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輪迴：BBC紀錄片與我們時代的困擾

近日，BBC聯合Nutopia 影視製作公司、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共同出品了新版的《文明》（Civilisations）。這一則簡短的消息，每個片語都充斥著時代隱喻。

電視紀錄片《文明》（Civilisations）海報

近日，BBC聯合Nutopia 影視製作公司、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共同出品了新版的《文明》（Civilisations）。這一則簡短的消息，每個片語都充斥著時代隱喻。

從Civilisation到Civilisations

1972年，在BBC電視片《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的開頭，頭髮蓬亂、眼神飄忽、面部溝壑縱橫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約翰·伯格用裁紙刀從波提切利的名畫《維納斯與馬爾斯》切割下維納斯的頭像，從此改變了西方整整一代人觀看藝術的方式。

1972年BBC電視片《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衍生的書籍

從戰後開始，電視普及引發的媒介革命，為曠日持久的文化戰爭提供了新的戰場。在這個新開闢的戰場上，英國藝術史學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推出了BBC歷史上最具野心的系列紀錄片《文明》（Civilisation），用精美絕倫的歐洲傳統藝術對抗由美國入侵的商業性大眾文化，試圖從流行文化中拯救日漸式微的「文明」。雖然這部片子取得了世界範圍內的成功，將歐洲傳統藝術拉回了人們的視野。但面對革命與反叛的時代潮流，這註定是一場堂吉訶德式的戰鬥。

在《文明》中，克拉克爵士傲慢地說：「我相信，秩序優於混亂，創造強於毀滅。首先，我相信，神把智慧賦予特定人群，我珍視一個可以讓這種人生存發展的社會。」

1972年伯格的《觀看之道》，是對克拉克爵士文化精英主義立場的挑戰，也是1968年遍及全世界的反叛精神的迴響。伯格所要做的，是將克拉克引以為傲的歐洲傳統藝術「去神秘化」，抹去圍繞在它周身虛幻的權威。他要讓世人知道，藝術並沒有克拉克爵士描繪的那般永恆和純粹，藝術的背後埋藏著階級、種族、性別等諸多不平等。伯格認為藝術的價值並不在藝術品本身，而在於我們在觀看過程中的闡釋，他想要讓觀看者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看待藝術。

英國藝術史學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推出的電視片《文明》（Civilisation）的片頭

1960年代單數的Civilisation變成了今天複數的Civilisations，多了一個「s」。經過1960年代文化革命的洗禮，與1970年代後的多元文化主義的侵染，克拉克爵士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想像最終轉化為多元主義的文化想像。相較於只覆蓋11個國家的克拉克版《文明》，新版《文明》涵蓋6個大陸，31個國家，在數量上有了長進，對藝術的理解也不再局限於盧浮宮。

而新版《文明》顯然知道克拉克版《文明》遭受的批評，煞有介事地在第二集反思了約翰·伯格的命題：「How Do We Look？」然後將中國山水畫、日本浮世繪等非西方藝術形式納入其中，還在最後一集探討近150年來的現代藝術，包括杜尚那全世界最著名的小便池。

有意思的是，那家與BBC共同出品的影視製作公司的名字，出自約翰·列儂的1973的專輯Mind Games的第六首歌曲Nutopian International Anthem，意為「新烏托邦」，指的是一個四海皆兄弟、全球如一家的理想世界，這裡沒有國界與宗教之分，沒有殺戮與飢餓，甚至沒有私人財產，Nutopia代表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反文化運動的理想。此外，BBC推出克拉克的《文明》是為了抵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商業文化的入侵，而新版《文明》最終選擇和大洋彼岸的表親合作，似乎也暗示了某種文明中心的位移與內涵的交接（雖然PBS是美國商業廣播電視體制中秉持公共服務理念的異類）。

不合時宜的《文明》

如同當年的克拉克爵士不合時宜的西方中心主義，今天繼續站在世界中心呼喚多元文化主義的《文明》，在有些人看來也是不合時宜的。

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世界興起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潮。作為國家政策的文化多元主義首先發生在西歐之外，1971年，加拿大實施文化多元主義政策，1973年，澳大利亞推行該政策。這兩個國家均為移民國家，人口民族成分複雜，文化多樣。面臨棘手的民族問題和文化問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但西歐面臨的情況則更加複雜。伴隨著非歐洲移民的湧入，西歐各國單一的民族構成和文化認同受到了動搖。在西歐社會中逐漸形成了非白人民族認同和非基督教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少數民族群體。由此也引發了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西方社會發現自身無力消解如此龐大的異質性文化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西方對多元文化主義妥協。九十年代後，全球化進程高歌猛進，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通過了《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多元文化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全人類的文本共識。

