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究竟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
漢初，適應當時經濟殘破、滿目瘡痍的形勢，封建統治者奉行的是「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六七十年以後，漢王朝政治經濟都有很大的發展，偏於保守的黃老思想已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了。國家要進取，權力要集中，統治者迫切需要為自己服務的思想武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廣川（今河北棗強縣）人。
景帝時曾任博士，是當時著名的大儒。他的著述很多留傳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書。公元前140年，即漢武帝即位第二年，為了尋求新的思想武器，他召集各地賢良方正發表意見並接受策問。董仲舒也在被召之列。在《天人三策》的答問中，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意見，十分讚賞，當即予以肯定。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適應了漢武帝對外開拓、對內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的一整套思想可以說都是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服務的。（一）他的「天人感應論」，披著神學的外衣，論證了君權的神聖性。他說:」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人民服從皇帝，皇帝服從老天爺。誰要是反對皇帝，誰就是對天的不敬，那就要受到天的懲罰。董仲舒這種「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學不發達的時代，對老百姓頗有迷惑作用，給皇帝實行集權帶來很大方便。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還有另一方面的意思那就是「請告」說。他把地上的各種災異都說成是老天在譴告皇上要改弦更張，以副天意。
他認為，皇帝必須順承天意因為「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他曾具體解釋說:「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出災害必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不難看出，這種「譴告」說，實際上是把最高統治者的利益與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聯繫在一起，使臣下可以利用人間的災異變化，規勸君主，以求保持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二）從君權無上出發，董仲舒極力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綱」、「五常」理論，並且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包括了封建社會束縛農民思想的四條「極大繩索」的全部內容。君為臣綱體現了政權，父為子綱體現了族權，夫為妻綱體現了夫權，三綱求之於天，體現神權。這三綱是封建社會的基本準則或基本道位。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自然界的最高準則天不會變化，人世間的道即三綱五常也是不會變化的。變化的只是枝節問題，根本性的東西什麼時候都是不會改變的。
象這樣的積極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受到漢武帝的歡迎是理所當然的。（三）董仲舒鑒於亡秦的教訓，在治理國家上，提出一種刑合一、以德為主的理論。他把陰陽都說成是天的意志的表現。他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因此，他認為不能簡單地「漢承秦制」，應有所「更化」。要「明教化」、「正法度」。「教化」體現為德，「法度」體現為刑。只有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同時使用兩手，才能避免重蹈亡秦的覆轍，使帝王的統治安如磬石。
這裡，他很清楚地表達了要把儒家和法家、王道和霸道結合起來的意向。魯迅先生說:「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象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因此，董仲舒獨尊的「儒術」，並不完全等於孔子的儒家學說，而是改造過的、更適合封建君主需要的新儒術。（四）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是分等有差的。有「聖人之性」，有「中民之性」，有「斗筲之性「聖人」是天生的統治者，其天職是行教化。
「中民是「有善質而未能善」，需要經過聖人的教化。「斗筲」者則是大逆不道、生來性惡，不堪教化的。三種人性當中，「聖人之性」占居支配的地位。這就從「人性」上論證了君主統治的合理性。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敦能當是？」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國君是聖人之性，他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不服從國君的統治是大進不道的董舒的「罷百家，獨尊儒術」及經過他所改造的儒家學說，為封建中央集統治提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他這套理論，反映了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促進了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發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但董仲舒所提出的這套理論，對勞動者來說，始終是精神枷，對他們起著防範和控制的作用。董仲舒就是這樣以積極的姿態為封建帝王提供實行統治的理論根據的，因此，他的學說深受漢武帝及後來的封建統治者的歡迎。從此，儒家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並成為此後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TAG:水到渠成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