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拿命歡迎你的城市，你真能去嗎

作者：劉遠舉（騰訊·大家專欄作家，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各個城市相繼以落戶、補貼爭奪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以及用更大力度的政策與補貼爭奪更高端人才的事，已經有不少報道與討論，昨天，有一篇漫畫文《這些城市，正在拿命歡迎你》在社交媒體中刷屏，引來不少讚揚之聲。不過，這一幕卻令我想起那些歷史中同樣因為就業而在中國大地上遷徙的年輕人。

行政拉人，補貼拉人，制度拉人

從上世紀50中年代開始，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中國就將城市中的年輕人移居到農村。1953年，《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55年，毛主席提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這種做法，到了十年動亂中，陡然擴大。高考停止後，許多中學畢業生無法進入大學，又無工作可做，與此同時，這些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令國家意識到需要將他們安置下來。1968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的文章，引用了領袖「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知青運動，達到高潮。

動員是廣泛而緻密的，街道革委會、父母單位、積極分子，會不斷到家動員，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個人很難抗拒。這些不到20歲的青年，從上海到雲南，從北京到內蒙，從城市到農村，上山下鄉。

入黨、升學、參軍、招工是知青返城的僅存的幾個途徑，這一切全由村支書說了算，天高皇帝遠之地方，潛規則或悄然或公開的流行起來，送煙送酒、送魚送肉、送手錶自行車的小事之中，塵封著許多女知青不堪回首的往事。

1978年，政治形勢鬆動，從雲南回城風潮開始，迅速波及全國，幾個月內，上千萬知青返回城市，歷時10年的知青運動就此終結。

與知青下鄉相比，中國的另一波就業人口的遷移，可謂波瀾壯闊，激動人心。它不再是行政命令去強制人遷移，但卻又的確是行政命令開拓出來的，不同的是，這一系列行政命令指向的是「自由」二字。

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並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確立深圳為經濟特區。當時深圳是一片荒涼的漁村，羊腸小道、低矮的屋舍，要什麼沒什麼，有的無非是政策，而所謂政策，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就是經濟自由。第一，有了產權的自由，產權清晰，界定到個體。個體擁有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第二，所有經濟個體之間的自由自願的交易規則，構成了市場秩序，沒有強買強賣，沒有國家定價。

在1978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百分之百，所有的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政府控制了經濟的各個方面。而在深圳，個體經濟、民營經濟開始打破這一禁錮。之後，發生的一切，改變了無數從全國各地、天南海北湧入深圳的淘金者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勞動力大軍浩浩蕩蕩，在中國大地上遷徙，為了幸福，也創造出財富。

電視劇《外來妹》劇照

90年代的打工妹們

如果說第一波就業人口遷移，是計劃經濟下用行政命令強制驅趕年輕人，第二波是用政策釋放人的遷徙自由與經濟自由，吸引年輕人流動到更加自由地方，創造財富，那麼，如今這第三波，就是已經富裕起來的政府，用錢吸引人。

大力度給補貼的地方，正是更大政府的地方

用補貼吸引人的政策，其根據或許是「涓滴效應」。所謂涓滴效應指，企業稅表面上是企業買單，大部分最終被轉移到了勞工身上。按照經濟學的說法，這就是說勞工承擔了企業稅的實質負擔（tax incidence）。所以，給企業減稅，最終等於給勞工減稅。類似這種思路，補貼給畢業生，補貼給高端人才，留住更多的人才，製造出更多就業崗位，繁榮地方經濟，最終，這筆錢又收回來了。

但是，目前各城市的政策，並沒有明顯的基於工作崗位、或者產值，也不是基於稅收的優惠，而是給戶口，補貼，直接發錢。這種政策相比於減稅，效果更加存疑。

酷玩實驗室推出的漫畫《這些城市，正在拿命歡迎你》

更重要的是，一個地方的政策，不僅僅要符合經濟效率，也要符合基本的政治倫理。

在這一波搶人大戰中，有的城市，本科、碩士、博士生落戶，3年內分別按每人每月500元、1000元、1500元的標準發放生活補貼。可是，這座城市，從2017年7月1日起，全市城市低保標準由每人每月5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600元，農村低保標準由每人每月3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380元。哪一根黃金更高貴一些或許沒有答案，可人卻的確有貴賤之分。

對各類畢業生，有的城市還6萬、10萬的給著購房補貼。至於高端人才更是出手大方，300萬、500萬，送住房。但是，給一個博士生6萬購房補貼的地方，城市低保標準為635元，鄉村低保標準為425元，也就是說，一個博士生的住房補貼，可以讓一個農村低保戶過12年，或者，讓一個低保戶的生活，好上一倍，有錢買葯。

