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存在」主義
當越南U23足球隊拿下歷史性的好成績（U23亞洲杯亞軍）之後，越南足球作為新的民族主義運動符號，讓世界重新認識了越南球迷的熱情。球隊從中國返回河內之時，機場路上延綿數公里的迎接隊伍，彰顯了越南球迷和民眾對足球的狂熱。
稍微了解越南歷史的朋友們都知道，從中國歷史觀角度出發，越南是公元968年與宋朝脫離直屬關係而自立的。直至1885年中法越南戰爭結束，持續了將近一千年的宗藩關係才戛然而止。因此，對於一個歷史情節極為濃重的文明，我們對於越南的理解總是要在從「我們」到「他們」的話語建構中建立認知體系。
百餘年來，儘管歷經滄海桑田，但中越關係還是在微妙的走向了正常化。在此期間，中越兩國常有摩擦，但是兩國之間民眾往來的密切，超乎了常人想像。但弔詭的是，儘管我們在經貿往來和人員流動上異常頻繁，但是彼此之間的認知卻並非想像中的深入。
尤其是中國大陸媒體對於越南的認知與理解，很難稱得上是深入和到位。目前我們能經常接觸到越南方面信息的新聞傳播渠道並不多，微信公眾平台「中越交流圈」算是其中內容輸出較多的一個。因此，很多時候我們對越南的理解都是在捕風捉影，或者在歷史的情結里YY。於是你會經常聽到兩句大家耳熟能詳卻沒有太多根據的「行外話」：「古代的時候越南就是我們中國的」、「現在的越南就是90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對宗藩關係的迷戀還是對當下越南社會經濟發展的低視，我們都力圖在過往與現實之中尋找認知的依據。
越南作為中南半島上國土「最長」的國家，其歷史發展軌跡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越關係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宗藩關係和現代中越關係上。2016年，英文世界裡的一部Vietnam:A New History深獲世界好評，斬獲不少大獎。中文書評里說，作者自信自己擺脫了西方中心的偏見和越南民族主義史學敘事的邏輯，從一個相對中立的角度重新呈現了越南的歷史。如果這是對原著忠實的反映，我想作者自身也意識到了西方對於越南的想像與理解所存在的問題。
如果從文明的發展類型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者，很自然的將越南劃為東亞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的範疇，我們首先會想到「家、國、天下」的理念對於理解越南文明發展的影響。加上中文在越南歷史書寫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理解策略存在的合理性。
但如果我們把視野稍微擴大，從中南半島甚至現代世界體系里重新認知越南，或許我需要調整一下思路。自公元10世紀以降，越南被宋朝確認為一個獨立政權之後就開始了不斷的擴張與發展。直至16、17世紀，北部政權都還在如何順利「南進」絞盡腦汁。正好，明清易代意外的幫助了他們一把。當時從雷州半島行船使出的明朝將領楊彥迪等帶著部隊往順化方向走，獲得越方同意後登陸，並成為「南進」的重要力量之一。經過幾番征戰，今胡志明市周邊的南部地區悉數成為北越政權的控制範圍。
在「南進」與「西擴」的進程中，越南政權對於周邊國家常用的政治話語正是搬演自中國歷代王朝對其所用的「封貢」邏輯。而其對西北部、中部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也用了羈縻與土司的邏輯。照此看來，越南政權的發展，貌似與中國很相似，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是，若細緻看看越南當下的社會，我們似乎需要重新檢視這樣的認知。
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研究中南半島，常會用到「曼陀羅」這一隱喻來描述其政治體系。很多人認為這種曼陀羅式的政治體系強調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的互構，一方面沒有如中國一樣的絕對強權，但同時又在文明結構上存在頗多相似。如果西方學者的這一觀察成立，我們會明白越南與中國所面臨的世界之不同。中國需要面對所謂「曼陀羅」體系的地區是中緬交界地帶的土司，我們也因此得以明白為何中緬邊地土司具有「兩屬性」。很多人也會說，中越邊境土司很多也是具有「兩屬性」的。但是考究兩地土司在明清時代的發展，確實能看到其中不同之處。
