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班，你過什麼勞動節

最新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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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0小時以上，但在象徵著「抗爭」與「勞工權益」的五一節期間，某互聯網公司的小李還是選擇了加班，理由是加班費是平時的3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蓬勃發展，小李已不再受40小時工作制的制約。二十多年前，老祖宗苦苦爭取來的八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制度，如今「就像鬼一樣，聽說過但沒見到過」。

英國衛生部部長傑里米·亨特表示，英國人需要「像中國人一樣工作」

百度第一神吧戒賭吧有兩大廣為流傳的人生信條：

一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二是「雙休是必須的，咱無產階級鬥爭了一百年換來的8小時工作制，可不能讓這幫資本家壞了規矩。」

1995，深圳某市場，T恤上面印著「打工沒勁」、「下海吧」等字樣

事實上，八小時工作制確實是無產階級浴血奮戰得來的。從1960年起，中國也開始實行每天工作8小時的制度，而雙休日，則是1995年之後才有的事情。

然而，一個殘忍的事實是：咱無產階級鬥爭了一百年換來的5×8工作制已經壞了規矩。在當今這個被時代步伐操過一萬遍的世道里，真正意義上純潔無邪的假期早已絕跡。

129年前，國際友人為了8小時工作制奔走呼告，並將每年5月1日定為國際勞工節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願望：

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

19世紀初，席捲全球的工業革命開始改寫世人的命運。

彼時的工廠老闆們認為，機器生產已經減少了工人的體力消耗，多勞動是理所當然的事。

加之教會也認為，閑散的頭腦是「魔鬼的活動場所」，所以當時工廠工人每周工作近100小時是常有之事：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時。

20世紀初期，中國的手工作坊也開始向大工廠生產過渡，上海繅絲廠聘用童工做工時

1817年，紡織工廠主羅伯特·歐文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消遣，8小時睡覺」的口號，讓廣大勞苦大眾看到了明天。

1836年，美國《全國勞工報》的一篇文章也力挺羅伯特·歐文：「我們相信每日勞動8小時已經太夠了。」

很快，8小時工作制就首先被應用在美國的政府工作人員身上。到了20世紀初，許多行業已經採用了8小時工作制，但大多數人仍然每周工作6天。

1945年，工人將他的工時卡插入打卡機，文件柜上也密密麻麻地掛著其他人的工時卡

如今，大部分企業也採取了打卡算工時的制度。1988年，深圳蛇口工業開發區，女工下班打卡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6年。這一年，福特公司石破天驚地採用了為期5天、每周40小時的工作制，並且將工人們的薪資翻了一番。

不久，福特發現，工人每周工作40小時比工作48小時的效率要高得多，公司的利潤率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增長，於是美國及大洋彼岸的眾多企業紛紛效仿福特公司的做法。

就這樣，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5天的傳統在大部分國家中被約定俗成地流傳下來。

福特汽車底特律工廠，準時下班的的員工

40小時工作制的浪潮上山下海，很快也橫向傳遞到遙遠的東方。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工人也走上街頭，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集會，爭取8小時工作制，主題是「勞工神聖」。

次年8月20日，《勞動周刊》於上海橫空出世。

為了配合工人運動和罷工鬥爭，周刊經常發表不少反映勞工痛苦的文章，如《我們工人就活該死么》、《到哪裡訴冤屈呢？》、《反正是工人倒霉》等

四開四版的小報邊旁，常用大字登載「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等鬥爭口號。

「當時李啟漢主編的《勞動周刊》，內容是資本家怎樣無理地壓迫工人，哪裡發生了罷工，哪裡工人在鬥爭等消息。」80年代初，一位老工人回憶起周刊時說。

路礦當局一連三個月拖欠工資，使工人生活陷入絕境，1922年9月14日，江西安源路礦工人爆發了大罷工。次年，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也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教育」的口號。後來，中華全國總工會通告全國實行「三八」制度

「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及至新中國成立後，勞動部最終在1960年提出的《關於我國職員工作時間休息時間條例》中明確規定：

「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每年有22個工作日休假」，同時，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業的加班加點。」

1987年3月，在我國最早的深圳蛇口工業開發區，一位包工頭在監督著農民工幹活

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1854年，調查人員發現，商業系統中工作時間過長是普遍而嚴重的問題：

