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般不情願當曹家官？鷹視狼顧被曹操猜忌？別鬧，司馬懿才沒這事
《晉書·宣帝紀》記載了司馬懿入仕的經過：
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闢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
根據這一史料的記載，司馬懿本不願意和曹操合作，甚至玩得很大到了在假扮的刺客面前一動不動才躲過了曹操的第一次徵辟，直到最後迫於形勢萬般無奈才被迫出仕，整個過程既表現出司馬懿是漢室的忠臣，又表現出年輕的他機智勇敢，有洞悉真假的才華。
在大肆洗白司馬懿的《軍事聯盟》中，故事竟然被演繹成：剛一出場的司馬懿和他父親司馬防甚至參與了興漢滅曹的政變，於危機四伏中僥倖從曹操的魔爪下逃生。
（曹操當然沒有關押過司馬防，這個我們後面會提到）
（《軍事聯盟》中司馬懿歸來為父作證脫罪）
（《三國機密》中司馬懿和「漢獻帝」一起長大情同手足）
然而對於這個記載的可信性，後世其實早就有質疑。宋代學者葉適就在《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九《晉書一》中指出：
按懿是時齒少名微，豈為異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邃憚至此？且言「不欲屈節曹氏」，尤非其實，史臣及當時佞諛者，意在誇其素美而無辭以述，亦可笑也？」
清代學者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也指出過：
《晉書》先冠以《宣帝》、《景帝》、《文帝》紀，已是紕謬。……蓋晉人多誣，世所共悉……唐修《晉書》，何嫌何疑，乃舍承祚（陳壽）之直筆，而拾王沈之奸唾，滿紙醜言，自成穢史，……
當然，葉適等人認為《晉書》等關於司馬懿和魏晉之際史事多有誇示諱言的地方，主要還是從人情物理來推斷，沒有提供一錘定音的直接證據。
直到仇鹿鳴博士找到了《北堂書鈔》引用的《魏略》佚文，我們才看到另外一個截然相反的說法：
晉宣帝好學，曹洪自以麄疏，欲屈自輔帝，帝恥往訪，乃託病拄杖。洪恨之，以語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應命也。
在這一版本的故事裡，司馬懿之所以拄著拐杖裝病，是因為徵辟他的是曹洪，等到曹操本人徵辟他的時候，他立即投杖而應命，一個待價而沽、熱衷功名利祿的司馬懿躍然紙上，哪裡有一絲一毫的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
（與電視劇中司馬懿對張春華因愛生怕不同，司馬懿的實際態度是「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
我們再來看司馬懿的家族，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在董卓遷都長安的時候官職是治書侍御史，他老老實實地跟隨董卓入長安，董卓對司馬防很是欣賞，將他提拔為洛陽令，到了長安就改任京兆尹——這兩個官職都是首都市長——董卓敗亡之後，董卓部將李傕、郭汜肆虐長安，司馬防還是在朝中任職，和董卓、李傕、郭汜都能合作愉快（至少是虛與委蛇）的人會形成子弟不和曹操合作的家風，並不合邏輯。
司馬防的長子、司馬懿的大哥司馬朗，早在建安初年（很可能就是建安元年即196年）就被曹操徵辟為司空府的屬吏，身為司馬家次子的司馬懿在5年後還惺惺作態，在情理上完全講不過去。
此外，司馬防在擔任尚書右丞的時候曾經推薦曹操擔任洛陽北部尉，在東漢的薦舉制度下，薦舉人和被薦舉人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有著虛擬的類似父子般的感情，曹操對司馬防的態度理所當然是相當尊敬的，基於此，司馬家族與曹操是通家之好，司馬家族本身不存在不肯屈節曹氏的可能性。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
綜上，無論是面對董卓、李傕、郭汜能夠「虎狼叢中也立身」的司馬防，還是一早就到父親曾經舉薦過的曹司空麾下任職的司馬朗，這種順勢而為，在明哲保身的基礎上奮發進取的態度是司馬家族的主基調，
這時編寫晉朝歷史的史官和我們說有他們家有一個忠心漢室，不與曹操合作的二兒子司馬懿，豈不是在開玩笑？！
（司馬防和他父親司馬儁，完成了司馬家族由武入文的屬性轉換）
而此時司馬防和司馬朗都在曹操手上任職，已經押上了重注，河內司馬氏像琅琊諸葛氏那樣在不同集團之間多重下注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
司馬懿如果是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擔任丞相方才出仕，只能說之前曹操方面給予的條件和機會還不夠，或者說薦舉人的力度還不夠（建安十三年時候是荀彧與崔琰聯袂薦舉他），是待價而沽，而不是抗志不屈或者多重下注。
（司馬懿對荀彧的評價是：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關於曹操和司馬懿的關係，史書還有這樣的記載：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狼顧相」在《三國演義》中被進一步渲染為鷹視狼顧）
（《軍師聯盟》中曹操和司馬懿的關係也十分微妙）
這一說法也是在構建曹氏和司馬氏從一開始就存在嫌隙，並且長期對立的歷史敘事——上述司馬懿出仕曹氏政權本身出於被逼無奈，和曹操對他也常懷猜忌之心相輔相成，努力塑造著一個孟子所謂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的模式，為後來司馬懿之後種種的不忠行為開脫。
然而，即使唐代修撰《晉書》的史官大量照錄晉朝史臣為司馬懿開脫的說法，但是在這個敘事的前後，還是有大量對司馬懿不利的文本內容：
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雲。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用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跡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變，是司馬氏掌握曹魏政權的起點，就是引文提到的「誅曹爽之際」）
（太傅司馬懿乘大將軍曹爽奉魏帝曹芳謁陵之際突然發動政變，控制了中樞政權）
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睹。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劇照）
司馬懿父子處心積慮、步步為營的「自作家門」，使得河內司馬氏從一個源自「諸生之家」（晉武帝司馬炎語）的地方性士族變成門第高貴的兩晉皇族，某種意義也算如願以償，但那些個讓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自己子孫都聽得羞慚萬分的創業故事，將所有的粉飾吹噓都戳得千瘡百孔。
然而，如果說司馬懿一開始就和曹氏離心離德，出仕任官就是為了當隱忍待機的寄生獸，那肯定與歷史的真相併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