明讀書方法，如果非要說有的話，充其量乃「皇帝的新衣」，經不起推敲的。但受人之託，要終人之事，文字還得寫。不得已，只好同讀者諸君開誠布公的交待我一些讀書的經歷和想法，我姑妄言之，不敢希望大家姑妄信之。
我把自己作為讀書人的經歷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是「好讀書，不求甚解」階段。二是「為己之學，為人之學」階段。三是「盡信書，不如無書」階段。這三階段論似乎與王國維先生的學問三境界說有點相輔相成。他的三境界如下：「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裡不敢掠王先生之美，就不再展開了罷。
如同我不久前在內地出版的一本小書《邊緣人偶記》所坦白的，我自幼出身貧寒之家，小時候沒有讀書環境和機會。在求知慾最強的階段無書可讀。僥倖考上大學後，像飢餓之人突然遇到食物，立即不加選擇的進入「好讀書，不求甚解」階段，找到稍有興趣的書馬上就讀起來，可謂飢不擇食，「好讀書，不求甚解」。時常發生陶淵明所謂的「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情景，甚至達到唐太宗提到的「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之境界。尤其找到一本所謂的時髦書或禁書，實在是能體會古人的「雪夜閉門讀禁書」的快意。《古文觀止》以及各種野史筆記、王了一（古文字學家王力）的《龍蟲並雕集》、曹聚仁的《我與我的世界》都是在這一時期好好享受過的。雖然這一階段主要集中在讀書早期，但直到今天在讀專業書讀得頭昏腦脹時，我偶爾也會回到初心，找一些輕鬆書籍，放縱一下自己，修身養性。
這種「信手拈來、快意讀書」時期可惜很快就成為奢侈品，可遇不可求。當讀書已成為稻粱謀和在學術界生存立足的敲門磚和工具時，即進入所謂「為己之學，為人之學」階段。這時候讀什麼書是必須有所選擇或沒有選擇。可以說是功利性讀書，有的放矢。讀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為自己立言做準備。所讀的書一方面是為自己教書育人必須要讀的書。另外就是為自己要寫書而先讀書。所謂「為人為己」讀書意即在此。所以在這一階段所讀的書跟本人個人愛好可能沒有多少關係，哪怕是令人噁心的書，只要是與所講或所寫的題目有關，也要捏著鼻子讀下去。此外，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裡作用下，還要讀有關學術方法、寫作技巧方面的書。記得當年寫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一書時，恨不得讀破所有有關一戰方面中外的著作，在香港大學開設中美關係史課程時，也咬牙閱讀了相關的幾乎所有個人認為必須讀的書，才敢登台授課。如果第一階段讀書的出發點是為了飢不擇食，為了「書中自有顏如玉」，是精神層面，那麼現階段讀書則是充其量是為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為了能混跡學術界，則屬於物質方面了。就讀書品質而言，檔次有點下降，似乎少了點浪漫的東西。
中國讀書人的老祖宗孔夫子告訴大家說人到了五十歲則為「知天命」之年。我已過五十，那敢稱知天命啊！但在讀書方面，倒是進入瀟洒的「盡信書，不如無書」階段。可能是自己在圈子裡打滾了幾十年，也寫了幾本嚇唬人的書，到了「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地步，為顏如玉讀書或為黃金屋讀書的動力已不多了，反而成了孟夫子「盡信書，不如無書」的信徒，能入眼的書實在是不多。故對圖書館、書店或同事們的諸多書籍，哪怕拿到手中，也常有坐懷不亂的感覺。提不起激情要讀了。倒是對多年前讀過的書，好像是年輕時暗戀過的情人一樣，偶爾想再看一眼，如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也樂乎」。年輕時輕信所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之類的話。現在想想如果沒有悟性，一個人再勤再吃苦也不會有太大收穫。反而諸如「舉一反三」，「心有靈犀一點通」之類的道理可能更有說服力，再說，正如莊子所感嘆的，知無涯，但生有涯呀。人到中年，深深感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迫不得已，讀書進入「盡信書，不如無書」階段，只好對許多書視而不見了。
看到這種不勵志的話，編輯先生一定後悔請我寫這篇文章了，就此打住。回到秘密書架話題。前面說到我沒有什麼秘密書架，但有幾本書對我的學術人生影響很大。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下筆如有神」我不敢說，但說讀萬卷書，應該是有的。
在所讀過的無數種書中，有四本書對我影響極大。第一本是司馬遷的《史記》。遙想當年剛進大學後，猛啃《史記》，把這套書從頭讀到尾，還詳細琢磨。當時我的英文基礎差，但古文不錯，很想考中國古代史專業萬繩楠先生的研究生。所以我讀完《史記》後，寫了一份自我感覺很好的讀書心得，我認為我發現了一個前人沒能發現的問題，花了幾個星期寫了有生以來第一篇正規文章，然後偷偷塞到萬老師家的門縫裡。當時的老師是沒有個人辦公室的，好像萬老師第一年也未給我們上過課，學生要找老師都要到老師家裡去。我偷偷摸摸把文章塞到萬老師家後，苦等了幾個星期，泥牛入海無消息。我想他大概看不上我的文章，心中特別沮喪，覺得一番心思付諸流水，對中國古代史的興趣頓感索然。儘管如此，《史記》的作用和影響猶存，其畢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規讀的第一套書。