山西省某百貨公司的職工，連續1個多月，每天工作到凌晨2點鐘；太原市食品公司飼養場的職工，有時候則從清晨5點鐘干到第二天凌晨1點，將近20個小時。

1984年10月23日，上海市第二建築工程公司206工程隊在聯誼大廈的冒雨施工現場。該樓是上海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幢現代化辦公樓，僅用了一年時間就竣工投入使用。當時，工程隊甚至創造了一天完成一層樓的作業進度，被稱為「上海速度」

在「大躍進」年代裡，幾乎所有的企業都熟衷於「奪高產」、「放衛星」。而延長工時和加班加點也得到領導人的首肯。

1957年，劉少奇在《國營商業要有靈活性》中提到：「八小時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眾的習慣，但絕不是不看情況……在我們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贏資本主義的時候，為什麼還一定要堅持八小時工作？為什麼不能做夜班？國營商業應當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採取一些靈活的辦法。」

為了保證「大躍進」的成功，建築行業不得不延長每天的工作時間，而且，連可憐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被調整為兩周休息一天。而在廣大農村地區，則壓根就沒有休息日的概念。

在增產節約運動中，天津鋼廠線材部於1952年2月份創造了27項新紀錄。線材部工人劉長福領導的小組，因超額完成增產節約計劃，成績突出而登上《人民畫報》1952年第4期封面

北京市民方先生回憶起那段日子時說：「那時候，我們提倡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了建設新中國，有干不完的工作，經常加班加點似乎都是很正常的，單位的很多黨員連加班費都不要，習慣了一周工作六天的我們，根本沒有奢望過五天工作制。」

1962年，周恩來視察國營齊齊哈爾和平機器廠

蒙紫攝於1964年1月21日：「一進入熱氣騰騰的大慶油田區，就立刻被那火熱的鬥爭生活所感染。大慶人朝氣勃勃，忘我勞動的熱情，激動著我……一天清晨，我隨鑽井大隊長王進喜同志去看一口打得筆直的油井的固井戰鬥……工人們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緊張忙碌地工作著。」

另外，為了不影響正常的工作，一些日常會議和其他群眾性集體活動，一般都在休息時間進行。

就這樣，不止是「從搖籃到墳墓」，職工們的休息時間也被共產主義建設承包了下來。曾有退休老人回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只記得周末都是「義務勞動日，哪有什麼休閑」。

因此，有人戲稱，那些整天為工作疲於奔命的人是「無法無天」——既沒有《勞動法》保護，也沒有星期天。

北京火車站前，周日的「五講四美」義務勞動

按照要求，「一五」計劃期間，黑龍江鶴崗煤礦的礦工們下班後還要進行太陽燈照射

由於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活兒都得堆在這天干，換煤氣、洗衣服、逛街、買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課，很難有時間去休息和學習。

因此，「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成為當時一種流行說法。

1961年，周末在街邊洗衣服的女人們

1988年，北京市職工平均每天只有2小時3分鐘用於文娛活動和學習，而上海職工則只有35分鐘用於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這個數字在天津更低，只有34分鐘。圖為下班後職工在難得的清閑時刻打乒乓球

由於假期太短，事情又多，上班族很難離開自己的生活範圍跑到外地去。

對外界的好奇與嚮往，使得介紹「世界真奇妙」的《正大綜藝》成了當時最火爆的節目。

1981年，西安，人們乘想像中的「戰鬥機」留影

80%的人選擇多休一天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潮湧動，人們對休閑的渴望如天外隱雷般隱隱作動，對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發期盼。

彼時，我國是世界上僅有的4個沒有實行年帶薪休假制的國家之一，人們的全年工時量是2448小時，遠遠高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1800小時。

雖然企業和事業單位加班加點十分普遍，但工作時間卻未被有效利用，據當時北京、天津、上海3大城市的調查，80年代大部分企業的有效工時只有40%~60%。遲到早退，上班時間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接孩子都是常事。圖為某國企的接待處，服務員在幫別人扎小辮。人浮於事最終導致國企職工大面積下崗

1986年5月，「縮短工時課題組」成立。

在一項社會意向調查中，課題組人員驚訝地發現，在當時的經濟狀況下，竟有80%以上的受訪者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工資、增加一天休息」之間，選擇了後者。

80年代，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建設者利用周日學跳交誼舞

1988年6月的一個傍晚，蛇口工業開發區的培訓中心前停滿打工者的自行車，這裡學習的氣氛很濃：「要想站住腳，就要自我增值。」

起初研究人員認為，工時突然縮減至40小時，步子邁得太大，主張先減到44小時。於是，便按照「兩周休息三天」的辦法進行休假。

1994年3月5日，是第一個「隔周」休息的星期六。第二天，各地多家媒體紛紛報導：「昨天是第一個雙休日，全市有幾十個單位的工作人員忘了『今天我休息』，照常一大早趕到單位。」