那篇刷屏的漫畫，以大學畢業生的視角敘述，流露出一種淡淡的自怨自艾，說自己是「屬於同齡人正在拋棄的那種人吧」。但是，不要忘記，在中國當下的社會層次中，大學畢業生，已經是社會的強者，更不用說，碩士生、博士生。至於那些博導、碩導、學科帶頭人，更是金字塔尖的人。在這一系列政策中，真正被一個城市拋棄的，並不是這些大學生，而是那些真正的窮人、弱者。

是的，這些城市，正在拿命歡迎你，可是，在拿誰的命呢？

這更像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指由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派生出來的西方社會學流派。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認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現象存在於人類社會。因此，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

達爾文主義的政策，進一步加大了社會中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所謂馬太效應指社會兩極分化，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正因為馬太效應的存在，所以，需要政府出來平衡市場的失靈，但是，政府卻在補貼強者。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自然的法則，是損減有餘來補充不足。人類社會世俗的作法卻不然，而是損減貧窮不足來供奉富貴有餘。誰能讓有餘來供奉天下呢？只有有道之人。

損不足者，奉有餘用者，用補貼去吸引富人，可能恰得其反。

茅老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替窮人辦事，替富人說話」。這句話的意思是，在我們國家，富人往往有一種道德上的原罪，與此同時，他們代表著社會生產力，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體現，他們的需求，是一種制度需求，所以需要更多的公共發言，從而促進位度改善，促進經濟繁榮，社會發展。至於窮人，需求是物質性的、具體的，所以，乾脆直接「給窮人辦事」。

所以，富人們、強者們喜歡的地方，是更有規則意識，契約意識，公僕意識，營商環境更好，法治完善，政策更透明的地方。他們有能力創造財富，只需要好的外部制度條件，所以，吸引他們的是創造財富的條件。他們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錢。

對一個理工科博士來說，6萬元的房屋補貼，又算得了什麼呢？本科生、碩士生、需要的是良好的員工保護法治環境；如果他們去創業，希望不被基層辦事人員刁難；至於博導、學科帶頭人，到一個地方辦企業，除了產業鏈的完整等因素之外，在政策層面，希望地方政府給出的政策有持續性，不被「關門打狗」。

但是，政策卻把錢給了需要制度的人。諷刺的是，這變為一個警醒：一個不要窮人、弱者，只要富人、強者的地方，制度真的能跟得上嗎？

酷玩實驗室《這些城市，正在拿命歡迎你》：找不到工作，你去創業啊

各種補貼搶人的政策，實際上產生出一種內生的矛盾：越是能夠出台這種達爾文式政策的城市，比如，能搞出誓師大會、能大力給出補貼的地方，政府的權力就越大。而權力越集中，可能需要「裙帶關係」的地方就越多，營商環境相對會較差。一個大學生，4000塊的創業補貼，又夠送幾次禮呢？現在能夠快速的落戶，以後能方便地遷出嗎？

在這些方面，北上廣深仍有優勢。

前段時間，我開車無意間走錯了道，被警察攔下了，我爭辯說道路標識設置不合理。警察說，你覺得不合理，可以申訴，上海是一個法治的地方。「上海是一個法治的地方」，警察說這句話的時候，是頗有一些優越感的。這當然是事實，前段時間，逃離北上廣，爾後又逃回北上廣，一部分原因，正是如此，無需累述。

當然，北上廣深也有補貼，同樣嫌貧愛富，但相對而言，更高端的補貼政策，相對更加高效一些。因為名譽、專利、技術，都是一種識別機制，雖然這種識別機制仍然不如市場競爭來得高效，但相對對於大學畢業的普遍性補貼，相對更合理一些。

你應該去的，是高人均GDP的地方

張五常說，縣域競爭，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秘訣。各地的競爭，當然是重要的，積極的，但是，同樣是長期的。做好一地的制度建設，改變觀念，改變一地的經濟稟賦，從而改變一地的經濟，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各地陷入搶人大戰，這種短期、粗暴的政策博弈中不能自拔，既傷害基本政治倫理，從長期來看，也是極其低效的。

畢竟，真正決定人口流向的是城市人均GDP。人均GDP，就是每一個人一年內的產出值，這與個體在一個地區的發展收入、機會息息相關。

以美國為例，各州的人口與GDP相差極大，分布極不均衡，但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美國是一個人口流動自由的地方，這意味著，人口流動的均衡狀態就是各地人均GDP接近，反過來說，人就應該去高人均GDP的地方。2016年，上海人均GDP達11.4萬元，北京為11.5萬元，廣州與深圳更高一些，分別為14.5萬元與16.4萬元。同為萬億GDP的城市，蘇州、長沙、武漢、杭州也差不多在這個數量級。

當然，各城市之間，或許仍可政策競爭，比如，中國各地經濟發展差異較大，採取相同的個稅標準顯然不盡合理，那麼，可否讓各地設置不同的個稅標準呢？

無論如何，減稅，比補貼更符合政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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