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短篇小說精選

導　　讀

一、作者生平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出生於俄羅斯羅斯托夫省塔干羅格市。他的祖先是農奴。直到1841年他的祖父才以3500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及其家屬人身自由。他曾經這樣說過：「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著農民的血。」早在1844年，他的父親來到塔干羅格市做店員，十多年之後他自己開起一個小雜貨鋪，後因不善經營於1876年破產。為躲債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謀生，接著一家人相繼遷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訶夫一人在塔干羅格完成中學的學業。他靠當家庭教師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辛。1879年契訶夫考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19世紀80年代，契訶夫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他常常以安多沙·契洪特等筆名向一些無聊的幽默雜誌（如《蜻蜓》、《斷片》）投稿。80年代中期之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其中很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笑料和趣事，只有少數作品是比較優秀的，如《小官員之死》、《勝利者的勝利》、《變色龍》、《普里希別耶夫中士》等。當時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此後他創作出《萬卡》、《苦惱》、《渴睡》等優秀作品，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從1886年起，作家開始正式用安東·契訶夫的筆名發表作品。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契訶夫創作的早期。

從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契訶夫創作的中期，即他世界觀和創作的轉型期。1888年他創作了著名中篇小說《草原》，作品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差不多是在同一時期創作的《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則對小市民偽善、愛慕虛榮的庸俗習氣進行了批評和嘲弄。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在文學界獲得一定聲望。這時他出版了5部短篇小說集：《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他開始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也就是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鬆喜劇在思想內容和風格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則批判了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多病的契訶夫不辭辛苦、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遊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和「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境界。他認識到：「……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後來他便與他以前一直為其撰稿的保守的《新時報》等報刊斷絕了關係，創作了一系列優秀作品，如《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和《第六病室》（1892）等作品，特別是《第六病室》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作品控訴了像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了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像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遊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莊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嘉·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夫·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從19世紀90年代後半期至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即他創作的晚期。這一時期他創作了一系列優秀作品，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夏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饑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觀察更為深刻。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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