1983年，深圳人的星期天

「戰鬥的星期天」終於變成了「愉快的休息日」，這時的中國人才有了「度周末」的意識。

上海實行五天半工作制之後，到蘇州旅遊的上海人數激增。

節假日電話亭打出半價優惠活動，為的是吸引節假日才有閑時的打工一族

在「44小時工作制」實行一年之後，再次縮短工時的呼聲越來越高。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令再次宣布，自當年5月1日起，全國實行5天工作制。

同年7月，《勞動法》正式出台，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

空餘時間變多，人們掀起一股進修學習的熱潮。1995年5月6日星期六，杭州市民參加業餘學習班

消息一經公布，就有人感嘆道：「每周有兩日不用上班上學，簡直是比天上掉餡餅還美好的事。」

以至於當年開始實行這個規定的時候，大家還以為是謠言，打死都不肯相信。

深圳廠妹的燦爛笑容

「中國的老百姓從未如此這麼幸福過。」這樣的「幸福感」在當年歌手孫悅的一首傳遍大街小巷的《心情不錯》中也有所體現：「這一年總的來說，高興的事兒挺多，身體不錯，工作不錯，心情也不錯。」

隨著6次提速後的列車朝發夕至，新航線不斷增加，周五晚上去，周一早上回成為很多年輕人的出遊模式。」

1996年春節，上海第二毛紡廠，堅持節日生產的一群打工妹用卡拉OK高唱流行歌曲《瀟洒走一回》

老闆說金窩銀窩，不如辦公桌

「自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中國工人的工作時間越來越短。」北京國際工商大學的勞動經濟學家李長安表示。

但進入到21世紀，事情又一次起了變化。

據《中國工時制度的定位研究》，2001年平均周工作時間是44.9小時，2005年則上漲到了47.8小時。私營個體僱員的平均工作時間，更是在49小時以上。

深圳某工廠的流水線上，一名女工神情疲憊

2017年3月8日，湖南省郴州市。護士室的牆上掛著「加班本」，加班對於這群白衣天使來說，已是一種常態，因為經常會有需要進行緊急手術搶救生命的突發情況

2012年2月13日，廣東省東莞市，工業區的打工者在工廠門前的小吃攤吃晚飯，晚飯後還要加班

2007年3月30日，深圳某企業，一群農民工在工余時間，用深圳市總工會發給他們的「維權撲克」娛樂

中國各地似乎都在上演相似的一幕：

隨著個人野心越來越膨脹，組織文化越來越激進，而科技又能讓你始終在線，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已經喪失了邊界感。

2016年4月21日，北京，午夜時分，某兼職公司客戶部經理，完成工作後在辦公室宿舍躺下看視頻。他一周五天都在改造的會議室內睡覺，以避免每天一個多小時的通勤時間

2012年10月31日，為了迎接「光棍節」的淘寶「雙十一」促銷活動，某網商在辦公室內搭起帳篷，為晚上加班的員工休息作準備

2015年，杭州某倉庫內的標語：「帥已醒，丑依睡，我發貨，72小時」

在當今這個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操過一萬遍的世道里，真正意義上純潔無邪的假期早已絕跡。

在辦公室里坐滿8小時然後下班走人，向人生的另外三分之二逃亡，或者在周末不接老闆的電話——實在是不太現實。

2014年8月18人，夜班公交車上

商場內非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在早上7點開始營業，為的是搶奪上班族市場；晚上11點才關門也出於同理

2011年，上海火車站北廣場附近的膠囊旅館。膠囊旅館起源於日本東京，最初是為上班族打造的。在東京打車很貴，上班族有時加班到半夜，就去膠囊旅館住一晚。而在上海情況也類似。「晚上11點以後地鐵沒了，打車也很貴，第二天一早還要趕公交回來，擠車，堵車……那還不如住一下膠囊旅館，也就幾十塊錢，還能多睡幾個小時。」

「老闆有個奇妙的生理高潮點，發生在每天下午5點半左右。在此之前，他通常不做決策。一到5點半，整個人便陡然煥發起來，兩眼掃過之處寸草不生。」克里斯·吳在公司樹洞披露了一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