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路》）

朱子注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慾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本章分別以「易事而難說」「難事而易說」來說君子與小人，依然是君子與小人對舉。「說」通「悅」，君子之難說體現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這句是進一步解說君子之「易事」。同樣，下面再以「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來解說小人之「易說」與「難事」。

君子易事而小人難事，須注意，事奉與侍奉涵義不同，應把「事」與「侍」區分開來。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儒家非常重視正名分，「事」雖分一個上下位，以下事上，但為公而不為私。如《中庸》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君子在下位須獲乎上，目的是得君行道，實現「民可得而治」。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此乃為仁之道。

至於侍奉，如太監宮女侍奉皇帝，僕人伺奉主人，只是在生活起居上提供服務。再如公孫衍、張儀等縱橫捭闔，遊說諸侯，不過是迎合諸侯王公的私慾，「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孟子因而斥之為妾婦之道。枉道而從君，上下交征利，與其說那些縱橫家是「事君」，不如說是「侍君」。弟子從先生遊學，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雖說是「侍坐」，但合乎道義，「侍」即是「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朱子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君子以上率下，「其身正，不令而行」，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是故易事。「君子不器」，這是君子對於自己的要求。君子志於道而學，得位行道，對於屬下則「器之」，「隨其材器而使之」，上下同心，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治國安民。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說的正是「小人求諸人」。儒家以德性區分君子與小人，有德行則高貴，君子以德配位，「位」是天下國家之公器，君子踐其位而弘道化人。小人沒有德行則卑賤，雖居於高位，但格局褊狹，公器私用，對上不能盡忠報國，對下則求全責備，搞人身依附，要求別人唯命是從。

春秋時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各諸侯國的大夫階層心中只有本國國君，不知有周天子。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大夫的家臣只依附於大夫之私室，而不知有國君之公朝。天下無道，禮崩樂壞，所以，孔門弟子如曾皙、閔子騫等不願意從政。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衛靈公》）。「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憲問》）。這兩章對照著研讀， 對於儒家主張的「德位相配」就會有更好的理解。

儒家合於「德」而言「位」，所謂德位相配，不僅僅是落在處理政務上，其意義決不局限於今天所說的稱職。臧文仲很有才幹，為政盡職盡責，但其忌賢妒能，有把持官位的私心，不能為國家舉薦柳下惠這樣的賢人，對於國家其實也是不夠忠心，故孔子將其定性為「竊位」。衛國大夫公叔文子將自己的家臣推薦到公朝成為自己的同事，對國家忠心耿耿，對下屬不搞人身依附，不奪人之志，受到了孔子的稱讚。

君子難以取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如孟子心憂天下，勸說齊宣王行仁政，以解民之倒懸。如果齊宣王推行王道仁政，對孟子來說即是「說之以道」，孟子就會留下來輔佐齊宣王。而齊宣王念念不忘富國強兵，希望攻城略地，通過軍事手段來一統天下，並找出「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等理由，說自己德行不夠，不能行王道。孟子不能得君而行道，要離開齊國，齊宣王為了挽留孟子，「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怎麼可能被利益所收買？「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毅然離開了齊國。

商鞅見秦孝公先陳說帝道與王道，秦孝公無精打采，聽得打瞌睡。商鞅又向秦孝公先陳說霸道與富國強兵之術，秦孝公聽得入迷，「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秦孝公雖貴為一國之君，內心卻很卑賤，商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魏文侯告訴子夏：「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德音之謂樂，「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魏文侯雖身居高位，但德不配位，欣賞不了先王之雅樂，聽鄭衛靡靡之音，則不知疲倦，這也是「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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