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理論體系的中心是對於生產力的研究，並將政治經濟學歸結為一門研究特定國家的國民經濟的科學，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歸結為國民經濟部門的變遷。由此，李斯特依據歷史發展階段，將其國家經濟學理論分述為國民經濟部門之間與國家生產力的關係問題，即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生產力理論和以國家體系為基礎的關稅保護理論。

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之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首先確立了國家經濟學，著力於國家經濟的生產力理論探究，而後圍繞工業化闡述了工業與其它各國民經濟部門之間的關係，結合歷史，形成一套國家經濟發展理論。

以下選取其各部分較為核心的觀點加以記述。

國家經濟學與世界主義經濟學。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政治經濟或國家經濟是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的，它所教導的是，某一國家處於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係下，怎樣來維持並改進它的經濟狀況；而世界主義經濟產生時所依據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國家所組成的只是一個社會，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勢之下的」，自由貿易與世界主義經濟學相契合，而考慮到各個國家具體利益的時候，保護政策成為必須。

生產力理論與價值理論。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他批判了古典主義主流經濟學對生產力的輕視乃至忽略，堅信一國的發展程度不取決於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決定於它的生產力發展程度。至於保護關稅，使價值有所犧牲，卻使生產力得到了增長，足以抵償損失且有餘。在批判古典主義對價值的過分關注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又考察歷史，探尋了生產力的源流。

國家商業動作的劃分與國家生產力的聯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肯定了亞當·斯密關於「分工」這一自然法則的論述，商業動作之所以具有生產性，不單單是由於「劃分」，主要還是由於「聯合」，「這種在商業動作上的劃分，要是沒有生產力向著一個共同目的時的聯合，在生產上能發生的推動作用就很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看到了這一法則擴及於整個工農業力量和整個國家經濟，工作的劃分和個人力量方面的協作「促使生產力首先在各個工廠開始增長，然後擴大到整個統一國家」。進而探討了一國社會狀態和工作劃分，一切生產力所依靠的是「彼此處於適當關係中的一切個人的努力」，即生產力的平衡或協調。對於國內與國際分工，則應該格外使國內分工達到完善的境地，格外利用國際分工使自己富裕起來。

私人經濟與國家經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批判了古典主義主流經濟學那種將「國家」、「民族」概念連根拔掉的論調，肯定了國家和國家利益的存在，進而論述了國家干預、出於民族利益考慮的必要性、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問題。人類私人經濟體系在沒有任何政府方面的干預、沒有戰爭、沒有敵對的外國關稅限制下會自然形成，古典主義主流經濟學完全沒有顧及到政治、各個國家特有情況，所顧及的只是全人類的發展。

民族精神與國家經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反對主流學派無邊無際的世界主義、死板的唯物主義、支離破碎的狹隘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認為在個人與整個人類之間還有一個「國家」作為中介者，「個人主要依靠國家並在國家範圍內獲得文化、生產力、安全和繁榮，同樣地，人類的文明只有依靠各個國家的文明和發展才能設想，才有可能」。之後論述了國家產業與生產力的發展，探討了國家經濟的發展，並證明了對外商業政策的必要性。

人民經濟與國家財政經濟，政治經濟與國家經濟。對「人民經濟」和「國家財政經濟」相區分，而「可以享有穩定局面和政治勢力時，人民經濟就等於國家經濟，也就是說兩者這時是同一事物，這兩者就與國家的財政經濟共同構成國家的政治經濟」。

工業與國家的個人、社會及政治生產力。人民精神面貌的差別，「部分是由於各自所特有的社會習慣和教育內容的不同，部分是由於各自的工作和工作要求性質的不同」，把工業工作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能喚起並發展多種多樣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工業對社會的改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看到，「在健全工業下特別會發榮滋長的是自由和文化」，地租得以成為促進精神文化的動力、單純消費的城市才得以轉變為生產城市。而在國家方面，「國家建立了工業以後，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國防事業的物質和精神手段以及國家獨立自主的保證這些方面，都會作等比例的增長」。由此，工業對國家的個人、社會及政治生產力都有著重要作用，值得加以重視。

工業與國家的自然生產力。「人類與人類社會越是向前發展，就越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利用自然力量以達到預定目標，那個力所能及的範圍也就越加擴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以歷史和邏輯分析，批判了主流經濟學對限制政策不加區別的認識，強調了其對農業生產力和工業生產力不同的作用。「工業可以使無數的自然資源和天然力量轉化為生產資本」，國家的自然生產力在工業發展的情況下能夠獲得極大的提升。

