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文華」：這是一條神奇的天路啊

展覽

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

時間：2018年2月27日至7月22日

地點：首都博物館一層B展廳

（本次特展須提前預約，詳情可見首都博物館官網）

到西藏去！這似乎是厭倦了都市庸碌生活的人們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嚮往。西藏，它是大地離天最近的地方，它有綿延起伏的潔白雪山，它有莊重雄偉的布達拉宮，它有神秘莫測的宗教，它有淳樸虔誠的人民……這一切，似乎都能喚起人們純凈、聖潔的感覺。似乎踏上西藏土地，靈魂在濁世中沾染的浮塵便會被盡數滌盪，回歸最初的純潔。

高原路漫漫，朝九晚五的我們大概很難說走就走。幸運的是，今年在首都博物館，眾多西藏文物沿天路款款而來。在精心布置的展廳中，世界屋脊之上的文明圖卷徐徐展開。

天路初音

步入展廳，在頭一個展櫃中，便可見到造型獨特的雙體陶罐。它提示著人們，從文化源頭開始，西藏文明便有獨特的面貌。這件雙體陶罐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生活在西藏昌都卡若居民的創造。在那遙遠的時代，卡若居民不僅留下了雙體陶罐，還留下了豐富的骨器、石器、動植物遺存和其他遺迹，為今天的考古學家們偵破他們的真實淵源提供了線索。實際上，卡若文化的遺存並不單純，不少陶器的器形、紋飾和圖案，乃至遺址中所見的房屋遺迹形態，均與西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相似之處，而出土植物遺存中的粟米，也從生業經濟的角度證明了藏區與黃河流域的聯繫。卡若遺址呈現的物質文化面貌，既充滿當地特色，又透露著外來文化的影子，證明著這片雪原雖然道途艱險，卻自古通達。

卡若遺址並非史前藏區寂寞的存在，拉薩北郊的曲貢遺址與之並肩閃耀，構成了藏區另一支內涵豐富的史前文化。展覽中來自曲貢遺址的猴面陶塑形象簡潔而乖萌，自然吸引了人們的目光。在藏族眾多的神話傳說之中，獼猴是藏人的祖先，它與羅剎女結合，子孫繁衍而成藏族。實際上，獼猴傳說並非僅僅存在於藏區，橫斷山區的眾多民族均存在類似傳說。在這一語境下，曲貢遺址猴面陶塑的形象恐怕並非偶然為之，在它身上，不僅可能寄託著早期西藏居民的精神與信仰，還可能隱藏著史前人群跋山涉水的相逢與交融。靜立於陶塑的猴面宛如歷史的面具，在燈光之下，它似乎欲說還休。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文物上所能見到的天路便不止一個方向。曲貢遺址的晚期墓葬中出土有一件帶柄銅鏡，據推測年代約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頗為特殊。我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自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以來，銅鏡數量甚多、類型豐富、分布廣泛，然而帶柄者卻要到唐宋時期才流行開來，此前極為少見。從世界範圍來看，古代銅鏡實際分為兩大系統，一類為東亞圓板具鈕鏡系統，一類為流行於西亞、近東和中亞帶柄鏡系統。曲貢墓地的這件帶柄銅鏡當屬後者。帶柄銅鏡究竟是「藏產貨」還是進口貨，尚有爭議，但它的發現至少意味著，早在公元前7-2世紀，便有那麼一條可能曲折可能坎坷可能迂迴的路，足以讓拉薩眺望「西天」的雲彩。

天路通達

史前時代之後，吐蕃誕生之前，西藏地區部落並起，其中，阿里地區的象雄部落一度風騷獨領。苯教、藏文、轉神山、拜神湖，這些今日藏民標誌性的文化要素，都能從象雄部落找到源頭。越古老的歷史，便留給人們越模糊的想像。而展櫃中的黃金面具、眾多黃金製品、最早的「天珠」和「王侯」漢字織錦，則揭開了象雄面紗的一角，讓散亂的想像定焦於奢華的光亮，而這抹光亮里隱約透露著複合的色彩。

文獻中青藏高原諸部落以黃金為貴，阿里地區出土黃金製品的製作技法與形態，卻與同時期匈奴、鮮卑系統的金銀製品異曲同工。不止如此，類似的黃金面具，在新疆、尼泊爾等地亦有同款。被藏民視作從天而降的神物「天珠」，卻出現在格薩爾王戰敗大食國後的戰利品名單中，暗示著它在西亞、中亞的老家。至於書寫著「王侯」的織錦，它最著名的親戚，大概是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漢字本身就昭示了它們的故鄉。種種物證串聯起來，象雄部落的開放、「國際化」與高原天路的暢通躍然眼前。

象雄部落勢力強大，但笑到最後的卻是緣起於藏南河谷的雅礱部落。這支部落以「蕃」為自稱，在近千年的時間裡逐漸壯大。至7世紀時，一位傑出的領袖松贊干布橫空出世，率領部落征服了象雄和蘇毗等部落，統一了青藏高原。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吐蕃王朝。對象雄的征服，讓吐蕃獲得了由西面、西南通向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一帶）、天竺的通道。高原的統一，也讓松贊干布成為了亞洲國際關係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而這些戰果為西藏帶來了美麗的意外——佛教。