對於歐洲社會而言，多元文化主義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政治，無疑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但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西方文明對非西方人口同化失敗。近些年來，這種失敗轉化為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與文化衝突，幾乎不間斷地佔據西方主流媒體的議程。恐怖襲擊的侵擾和對移民人口的排斥，最終誘發了近兩年歐洲政治的右轉，右翼民粹主義甚囂塵上，並不斷取得顯著的選舉成果。如北大新聞學者王維佳所言，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從曼德拉、哈維爾、戈爾巴喬夫，突然變成了「唐納德·特朗普、奈傑爾·法拉奇、貝佩·格里洛、馬琳·勒龐、歐爾班·維克托、雷傑普·埃爾多安」。而就在近期，據《大西洋月刊》報道，以自由主義著稱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啟動了前所未有的伊斯蘭制度化的計劃，試圖創造一個世俗主義的法國伊斯蘭教，即伊斯蘭的法國化。「西方文明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僅是一個笑話。

又快到五月了

1968年5月，就在克拉克爵士在盧浮宮外為《文明》拍攝片頭的同一時間，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國家正在滑向內戰的邊緣。學生們對僵化的體制發起了衝擊，佔領學校、築起街壘、展開巷戰，在城市的圍牆上到處塗鴉：「越做愛，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愛。」戰後經濟重建的「黃金時代」終結了，「五月風暴」成為六十年代反文化運動的一個頂點。中產階級年輕人們試圖用搖滾樂、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和東方神秘主義，掙脫一切傳統與主流文化的束縛。

1960年代BBC電視片《文明》中的法國巴黎盧浮宮

耐人尋味的是，BBC傾情奉獻新版《文明》的時候，正值「五月風暴」五十周年前夕，而此時的法國，再一次被學潮和罷工席捲。鐵路工人大罷工，學生為了反對馬克龍政府提議的業士學位改革和大學入學資格收緊而興起學潮。根據法國《解放報》發布的一份交互地圖，目前法國已有25座城市爆發了大學佔領運動、大型集會或抗議活動。從西南部的圖盧茲、波爾多和普瓦提斯開始，這一運動蔓延到南泰爾、里爾、巴黎、蒙彼利埃、格勒諾布爾等地。學生們仿效50年前的前輩，組織政治討論，批判馬克龍政府、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並學習政治策略、郊區鬥爭、革命歷史和基層組織等另類課程。

工人和學生的鬥爭開始合流，並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對「保護區」的襲擊。所謂的「保護區」也是六十年代的遺留問題，上世紀60年代，為了適應法國經濟與城市發展，南泰爾北部的朗德聖母村被劃為機場選址用地，隨後五十年里，反對機場興建的運動一直在持續。法國政府劃定的機場用地保留區，法文縮寫是ZAD，年輕人調侃政府，把其改稱為「zone à défendre」，意為生態環境的保護區，農村、農地、農民的保護區，法文縮寫同樣是ZAD。2008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決定重啟機場興建項目，當地農民、環保人士和其他反對者在機場規劃用地上搭起了帳篷，建立了「保護區」自治社會，並把這片土地變成了種種社會理想的試驗田，包括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民主自治、集體決策。2018年初，法國總理宣布政府再次放棄機場興建計劃。

「保護區」擬仿的顯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反文化運動中的各種公社，這些「當代嬉皮」甚至與「巴黎公社」有著譜系學意義上的聯繫，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至少其外殼，仍然在今日世界閃爍著火光。

「去政治化」年代的「再政治化」

所有的隱喻都指向了上世紀六十年代。

1968年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神奇的年份，那一年，從「布拉格之春」、越南「春季攻勢」，到美國民權運動、法國「五月風暴」、墨西哥學潮與大屠殺，全世界的年輕人反叛著不同的對象，卻有著相同的反叛慾望。

對於這種全世界的集體「中二」，英國戰後歐洲史學家托尼·朱特的一種解釋的是，二戰後形成的穩定體制剛好完成了一代人的新陳代謝。從1945到1968年的二十三年，新一代年輕人出生、成長，他們沒有戰爭與匱乏的創傷記憶，因而也就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在戰後致力於經濟重建、追求穩定的年代，逐漸產生了對現存僵化穩定體制的疏離和質疑，因而認同激進的思想，走向了變革運動。

雷蒙·阿隆在其回憶錄中曾諷刺「五月風暴」說：「日常的沉悶生活突然得到了發泄消遣的機會。半真半假的革命，與其說是真干，還不如說是演戲，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們的熱情。……而人們卻沉迷於錯覺，自以為親歷了偉大的歷史時刻。」

