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揚中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日子裡
我們是學大寨的青年突擊隊
回·想 文革小提琴齊奏作品
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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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順帆（小編的父親）
謹以此文獻給曾在「揚中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工作過的領導和同志們！
1974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號召全國各縣用三、五年時間建成大寨縣。揚中也制定了具體計劃，並譜寫成歌曲：「十萬畝地格成方，水系配套樹成行。農林牧副齊興旺，糧食畝產達雙綱。」為了決戰三年，把揚中建設成為大寨縣，縣委決定，向各公社、大隊派駐「農業學大寨工作隊。」
工作隊由部委辦局的大批領導、幹部、工作人員和各公社、大隊的二、三百名青年組成。工作隊設隊部，建臨時黨委，與公社黨委相應，組成人員主要是領導幹部。鄰近的三四個大隊劃為一個片區，設支部，書記一般由某個組的組長兼任，不配片區的專職人員。派駐各大隊的工作組建黨小組，與大隊支部相應，組長由機關單位的領導、工作人員擔任，組員則是由農村青年組成。工作隊進駐哪個公社，由哪個公社抽調部分社管幹部混合編組。同時工作隊建有團支部、團小組。
三張老照片
抽調的農村青年都需要經過縣醫院的體檢。我挺擔心自己過不了這一關。約兩個月前，民辦教師選用體檢時，從鎮江某醫院下來到我縣醫院工作的一位姓謝的心臟病專家，在用聽診器聽了我的心臟後，寫下「該同志患先天性心臟病「的診斷書。所幸這次體檢，未查出任何問題，我順利過關。
我們這些沒有經濟收入的農村青年，由縣裡發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工資。其中十五元作伙食費，十五元交給大隊，記同等勞動力的工分。
當年黃樹賢同志有沒有參加工作隊，我不記得了。他大姨子殷蓮珍是工作隊隊員，我認識她。孫紀英可能參加工作的。在那個期間，縣委領導有陶金髮、蔡立中等。
那個時期的我
1975年春節剛過，全體工作隊隊員在縣大會堂集中培訓、分組，接著各大隊支書、主任接走相應的工作組。我們自帶被子、洗漱用具、糧食；隊部為每個組配備了煤爐、鍋碗、煤球；大隊根據實際情況騰出幾間房子，買了竹床供我們居住。
每個大隊進駐時間為一年。我被分到三茅公社新聯大隊，支書叫陸朝萬。我們組的組長叫孫芳清，他是公安局的一名股長。副組長是公社運輸站的一名站長。隊員有商業局一位姓高的會計，三茅傢具廠的一位姓左的會計，豐裕公社一位姓馬的青年，新壩公社新揚大隊的一位叫吳春華的知青，還有一位是三茅公社另外一個大隊的青年。另外有兩位女青年，一位是新壩的，一位是永勝的。
在三茅新聯大隊時的合影
工作組每天輪流安排一個人在家燒飯、搞衛生，其餘的全部下到生產隊。那時我們都年輕，什麼也不懂，大家都叫我小高。至於怎樣建成大寨縣，不但我們這些小年輕模糊不清，估計當時的組長、隊長可能也搞不明白。我們除了參加生產隊的開會學習，基本上就是和社員一起參加生產勞動。
在那一年裡，我記得我們抓過賭；我記得夏天下大雨，發大水，道路全被淹沒，白茫茫的一片。我們用木船划到生產隊去；我記得我們吃過平均每人只花八分錢的餛飩，是自己用腌制的青菜包的，沒有肉；我記得吳春華很愛乾淨，他把被子疊成了一朵花，真漂亮。我曾經向他請教過，不過現在已經忘了怎麼疊。他後來頂替父親的工作，去徐州上班了。
年底工作隊春節放假。三躍公社團委通知我參加團縣委在油坊公社召開的各公社團委書記會議。半年前，公社團委范書記曾告訴我，公社黨委考慮調我回公社擔任團委書記。
那個時期的我
春節過後，明天工作隊就要集中報到培訓，重新分組。這天上午十時，剛調到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的方書記來到大隊對我說：「小高，你明天還是去工作吧。」我雖有詫異，但還是答道：「好。」組織決定有變化這是正常的事情，但這次變化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不適合這個工作，也不是新的人選比我強，也不是因為其中有請客送禮、任人唯親等不正之風。
沒幾天，公社工作隊女隊員李某某上任了。那時知情人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只不過不願意說出來。公社黨委委員、革委會副主任邢長海還對我說：「小高，十年後我再告訴你原委吧。」其實不用他說，我也有所耳聞，只是裝作若無其事罷了。
1976年，我被分到豐裕公社供銷社組。組長是法院的一名同志，另一名組員是永勝公社的，瘦高個。豐裕供銷社那會是揚中供銷系統的先進單位，在鎮江地區都有名氣。那一年，他們要爭創省供銷系統的先進單位，制定了一個目標計劃。在一次小型會議上，供銷社郭主任宣讀了這個計劃，並謙虛地叫其他人提提意見。大家都說：「好。」我也被這個目標激勵鼓舞，真想能夠早日創下省級先進單位，不由自主地冒了一句：「為了達到這些目標，能不能增加一些具體措施？」此言一出，室內一片寂靜。我大氣也不敢出，臉一陣通紅，真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那個時期的我