對我學術人生影響很大的第二本書是James Joll的《Originsof the First World War》。記得剛到哈佛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時，按規定，我必須上入江昭教授為研究生所開的國際史討論班課程，當時大概有不到10人修這門課。該課的要求之一是每個學生應在入江昭教授指定的書單中挑一本書作為精讀對象，並帶領全班同學討論其主題。由於我第一節課因故遲到，有趣和好讀的書都被別人捷足先登了，留給我的只剩下James Joll所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所以我就被入江昭教授指定為此書的引評人，我因此被迫成為班上的「一戰專家」。引評人的責任是詳細介紹該書的觀點及研究的得失。我只好硬著頭皮，把此書好好讀了一遍。輪到我做引評人的那節課時，我一本正經地向同學介紹了此書的觀點及寫作方法，然後鄭重其事地強調，這本書當然很好，還是很有影響的，但這本英國人寫的書有個致命傷，就是西方中心論，因為它對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的亞洲鮮少提及，遑論分析了。
然後我非常鄭重地進一步指出，西方「一戰」研究，缺乏國際史的視野，對中國因素的考察尤其欠缺。入江昭老師聽了我的一番議論後點評道：「很好，既然如此，你的討論班論文應該以此為題，研究『一戰』的中國因素。」因為這是老師主動提出的論文題目，後來我提交的討論班論文便是《中國與第一次大戰》。顯然老師對我的論文很滿意。日後當我搜腸刮肚、苦思冥想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時，入江昭教授說：「你為什麼不再接再厲，繼續選中國與第一次大戰做博士論文題目呢？」結果就是自己後來的博士論文竟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隔30年，可以說我直到今天仍未擺脫「一戰」的「魔咒」，不時被約請撰寫有關「一戰」的文章或著作，並成為所謂「國際著名一戰專家」。時乎，命乎？今天想來還是James Joll所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那本書造的孽！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這本書在文革時可能因為毛澤東要搞乒乓外交的緣故，有大字的中文版，我在「好讀書，不求甚解」階段讀過。我1990年底剛到美國時，費正清還在世，我一直有拜見他的想法，可惜在我還沒有來得及去拜訪他之前，他老人家就在1991年去世了。我只有機會參加他的追思會。說起來，我算是他學生的學生，因為入江昭先生是他的直系弟子。2008年冬天，我有機會同哈佛大學出版社著名編輯林賽水喝酒聊天。林賽水系我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奧林匹克之夢》一書的編輯。我們以書會友，因此成為朋友。那天在酒酣耳熱的情況下，林賽水問我未來的研究計劃。我藉助酒勁，告訴他有機會的話我要寫一本「驚天地，泣鬼神」的中美關係史傑作，徹底顛覆目前學術現狀。原以為這只是酒後吹吹牛而已，當不得真的。未想到林賽水是有心人，對我的這一設想很感興趣，鼓勵有加。結果我花了好幾年時間為哈佛大學出版社寫了一本《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事後想想，我想我在和林賽水吹牛時，冥冥之中，無疑想到了好多年以前讀的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拙著《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一書無疑是以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為楷模的。梁思成給Fairbank先生取中文名「費正清」時，可能寓意「正本清源」之意。所以，這裡我也要正本清源，感謝這位正本清源太老師，感謝他1948年寫了那本書，讓我多年後受惠不淺！
另一位哈佛教授亨廷頓先生的大作《文明的衝突論》是另一本對我影響極大的書。我因學習興趣廣泛，剛到哈佛時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什麼都好奇，都想學。並自告奮勇正式上了亨廷頓教授一門關於文明衝突的討論班課。1993年亨廷頓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了一篇洛陽紙貴的文章「Clash ofcivilizations？」轟動全球後，他就想一鼓作氣寫一本書。按照哈佛大學教授的寫書流程，需要先開一門討論課，組織一批哈佛優秀學生，由老師介紹觀點，學生出謀劃策。亨廷頓也沒逃出這套模式，1994年春天他就在哈佛準備開一門新課，專門集中在Clash ofcivilizations(課程表代號：Government 2788）。
這門課只收了他親自挑選的15名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明背景和不同專業。我大概是作為亞洲背景的學生，成為這15名學生之一。我也是唯一的歷史系學生，其他多是來自經濟系、政治系等。學生有從墨西哥來的，英國來的，歐洲大陸來的，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文明的衝突論》一書對我的影響是，我不僅有幸參與了這本書的寫作過程，近距離領略了名家的風采和風範，更重要的是，我學到了大學者勇於探索、追求真理的膽識和真知卓識。《文明的衝突論》出版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極大反響，當然也毀譽交加。亨廷頓曾親口告訴我，一本書出版後，如毫無反響，則是敗筆，反之，一本著作哪怕是批評聲音不斷，也是成功的，因為它造成轟動、引起關注。作為學者，這就足夠了。到了今天，每當我自問自己所作的題目是否太有挑戰性時，我都回想起亨廷頓老師的言語，人也頓時膽大起來。
2018年春寫於香港。
本文初刊於《南方周末》2018年4月19日。此次所發，系徐國琦教授所提供的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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