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診科故事：二十分鐘，一個生命從死到生

他說，知道這個工作壓力大，又很累，但當把病人從生死線上成功拉回來，是件很令人激動的事情。

4月25日晚上，北京醫院，急診科醫生李昱仍在工作。新京報記者楊得超、李戈戈攝

文 | 新京報記者潘佳錕編輯 | 李驍晉

本文約2675字，閱讀全文約需5分鍾

一位年輕人在同一晚失去父親和爺爺；一位陷入昏迷的老人，妻子每天握著手跟他說話；一位心臟驟停的男性患者被搶救過來……

這些，都是發生在北京醫院急診科的故事。在這個被稱為「距離死亡最近的地方」，無論風雨、節假日，總是24小時運轉。

28歲的李昱已經從事三年一線急診工作。雖然緊張忙碌，但他說，從不後悔選擇急診科。

他至今仍記得第一次參與急救的情形：病人在搶救過程中心臟驟停，渾身抽搐。但憑著專業，他親手將對方從死亡線上拽回來，看著心跳檢測器上，一個平線慢慢變成規律的波動，「那種感覺只能自己體會，這份職業是光榮的。」

工作在距離死亡最近的地方

北京醫院的急診樓里，一樓是搶救室，二樓是醫生的辦公室。從緊急出口的側梯跑著上下樓，是科室醫生們的常態。

當夜幕降臨，家屬不再允許進入搶救室探望。暫時沒有需要搶救的患者就診，搶救室里燈光昏暗，安靜得只剩下「嘀嘀」響的機器，以及氧氣罐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相較於心腦血管高發的冬季，眼下是難得的『淡季』。」五一節前夕，急診科醫生李昱回憶，忙得時候，一晚上連續會有五六名突發心梗患者來就診。胸部按壓連著人工呼吸算是一個循環，2分鐘內5個循環做下來，就需要換人接著完成。「真的是很累，在冬天都滿身是汗。」

4月25日晚上20時許，北京醫院急診科醫生李昱在檢查搶救後病人的病情。新京報記者楊得超、李戈戈攝

他介紹，夜間輪值從下午5點半，直到第二天早上8點。來急診搶救的病人，通常是在家中身體扛不住，或者突發心衰，到晚上病情加重。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很危急，容不得絲毫馬虎。

記得最近一次值夜班，凌晨三點時，一名70多歲的男性患者急性心律失常，心跳驟停。「來的時候就是需要搶救的狀態，病得實在太重。」李昱說，當時把能用的治療措施都用上了，只心臟除顫就做了5次。

好在當晚病人被救搶過來，並送去留觀室住院觀察。「等再上班時，我還去看了下他的各項指標，畢竟是曾搶救的病人。」他回憶，很遺憾的是，搶救後隔了一兩天，這位病人還是去世了。

在學習和工作中，李昱非常注重「寫病歷」。

與平時人們印象中字跡潦草、形似「天書」的病例不同，他解釋道，其中不僅包括病人的主訴，寫明身體哪裡不舒服，還有其主治醫生的治療方案，如果有調整，也要實時記錄下來。形成文檔，交由主治醫生確認、修改。

「病例不僅能體現醫生的診療思路以及操作是否規範，也便於記錄病人前期病情及治療情況，精細化管理。」他說，雖然細碎，但關係患者診治情況，十分必要。

「二十分鐘，生命從死到生」

除了在醫院工作，李昱還是一名在讀急診科研三學生。除了日常工作，晚上和周末還要回學校上課。

可能與父母都在醫院工作，從小耳濡目染有關，他覺得做醫生蠻好。再加上七歲那年，不知什麼原因，肚子疼得要命，父親背著他去醫院，「吃了點葯，很快就好了，當時就覺得很神奇。」

事實上，在老家山東讀完大學醫學本科五年後，李昱也曾糾結過。當時不少同學或是在鄉鎮衛生所工作，或者轉做生意、賣保險。於他來說，如果立刻就業，可能與當醫生的理想無緣。如果繼續讀書，可能將花費更多時間、金錢及精力。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個關於急診科的紀錄片。」李昱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其中一個小夥子心臟驟停，最後通過醫護人員搶救，活了過來。

