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是「描述」還是「表達」——由卒姆托對歷史記憶的處理說開去

上周去德國科隆，不免要去看看建築師卒姆托（Peter Zumthor）設計的德國科隆柯倫巴藝術博物館（KOLUMBA）。

這座博物館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毀壞的哥特式教堂——聖柯倫巴的廢墟上，同時也把德國建築師戈特弗里德?博姆在1950年為「廢墟中的聖母瑪利亞」建造的小教堂包含在內，將宗教與藝術以優雅簡約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

卒姆托用灰磚將四分五裂的建築基地縫合起來，整個博物館在構造細部設計上的造詣令人嘆為觀止。簡潔而精確的細節讓我非常敬佩，比如會讓玻璃窗的窗框鑲在牆外，這樣會給人一種視野擴大的沉浸感。各種接縫、紋路和色彩的細節都處理得近乎完美。木質展台的木頭紋路更是如同密斯的巴塞羅那德國館那塊大理石一樣，都是對稱拼合，本身就猶如一幅畫作。

木紋

後花園中Richard Serra的雕塑

將古代陶器與現代攝影一起展出

走在科隆的大街小巷，我不禁感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真的是混亂而複雜：人類既可以建造起如此宏偉精美的大教堂，又會相互殘殺、將彼此的城市嚴重破壞；即能夠繪製如此美麗的彩繪，追求著靈魂的升華，又會建立陰森的地下監獄，拷打無辜。而這一切都在科隆這座城市相互碰撞著，所有的細節也都被完好地保留下來，一層一層地訴說著無言的故事。

而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記憶又是何其短暫！歷史倘若沒有能夠被書寫、被傳承，最終便會被親歷者帶進墳墓，被遺忘，乃至幾代之後又被重複……遺忘本身又是一種悲劇。為了不遺忘歷史，科隆這座城市可以說是做出了很多努力。而這座博物館本身對待歷史的方式非常有意思。

暴雨中的科隆大教堂；教堂幾乎能在老城各個角度看見

二戰時期用於拷打的拘留所，目前是一個博物館

去年上Michael Hays的建築理論，課中提到建築的理論（文字）和做出的建築物本身是有一個難以彌合的縫隙（gap）的，課中提到的各種思潮、各種建築師的作品都沒有能完全能夠填補理論與實際建築的鴻溝。

這一直讓我非常困擾，讓我一直也在質疑建築到底應該如何表達思想。如果「理論」與「實踐」的縫隙無法彌合的話，建築學是不是一門根基不穩的殘缺學科？建築師一直去努力填補那個鴻溝，但真的有成效嗎？

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其實所謂填補理論和實踐的縫隙，是在讓建築學去效仿其他學科，讓建築去效仿其他形式——比如效仿文字，效仿圖像，乃至其他。但建築是永遠不可能像文字一樣那麼清晰地表達思想的，也不應該這樣去要求建築。就人如同不可能要求音樂達到同文字一樣的效果，不能要求繪畫達到同語言的效果一樣。每一種媒介傳播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而它們也不應該相同——正式這不同的方式，給了人類多重表達的途徑。文字無法表達的，可以用音樂、繪畫、舞蹈表達；文字無法記錄的，甚至是文字未曾發現的，可以用建築記錄。

上學期和Christ & Gantenbein做monument（紀念建築）的課題時，這個問題就一直折磨著我，對當時的我來講，建築是無法轉譯一種具體思想、一個具體事件的啊！怎麼做都好像不對，極其迷茫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好像有很多想表達的，卻不知道怎麼表達。

那個時候我覺得，是不是因為我沒有真正在歐洲生活過，沒有能夠切身體會各種符號、歷史的傳承。而對於Christ & Gantenbein這兩人來說，歷史是並沒有間斷的。歷史對於他們，是生來就連貫的默認選項。這是不是造成我學期中如此掙扎的原因呢？於是乎也堅定了要在歐洲呆一段時間的決心。