天路佛光

松贊干布統一吐蕃之時，佛教徒在自己的老家印度正日益受到印度教的排擠。不少僧侶不堪其苦，便翻越雪山，一路向東，來到藏區傳教。吐蕃宮廷對佛教頗為歡迎，在松贊干布迎娶鄰國公主之後尤甚。

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之後，風頭正健。他對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極為重視，以和親的方式與多個鄰邦建立友好關係，先是與泥婆羅（今尼泊爾）聯姻，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信奉佛教，因此從泥婆羅帶來了不動佛像和彌勒菩薩像。此後，松贊干布又與大唐往來，向唐太宗求親，以七十三歲之高齡迎娶十八歲的大唐文成公主。文成公主雖非唐太宗親生，是宗室女，但入藏之後，千百年來，卻被藏族視為非同一般的英雄人物，深受尊崇。一來，和親來之不易，松贊干布多次求親，屢遭拒絕，一怒之下，接連擊敗「據傳」從中作梗的吐谷渾，又與唐軍幹了幾仗，方才獲允和親。為娶親付出的代價甚高，自然令人倍加珍視。二來，唐蕃之路難行，文成公主入藏曆時三年，而文成公主本身亦信佛教，她為吐蕃帶來了釋迦牟尼佛像和漢地佛教經典，這後來也成為了藏傳佛教發展的一大基石。三來，文成公主入藏後9年，松贊干布便去世了，文成公主又在青藏生活了22年，為唐蕃交流和佛教傳播付出甚多。這樣一位年輕的女子，長途跋涉於艱險的天路，承擔起國家的使命，這番功績，歷經千年，仍能讓人衷心感佩。

松贊干布在兩位賢妻的輔助下，於佛教藏傳有奠基之功。據說大昭寺、小昭寺和拉薩周圍的眾多小寺，便為松贊干布夫婦所建，而眾多佛典也是在松贊干布統治期間開始被翻譯為藏文。正因如此，松贊干布被後世視作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兩位公主被視為度母轉生。所謂度母，是觀音菩薩的女性化身，藏語亦稱之為「卓瑪」。

不過，青藏高原一帶原本信奉苯教，佛教就算獲得了最高統治者贊普的支持，其傳播也絕非一帆風順。傳說在修建大昭寺時，白天築造，晚上建築就會被苯教人士破壞。松贊干布去世後，吐蕃政權仍多掌握於信奉苯教的貴族之手，在8世紀初，甚至一度爆發了禁佛運動。755年，赤德祖贊與唐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贊即位，在他成年掌握政權之後，為擺脫貴族控制，尋求支持，轉向佛教，廢除禁佛令，開始在整個藏區推行佛教。同時，他迎請蓮花生大師入藏弘法，建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寶齊全的寺廟桑耶寺。面對藏區佛教與苯教的嚴峻衝突，蓮花生大師四兩撥千斤，將大量苯教神祇、儀式吸納入佛教系統，實現了佛教的本土化、通俗化，化解了眾多矛盾，減少了佛教傳播的阻力，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赤松德贊之後，佛教在高原迅速傳播，直至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上台，再次因瘟疫和政治宗教鬥爭，採取滅佛政策。至此，西藏佛教的「前弘期」結束。而青藏高原也因為842年朗達瑪的遇刺陷入混亂內戰之中。一百多年的混亂，讓民眾不堪其苦，社會稍有安定，各地便出現了恢復佛教的呼聲。於是，拉薩地區的貴族前往今青海一帶求法，阿里地區一帶的王室前往印度地區求法。1042年印度名僧阿底峽大師受邀入藏，先後在阿里、拉薩一帶傳法，這成為藏傳佛教「後弘期」的標誌性事件。

阿底峽原為王子，入藏前曾在唐僧取經的那爛陀寺擔任主持，佛法精深。在其入藏之前，佛教雖已有所復興，但佛教徒內部爭論不休，對經典頗有誤解。阿底峽在阿里地區時，撰寫藏傳佛教名著《菩提道燈論》，強調修持佛法當有次第，當以經典為規範。在阿底峽看來，藏區既不缺乏飽學之士，亦不乏經典，所缺者，唯戒律而已。阿底峽入藏的最大貢獻，便是將當時的佛教教理系統化，並使得佛教徒的修持規範化。而他本人也因在藏區的弘法貢獻被人稱為「第二佛陀」。

阿底峽在阿里傳教三年後，原想返回印度，不過禁不住來自拉薩地區的佛教徒們仲敦巴等人的誠心懇求，於是便又赴拉薩一帶弘法，直至逝世。此後，仲敦巴於1057年建立熱振寺，形成了藏傳佛教中的噶當派。噶當派繼承阿底峽衣缽，以尊崇經典、嚴奉戒律而著稱。