李昱在鼓勵病人。 新京報記者楊得超、李戈戈攝

二十分鐘，一個生命從死到生，「當時心裡有一股滿足感，就決定繼續讀研，學急診。」他說，知道這個工作壓力大，又很累，但當把病人從生死線上成功拉回來，是件很令人激動的事情。

讀研二時，李昱已經來到北京醫院參加臨床工作，也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參與急救。

那年冬天，一名30多歲女性走在路上突然昏倒。送到醫院後，初步診斷是心肌梗死。「雖然有風險，但這種病情之前協助處理過很多，沒有特別緊張。但就在把她從120挪到急診的病床時，病人突然抽搐，沒有心跳。」

胸部按壓、輔助通氣……李昱說，意外突然發生，當時自己很多反應，都是基於平時的救援訓練，下意識去完成。之前是通過模擬人練習，動作是否規範都會有指示燈提醒。現在遇到真實情況，「只能憑感覺，通常是往下按五到六公分。」

幸運的是，5個循環做下來，病人心跳恢復。「她老公還在外面辦手續，病人也還是昏迷，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那一刻，那種高興的感覺只有我們知道。」他說，自己當時出了一身汗。累歸累，但那種親手把病人從死亡線上拽回來的感覺，「是自己體會的，別人告訴不了你。」

「對於死亡接受起來總沒那麼容易」

然而，並不是搶救每次都這麼「幸運」。

李昱至今都忘不了那一晚，一對父子同時被送來急診搶救。父親80多歲，因腫瘤晚期，之前已經在北京醫院住了幾天院。身體枯瘦，意識已經不清，「呼吸聲就像嘆氣一樣，若有若無。」他的兒子50多歲，那天心臟病突發，也在醫院。

回憶起當晚的情形，李昱說，自己正在三樓搶救病重的老人，已按程序通知其家屬，交代病情。結果老人的孫子過來辦完手續後，拉住他的手說，「大夫，我求求你，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能）多救一會兒就多救一會兒，我爸爸還在一樓搶救呢。」

李昱在和病人家屬交談。 新京報記者楊得超、李戈戈攝

事實上，即使老人的孫子不這麼說，自己也會儘力去搶救。「但有些事兒不是我們醫生做多少努力，還能把一個腫瘤末期的患者從死亡線上拽回來的。」李昱表示，遺憾的是，這對父子都沒有搶救過來，去世了。

之所以至今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刻，主要是同情老人的孫子，當晚同時失去兩位親人。「人接受死亡的過程本就沒那麼簡單，更何況一下子是兩個，這個孩子要承受的太多了，我也非常痛心。」

他感慨道，醫生也不是神仙，能做的就是延緩一個人的生命，出發點是不讓其受到痛苦。現在每天在急診室里，看得多了，也會慢慢接受生老病死。但對於突發事件導致人死亡的，情感上還是有些接受不了。一個生命，就這樣被外力突然中止，總是很可惜。

以至於科室里流傳著一種「迷信」說法，值班時盡量不要吃火龍果，「紅紅火火嘛，來了病人怎麼能紅火，還有芒果，忙嘛。」反而要多吃蘋果，心理上祈求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有時下午五六點叫的外賣，給這個病人開藥，再接個急診，可能會忙到晚上十二點才能吃上。家人，包括女友看到自己的忙碌狀態，也會有些不理解，覺得太辛苦，希望換個科室，要不就「別幹了」。但李昱說，急診室工作的確很累，但自己還年輕，還有一腔熱血，為什麼不去做呢？

熬夜，再加上高強度工作，有工齡較長的同事，或多或少會失眠，有時需要靠安眠藥入睡。李昱說，自己最大的變化是胖了，從130斤漲到160斤。「沒辦法，過勞肥。但夜班真的要吃飽飯，不然扛不住。」

看到自己的同學，有的朝九晚五，節假日可以出去旅遊，或者可以陪著家人，羨慕歸羨慕，「但是我也有搶救病人的那種感覺，是別人體會不到的，感覺這份職業還是挺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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