花園中的雕塑

然而這次在科隆的柯倫巴藝術博物館小小的冊子上看到的這句話卻忽然讓我幡然醒悟——之前的我，是一直在追尋一個「答案」，一個能夠詮釋建築的「標準」，好像如果能夠用建築完全連貫表達一種文字能表達的思想就是最終的答案。但其實就好像一直在要求讓耳朵想眼睛一樣去看東西，而不是讓耳朵去聽聲音一樣啊。

小冊子上寫著一段引用：我們永遠只能看到二手的歷史，那些親歷者所經歷的永遠無從得知，那些苦難的回憶永遠地沉默在黑暗裡。這當然是隱喻二戰那段不堪回首的人類歷史，但同時也讓我幡然醒悟，當人類觸及到最深刻、最黑暗、甚至最光明的一些角落之時，是無法站在跳脫的客觀角度描述的。因為身處於此，完全是一種生命的感受，經歷的人會處於一種「無言」的狀態，是沒有辦法像研究歷史一樣去描述自己的。這種時候能做的只有「表達」，而不是「描述」。

譬如之前在阿姆斯特丹參觀二戰時躲藏在樓房夾層，最終被發現慘死在集中營的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當年的藏身之所時，我時隔多年又看到了《安妮日記》中的那些文字。當年我讀這本書時，還是和安妮一樣大的年紀，完全能明白她當時的各種心情和狀態。這種浸入式的體驗對我的震撼是巨大的。倘若我看的僅僅是對安妮的介紹，介紹戰爭如何慘烈，猶太人如何受到迫害，這種「描述式」的表達是無法達到「浸入式」的傳承作用的。

書櫃後面就是安妮家庭當年藏身的暗室

安妮 弗蘭克，當年讀她的日記時我和她差不多年紀

文學、小說、繪畫、電影乃至建築的存在也即是如此——去進行直接地表達。就像Goya晚期的那些扭曲的黑暗繪畫，也是表達對西班牙當時血腥動亂、人類暴行的絕望、疑惑和控訴。或者像梵高晚期的那些艷麗、旋轉的色彩，也是對內心的一種直接表達。而我們在欣賞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是通過這些作品重新經歷「經歷」本身，而不是作為一種「知識」吸收它。

戈雅（goya）的晚期黑暗繪畫（black painting）

而建築的神奇之處便在於，它既能夠記錄，又可以表達；既可以讓人沉浸，又可以讓人跳脫。這也是因為千百年來人類身體的尺度沒有變化，對光、對空間的直接感覺沒有變化。也許只有建築能夠做到這類的直接表達。而建築又是可以超越人個體生存的時間本身存在的，這種連貫性某種程度上也是另一種對歷史的記錄與表達。

比如這個科隆柯倫巴藝術博物館，它其實並沒有什麼宏達的議題，它只是很精準地記錄了歷史，保留了歷史，訴說了我們這一代對待歷史的態度。而這種態度也終究會在未來的世代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層層累積。這一方面也是卒姆托作為一個瑞士/德國建築師的工匠精神的發揚廣大。

對我來說，柯倫巴藝術博物館的神奇之處在於，它沒有在訴說「我要告訴你什麼」、「你要從中明白什麼」、「我想要做到什麼」；相反，它只是在那裡而已，它只是在那裡說「看，這是兩百年前的歷史」「這是幾十年前炸毀的痕迹」，它自己也融入在歷史中成為其一部分，而不是跳脫來批判。這也許也是瑞士/德國建築師和荷蘭甚至美國建築師很大的區別之一吧。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了去年建築理論課的博士生助教當時研究的課題——德國柏林Neues Museum的建築師David Chipperfield對建築的處理。這也是一座二戰中被部分炸毀的博物館。我還很深切地記得她當時告訴我，她採訪完Chipperfield之後有些失落，因為他沒有什麼理論，也沒有對自己如何處理歷史的總結，他只是在陳述自己做了什麼。現在我覺得，他其實是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去參與歷史的建造，他是在「表達」，他在用建築闡述自己的理解；而作為準建築歷史學家的博士生助教，其實是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用一種「描述」的眼光去看待。這種角度的轉換真的很有意思。也許等我實地看了柏林的這座博物館之後會有更深切的體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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