工業與國家的工具力（物質資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對國家生產力的來源加以總結，「國家生產力的來源是個人的身心力量，是個人的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和制度，是國家所掌握的自然資源，或者是國家所擁有的作為個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質產品的工具（即農業的、工業的與商業的物質資本）」。由資本的定義與分類引出對主流學派的批判，闡述了工業對國家的工具力提升的重要作用。

工業與農業利益。只有國家對於增長與增長趨勢的持久不變具有保證力量時，繁榮才能成為無間斷的繁榮，真正有益於個人和國家，而這種保證力量又來源於工業。經過考察研究，「農業繁榮的根本原因主要只是由於工業的存在，農業物質資本的增進主要有賴於工業物質資本的增進」，工業與農業利益是相一致的。此外，對地租也從生產力的角度有了新的探究。

工業與商業。工業與農業是國家生產的基本要素，在得到對二者相互關係的清楚認識後，開始了對商業真正職能和地位的理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商業必須按照工業和農業的利益與要求而被調整，而不是相反」，批判了主流觀點，認識到各個商人的利益與整個國家的商業利益兩者相差甚遠，並借用孟德斯鳩的論斷——「假使國家對各個商人的活動加以限制，這是為了商業利益，在自由富強國家，他的業務所受到的限制最嚴，在專制國家他卻最自由放縱」加以說明。商業需要以本國生產為依據，依靠工業發展，才能有可靠的保障和無限的前途，並促進國家的發展。

工業與海運事業、海軍力及殖民地開拓。「工業是大規模國內貿易和國外貿易的基礎，也是大量商運船舶得以存在的條件；工業品與自然產品的相互交換是現在使殖民地地位保持的基本條件」，農業國家缺乏海運事業的基礎，自然也無法使海軍力量得到增長，也缺乏殖民地開拓的手段和保持與利用殖民地的力量。

工業與流通工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討論的是「那些有著自己的商業系統、工農業系統和貨幣、信用系統的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大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切情勢演變的情況，與那些在政治、法律與行政上團結在一起、利害關係完全一致、處於恆久和平下的社會之間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從英美之間的商業情況，得出一系列教訓。各個國家各自的利害關係不同，每一個大國都應該設法保護自己，施行一種商業制度，從而防止發生足以破壞整個國內經濟的那種金融恐慌和物價變動，它要完成這樣的使命，只能使國內工業生產與國內農業生產以及進口和出口能保持適當的平衡。「貴金屬單純的保有是一個問題，貴金屬在國際交換中的支配權力是另一個問題」，在獨立自主的各大國之間，必須保持某種性質的貿易平衡。從流通工具的角度考察，貿易平衡對大國來說極其重要，關係到國內經濟的發展，需要國內工業與農業、進出口保持適當平衡。

工業與事業的穩定及存續原則。國家所有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個原則，也即根本因素在於「為了達到同一個目標，一連幾個世代的力量會適當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地、同樣地參加為達到這個目標所需要的努力」，對國家力量的存續和發展尤為重要。對於工業力量的考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工業的每一部門總是靠了整個工業的確立與存續而誕生的、反過來它又對許多別的部門起了促進與支持作用，使它們欣欣向榮；同樣的道理，一個工業部門的傾覆總是別的許多部門不能繼續存在的先聲，最後就會動搖國家工業力量的主要基礎」。而要發展工業，又不致間斷造成巨大損失，保護政策成為一種考慮，在自由貿易中，要「在自然趨勢下」發展工業不可能得到長期保持。

工業與生產及消費誘因。「在社會中，人是能生產的，這不僅是由於他你能直接生產產品或創造生產力，而且是由於他能創造生產誘因、消費誘因或生產力形成的誘因」，社會大部分的生產力就是因這種誘因而產生的，「工業所生產的，倘不是生產工具，就是滿足生活需要的資料與供作誇耀用的資料」。生活狀況的差別隨著工業的發展而日益顯著，而「每一條法律、每一種公共規章，對生產、消費或生產力，總是起加強或削弱的影響的」。由此，「在保護關稅制度下，企業家和工人於學習新知識、新技術能夠獲得報酬這一點有了保證，對國內與國外資本家如何投資後在確定時期內能享有特別利得這一點指出了一個途徑」。

關稅是建立與保護國內工業的主要手段。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看來，關稅是發展工業的一種手段，並且「只有以促進和保護國內工業力量為目的時，才有理由採取保護措施」。因為各國在工業發展過程中所處地位不同，保護制度也不能從理論上來決定，而是要看「比較落後國家在它對比較先進國家所處關係中的特有情況以及相對情況來決定的」。保護制度的採用應當更注重考察具體情況，把握髮展的階段性特徵。

關稅制度與流行學派。最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對流行學派分別在保護關稅的作用、特殊保護的情況、以關稅互惠為依據的商業條約這三方面，以歷史和邏輯進行了批判和論述。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參考資料：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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