不久，我又被調到水利站工作組。組長是郵電局的一名股長。我一個人住在用電所的一間房子里。這間房子一隔三，一個辦公室，一個倉庫，一個卧室，卧室內有兩張床。用電所共有三名同志，支書姓張，還有一名會計和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室內雖然有兩張床，但他們三人下班後全都回家，從沒有哪個在所里過夜。
一天晚上，我剛躺下，張支書突然推開門走進來，拉亮了燈，帶著搜查的意味看了看三間屋子。我說：「張支書，你睡在這裡啊？」他嘟嚕了一句：「不。」就走出門外，和一個人說些什麼。聽聲音，我曉得那個人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一位50歲左右的供銷社員工。張支書又來到倉庫，翻找了一會才拉滅燈，關上門走了。多少年之後我才弄明白，原來這天晚上，他們是來捉我奸的。
那天夜裡豐裕公社大會堂有文藝演出，我也有去看。坐在我左邊的是一位公社宣傳隊的女隊員。她在公社五金廠上班，都在集鎮上，平時我倆常見面，彼此都面熟，只是叫不出名字。那時候我未娶，她也未嫁，我倆坐在一起邊看節目邊說說話。她突然說：「不想看了，想回去。」我正覺得節目不好看沒意思，就說：「好吧，我也不看了，回去吧。」我倆一同走出會堂，她向南我向北，各自散去。張支書和那個供銷社員就坐在我們的後排看演出，大概發現我倆沒有看結束就中途退場，便起了疑心。就這樣，才有了我上面的這段回憶。
那個時期的我
1976年，註定是大悲大喜的一年。這一年我們送走了周總理、朱總司令和毛主席；這一年我們經歷了唐山大地震；這一年我們經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一年我們成功粉碎了「四人幫」。
1977年，我被分到新壩公社新聯大隊。組長姓陸，是民政局的一位副局長；副組長是三躍人，說話慢條斯理；隊員一位是八橋的，一位是永勝的矮個子，說話稍有點大舌頭，當過兵。我被指定為片區團支部書記。
在這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我們那個時候常說的「針線包」；第一次聽到了「小秋收」這個名詞；第一次在一個社員家裡看到紅木的老式傢具；第一次自己親手包水餃；第一次買了一條鰣魚；第一次玩了石鎖；第一次看到了實彈打靶；第一次我們在查生產隊會計賬目時，居然查出了一百多元的問題。
記得那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已經睡下。突然一個生產隊的隊長推門進來，告訴我們隊里晚上開會，為了點事吵了起來，讓工作組給評評理。我真心希望組長和副組長哪怕不起來，就在床上與人家搭幾句話也行啊。結果隊長說完了，呆在那半天，沒有人理他，場面很尷尬。我實在覺得過意不去，說道：「隊長，晚上你們還開會學習，這是好事……」話音未落，永勝的矮個子隊員突然大吼一聲：「高順帆，你跟他說什麼！」我一愣，隊長也隨即起身離去。之後屋內一片死寂，大家誰也沒有再出聲。
一天，我剛回到組裡，組長說他們今天看了一下我記得伙食賬目，進行了盤點。大概組長認為這樣不讓我知道就背地裡查賬不太妥，才主動事後與我提起。我忙問：「有問題嗎？」他說：「沒有，還有結餘。」他們哪裡知道，平時碰到伙食無法分攤尾數時，我乾脆就分攤每人一兩分或幾厘。時間一長，我賬上的支出多了，可管錢的人那裡錢就會多出一些。我也不解釋，這錢其實也都是大家的，在那時候，能有錢多出來總是好事。
這一年也有失落和委屈。我的入黨申請書支部通過了，可不知怎的，組織上到我父親工作單位調查時卻出了狀況。我父親是一名黨員，還在上海的大工廠做過小頭目。十年動亂中他受到衝擊，被撤銷了黨籍（後來又恢復了）。就這樣我的政審不合格，未能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一年也有幸福和快樂。經同學介紹，我認識了現在的愛人，我倆戀愛了。
我愛人年輕的時候（左側）
1978年我分到油坊公社西側的一個大隊。組長是一位老同志，副組長叫冷祥和，三躍公社長春大隊人。大隊支書姓魏，人們叫他魏支書（未知數），我背後戲稱他為「X」。
在這裡我呆得時間不長。四月底，在公社隊部的同學趙興根讓我去一趟。他告訴我，隊部決定安排一批人到縣水泥廠工作，大概每個公社一個名額，我明天就可以去報到。聽到這話，我高興極了。要知道，那時候能當一名縣辦大集體工廠的工人，是多麼光榮的事情啊！
在油坊時的合影
同時被安排到水泥廠的十多名隊員中，我還記得名字的有朱金保、於德林、張春華、馮聖華、李國華。後來聽說年底工作隊又安排了一批，依然是一個公社一名，這次是安排到銀行工作的，其中一名是我們三躍公社的，我的高中同學朱秀鳳。
說到朱金保，我想多說幾句。他是一名退伍軍人，此人能說會道，個子不高水平高，很有文筆功底。他能力強，有魄力，工作認真負責，積極肯干，大公無私。在抽調的青年中擔任工作組組長長的他是第一人。他所帶領的工作組常有成績傳開來。我和他雖不在一個組，但那會他就是我的偶像，用現在的話說，我是他的粉絲。這次他被安排到水泥廠擔任政保科科長。
在水泥廠時的合影
1975年至2018年，如今「揚中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已過去43年了。這43年以來，我每每想起，心裡就激動不已。雖然這個過程只有短短四年時間，但它伴我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我懷念那些日子，懷念那些認識和不認識的領導、同志們；懷念那些叫得出名字、叫不出名字的領導和同志們。如今大家都已經老去，最年輕的也過了花甲之年，當年的「小高」如今也成了「老高」嘍。
親愛的領導、同志們，我想對你們說：「小高想你們，你們都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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