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度田」反映了什麼社會問題，這個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

劉秀創建的東漢王朝，是在南陽、潁川、河北等地的官僚、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劉秀本人出身於南陽著名的豪強地主家庭，跟隨他打天下的所謂「雲台二十八宿將除吳漢、馬武家境貧寒外，大部分都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劉秀的外公樊重，「世善農稼」，「開廣田土，三百餘頃」「池魚牧畜，有求必給」，是地地道道的豪強大姓的姐夫鄧晨家，「世吏二千石」，「家自富足」；劉秀的妹夫李通「世以貨殖著姓」，與其父皆仕於王莽。東漢王朝建立後，劉秀大封「三百六十五功臣」，加上「雲台二十八宿將」，外戚四十五人以及大批宗室王族，形成了一個力極強的豪強地主政治集團。

東漢王室的嫁娶，基本上不出這個集團的範圍，重要官職的任命也大體上從這個集團中選取。如鄧禹家族，先後有二十九人封侯，二人稱公，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至於一般官吏，就更是多不勝數在豪強地主擁戴下建立的東漢王朝，對豪強地主的利益倍加保護。在經濟上，它竭力維護豪強地主田莊的大土地佔有制；在政治上，則通過「察舉」、「徵辟」的選舉制度保障他們從政的特權，使豪強地主世世代代牢牢地控制著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權。

這些豪強大族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瘋狂地兼并和掠奪土地，不斷地擴充自己的經濟力量。《後漢書·張禹傳》載:張禹「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光武帝劉秀的兒子濟南安王劉康有田八百頃，奴婢一千四百餘人；劉秀的大司馬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伏波將軍馬援，因罪亡命北地遇赦後，「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馬牛羊數千頭谷萬斛。」其子馬防兄弟，各有奴婢數千人，「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漢章帝時，外戚竇憲居然低價強買冰心公主的莊田，章帝責駕竇憲說:「今貴主尚見奪何況小人哉？」

公主的莊田尚敢侵奪，一般投告無門的小民將何以保障自己的田產？這些侵佔民田的豪強大姓，「館舍佈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各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狂窮困，不敢自理。」瘋狂的土地兼并，使大批農民不斷破產。失去土地的農民面前擺著兩條出路:一條是被迫投向豪強地主的田莊，成為他們的依附農民（徒附）；另一條是離開土地，離鄉背井成為流離失所的流民。而流民的大量出現，勢必造成對東漢王朝封建統治的嚴重威脅。因為小農的大量破產，直接影響了封建國家的賦稅收入和徭役的徵發。

同時，流民的大量出現，也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為了解決這一引起社會動蕩的嚴重問題，東漢政府曾採取把國有荒地、苑及山林川澤租借給流民使用（即「假民公田」）的辦法以解決流民問題。但是，假民公田既不能抑制豪強兼并土地，也不能挽救小農的破產。相反，在豪強地主把持政權的情況下，往往是「令下而奸生，禁止而詐起」，假於貧民的公田也同樣會被兼并，使「豪右得固其利」，而「黎民流亡，困於道路」的情況愈演愈烈。因此，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劉秀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封建統治，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劉秀「詔下州郡檢墾田頃數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這就是東漢前期喧囂一時的度田」。東漢王朝企圖通過「度田」和核實戶口，把農民的土地和人口數字登記下來，以便收租征役。同時，對豪強地主田莊里的土地和「徒附」也進行核實，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總之，東漢政府企圖通過「度田」，加強封建國家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但是，由於「度田」不僅要度農民的土地，也要度豪強地主的土地，而執行「度田」任務的郡縣官吏又大多數是豪強地主，或和豪強地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必然不肯如實丈量土地，呈報戶口，損害自身的經濟利益。尤其象河南、南陽、河北等地區，「度田」官吏都深知「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的道理根本不敢如實「度田」。

一些既非「近臣」，又非「近親」的豪強地主，也憑藉自己的財勢與度田官吏狼狽為奸，互相勾結，大量隱瞞土地和人口。更有甚者，一些貪官污吏還借度田」之機貪贓賣法，盡量把地主的租稅轉嫁到農民頭上。他們不僅丈量農民的小塊耕地，而且連宅基和村落都丈量進去，這就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劉秀獲悉「度田」不實的情況後，對行私舞弊特別嚴重的大司徒（宰相）歐陽獻、河南尹張伋和郡守十餘人，皆下獄治罪。建武十六年，又下令把「雲台二十八宿將」之一的劉隆免為庶人並下令嚴格檢查田畝和戶口。

但是，這引起了豪強地主和廣大農民更大的不滿和反抗。《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記載說:「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特別是「青、徐、冀四州尤甚」。這樣一來，劉秀「度田」的結果就引起了性質不同的兩種反抗:農民的反抗是為了爭取生存，豪強地主的反抗是為了維護他們既得的利益。這兩種反抗，都給了東漢王朝以巨大的打擊和震動。面對這種局勢，以劉秀為首的東漢政府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遺使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採用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辦法，很快鎮壓、平息了反抗；另一方面，又對豪強地主採取讓步措施，決定取消「度田」，並公開宣布:「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所以禽討為效。

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捐城委守棄其所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查三人量大一。很顯然，劉秀髮起的「度田」失敗了，豪強地主勝利了這個事件表明，違背豪強地主的利益，劉秀就不能鞏固他的統治。後來，劉秀總結他的統治經驗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劉秀所說的「柔道」，就是對豪強地主採取姑息遷就的政策。正因為如此，所以東漢一朝豪強地主的田莊經濟得到了惡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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