姑且不論這種論斷里的成見，阿隆點出了「五月風暴」的一個重要特徵，這是一場「半真半假」的革命。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人們認知中的革命都是血與火的鬥爭，包括直接催生了《共產黨宣言》的1848年歐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1968年的巴黎學生不再追求社會結構的打破再造，而致力於反抗日常生活中毛細血管般的權力關係，包括文化、家庭、性別、種族等等問題上的壓迫，對抗就像福柯所說的像一個監獄一般的規訓機制。所以，「五月風暴」極其強調個體和身體的解放。曾經的「總體革命」轉向了「日常生活革命」。

而今天，冷戰已經結束四分之一個世紀了，同樣是一代人出生和成長，時代的境況與1960年代殊途同歸。汪暉說1990年代是「去政治化」的年代，冷戰結束後，西方一度陷入「歷史終結」的樂觀情緒，意識形態的戰爭似乎已經終結，自由民主制度獲得決定性的勝利，美國被柯林頓帶入了新經濟時代，歐洲一體化則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而中國經歷了1980年代末的動蕩，也暫時告別的「政治」的時代，進入 「經濟」的時代，迎來了經濟全面市場化，消費主義盛行，社會階層結構性重組的20年。而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基於特定價值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都在告別歷史。

這一代的青年與「五月青年」有著相同的境遇，至少在中國和歐美，他們都成長在一個經濟持續增長，消費主義盛行，政治上追求穩定，外部也很少有戰爭陰霾的環境中，但社會結構也不斷固化，當消費主義無法饜足他們的精神世界，變革的激情似乎被召回，全世界的青年似乎重新燃起政治化的渴望，動搖了後冷戰工具理性、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時代趨勢。

後現代的「無物之陣」

法裔美國哲學家加布里埃爾·羅克希爾對今天法國的罷工與學潮滿懷樂觀與激情：「紀念1968年5月的最好方式，不僅是讓它死里復生，而是超越它。把它從神聖的陵墓中剝離出來，使之成為一種活著的轉變，也許只有在2018年以後，1968年才會在將來完成時中，成為它應該成為的樣子。」但我卻在這段話背後看到了雷蒙·阿隆譏誚的表情，羅克希爾的預測顯然過於樂觀，畢竟世界對法國罷工已經見怪不怪了，至於學潮，每到了七八月份的暑假幾乎都會偃旗息鼓。

而這種「自以為經歷偉大時刻」的充滿後現代意味的「演戲」能在別的地方找到，離我們最近的有「帝吧出征」「表情包大戰」，在臉書等社交媒體上串聯的各種社運多少也帶有這樣的味道。這裡並非要像阿隆一樣徹底否定這些「再政治化」的渴望，但要提出一個我們當代的困擾：在上世紀那種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告別歷史後，日常生活革命何以導向真實的社會變革？

這個問題還有一個更加形而上的提法，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我們進入了一個福柯描繪的世界。弗朗索瓦·多斯在《結構主義史》里評價福柯說：「從來沒有一個哲學家如此認真地回應六八一代人的理想與不適。」而在福柯的世界裡，權力的主體被消解為毛細血管般的權力關係，彌散於政治經濟文化的所有層面，我們可以在所有層面上展開反抗。同時，我們也掉進了一個後現代的「無物之陣」，既然權力的主體已經被消解了，那麼我們反抗的到底是什麼呢？又或許，主體只是在知識話語里被消解了，「房間里的大象」其實一直都在，而大多數時候我們選擇視而不見。

「總體革命」終結後幾十年，「日常生活革命」也岌岌可危。雖然「演戲」仍在舞台繼續，但「私密的反抗」的話語正在經歷危機，人們漸漸不再相信，一個公司司機用公車接送自己的孩子上下學，或者發一條臉書推特狀態，就代表著某種反抗的姿態。「再政治化」的渴望持續醞釀膨脹，人們開始求助於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美國大選與英國脫歐，加泰羅尼亞與庫爾德的獨立公投，戰火紛飛的敘利亞，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世界性的政治伊斯蘭浪潮，第三世界的社會運動——就在4月23日，亞美尼亞總理在抗議中辭職……世界從後現代往回退了一步，重新著手處理現代的困擾與理想。

電視紀錄片《文明》（Civilisations）海報

2018年，英國繼續談論「文明」，法國還在學潮與罷工，西歐似乎沒有歷史，而世界歷經了五十年的輪迴，再次回到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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