越南從南到北超長的邊界，使得它必須長時間面對柬埔寨、寮國、泰國甚至緬甸等國家的挑戰。這種挑戰既是王朝之間的戰爭，也是不同文明類型之間的較量。因此，一方面，歷代越南政權要從中國的政治邏輯里宣傳其南進或者西擴的政治合法性（多半用的口吻是「上國與下國」的不平等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新納入其版圖的西北及中部、南部等地則多是「羈縻」治之，黎朝及阮朝前期的河仙莫氏家族便是一例。而今，作為越南重要的農業產區之一，九龍江平原呈現出的多元族群文化景象，當是不同族群文化在此相匯的重要印證。
歷史上與中國的密切關係，促使越南在「南進」過程中天然的處在一種抗爭與政治「攀摹」的徘徊之中：一方面，他們借用與中國歷代王朝的朝貢理念，試圖對高棉國進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國家歷史的建構中，又極力的想擺脫中國王朝的控制，以獲取更多的政治自主權。這種糾結於攀摹與抗爭之中的政治實踐狀態，伴隨著越南數百年的政治發展史。
而今，作為擊退法國、美國等豪強而獲得國家獨立與統一的國家，越南以自身頑強的鬥志，向世人展示了別樣的國家風貌。亦因此，越南的民族主義伴隨現代各種抗爭的勝利而空前膨脹。
足球作為一項現代集體運動，向來是國家動員的重要途徑之一。你很難想像沒有足球的阿根廷、巴西、西班牙、葡萄牙、英格蘭、義大利、德國等國家的面貌會是什麼樣子。正如麥克法蘭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所探討的，英國現代運動的興起，也是與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相伴始終。後冷戰時代的國家動員，需要在政治實踐以外的領域獲得更多表達與植入。
足球進入越南的時間並不長，但是自革新以來，這項運動在越南的普及度越來越高。我記得15年前廣西師範大學的足球聯賽中，本院足球隊能夠殺入決賽圈，靠的是隊中幾位越南籍留學生的不斷跑位創造空間而戰勝各路豪強。2016年，當我來到胡志明市開展田野調查工作後，看到田野點雖然只是一個城中村，但是卻建了好幾個小型足球場。一到下午時分，足球場人滿為患，你能感受到這項運動給他們帶來的快樂。
儘管由於足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在各大賽事中不被看好，但是本次越南球隊能夠脫穎而出，確實與其不屈不撓的國民性有很大的關聯。藉由足球這項運動，我們能夠感知到越南社會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不過，在《新越南史》一書中，作者強調越南歷史研究者過分誇大民族主義運動，而西方學者則過於西方本位，導致大家看不到更為全面的越南史。因此，他力圖從多元的社會與文化發展脈絡中重塑一個他認為更加全面的越南史。他認為，西方學者的越南史研究很強調越南的歷史是通過與外在的大國力量發生聯繫而構建起來的，不過言下之意就是離開西方和中國的影響力塑造，我們無法書寫越南歷史。他極力反對這樣的觀點，轉而認為越南自身在多元文化背後所彰顯的社會統合力，是觀察越南歷史的重要路徑。
當然，正如2008年科大衛、劉志偉在《歷史人類學學刊》「標準化」討論專輯中批評2007年Modern China「華琛專號」文章所指出的觀點：認識到中國社會文化的多元性只是研究的基本前提而非結論抑或終點。這個觀點對於我們認識越南社會也是成立。民族主義作為越南在國際舞台存在的重要方式，並不能掩蓋其社會內部的多元複雜性，而其地緣空間與時間的多維互構，則成為我們觀察與研究其歷史與社會文化的基本前提。是故，對於越南的「存在」主義，我們既要看到民族主義之幽靈，也必須回到長程歷史中重新塑造多維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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