實際上，由於吐蕃衰亡之後，各地分裂，不同地區互不統屬。而佛教復興之後與各地領主合作，形成了眾多各自為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這一基礎之上，滋生出眾多的佛教派別。先後崛起的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與噶當派合稱藏傳佛教的五大支派。而各支派下，又有分派，如噶舉派一派便有「四大八小」支派。教派競立之勢愈演愈烈，至12世紀達到高潮。直到13世紀時，蒙古大軍沿天路而來，為高原帶來了新的變化。

天路精英

13世紀，成吉思汗的子孫在歐亞大陸縱橫馳騁，雄心勃勃的黃金家族並未忘記吐蕃故地。窩闊台汗在位期間，命其次子闊端著手經營西藏地區。闊端領兵駐紮涼州，派遣部將多達率兵直抵拉薩東北一帶。多達入藏後隨即北撤，向闊端報告西藏各教派的情況，並建議闊端選擇當地的宗教領袖合作，共同管理西藏地區。在具體的合作人選方面，多達認為，噶當派寺廟最多，噶舉派佔地最廣，但是薩迦派的班智達學富五明。

所謂「五明」，是指藏族佛教中的學問，「明」即學問、知識之意。五明有大五明、小五明之分。大五明包括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分別指文學、工藝、醫學、邏輯、佛學等學問。小五明則是指修辭、辭藻、韻律、戲劇和歷算。展覽中所見的醫學唐卡，既是對「醫方明」所達深度的說明，亦是分管繪畫的「工巧明」水平的體現。「唐卡」一詞源於藏語，意為平面畫，是藏傳佛教中最為常見的藝術品。

精通五明之人，方能被稱為「班智達」——這個詞來自於梵文，意即「博學的」「智慧的」。薩迦派的這位班智達，是西藏第一位「班智達」，精通佛法。闊端最終便決定與他合作。1244年，時年63歲的薩迦班智達前往涼州，還帶上了自己的兩個侄兒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經過兩年跋涉，面見闊端會談之後，薩迦班智達撰寫了著名的《致蕃人書》，信中詳述了歸順與否的利害關係，號召西藏各派歸順朝廷。西藏自此正式歸入中國的版圖。

班智達帶去的兩個孩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後來成為了西藏僧俗兩界的頂樑柱石。八思巴奉召隨侍忽必烈，因才華出眾，先被封為國師，後又加封「帝師」，領銜宣政院，成為掌管西藏行政事務的地方領袖，更成為整個元帝國佛教的首腦。八思巴上任後為西藏的發展、乃至帝國的穩定殫精竭慮。他按當時的實際勢力將西藏劃分為十三萬戶，並調查人口，加強了對西藏的行政管理；主持大修驛道，方便了西藏與朝廷的溝通，此外，他還為元帝國創製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恰那多吉則深受闊端寵愛，受命修習蒙古語言習俗。忽必烈即位後，將闊端之女許配給恰那多吉，並封之為白蘭王，任「藏地三區法官」。薩迦派由此成為西藏居於領導地位的教派，帝師輩出，顯赫一時。當初一老二小在西藏內憂外困之際毅然上路、踽踽獨行，而當初路上的這番落寞，結束了西藏幾百年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讓西藏融入了蒙元帝國，也讓內地重新認識了西藏。

元末明初，薩迦派在政治上日漸失勢，西藏出現了另一位佛教大師宗喀巴。他創立的格魯派，成為現在西藏人數最多、影響最深、規模最大的教派。明初永樂帝邀請西藏佛教領袖人物進京，宗喀巴派自己的大弟子釋迦也失前往，釋迦也失獲封「西天佛子」，後又獲封「大慈法王」。格魯派由此獲得了中央政府的認可，影響力大大增強。元明清三代，從屢封帝師、法王到金瓶掣籤，中原之風頻拂西藏，從掌理釋教到藏傳佛教東傳，西藏的僧俗領袖直達元明清三代首腦，藏傳佛教寺廟遍布京畿，聲聞神州。雪域之路，自古艱險，然而既然已「和同為一家」，高原上下兩端的傑出人物們，便不避險阻，一再踏上這條天路。

掣籤金瓶展板

展廳核心堆砌出雪白的建築模型，意在模仿西藏的標誌布達拉宮，似乎又是在呼應人們對於雪域氣質的想像。在被模型分割的空間中，一件件文物透露著西藏的一張張側臉，一重重光彩講述著西藏的一件件往事。那片看似與世隔絕的純凈之所，從不曾孤僻地存在過。從遠古第一抔土的塑造開始，創造著這片凈土文明的人們便從未停下往來奔忙的步伐。一條條前人踏出的天路，指引著它粗壯根系、蜿蜒源流的方向。沿著天路，千百年源源不斷的奔流與積累，薈萃成今日凈土的光芒；沿著天路，千百年生生不息的穿行與成長，讓這片凈土的光芒散發出陣陣檀香。

文並攝影/丁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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