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上海淪陷後，租界里依然燈紅酒綠，有一種產業出奇繁榮
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翌年「一二八」事變，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之下，張善琨和新華影業公司很難再置身於政治之外。
另一個角度看來，蓬勃發展的抗日救亡運動給新華公司也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從1936年《長恨歌》的拍攝開始，電影界的進步的中堅力量的加入使新華公司迅速步入成長期，國防電影運動中的重要作品《長恨歌))、《狂歡之夜》、《壯志凌雲》、《夜半歌聲》和《青年進行曲》等均誕生在這一時期。
張善琨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新華影業公司還接受了左翼作家阿英的建議，派出了一支攝影隊前往綏遠百靈廟，拍攝了傅作義部收復百靈廟大捷的新聞片《綏遠前線新聞》。百靈廟大捷是傅作義將軍指揮的一場漂亮戰役，晉綏軍騎兵部隊發動突然襲擊，殲滅百靈廟三千餘日軍及偽蒙軍，是長城抗戰中的重要勝利，震驚中外，「史跡昭垂，萬世不磨」。新華影業拍攝此役新聞紀錄片，對鼓舞全國抗戰士氣有很重要的意義。
除了拍攝國防電影、抗戰電影之外，新華影業也沒有放棄商業娛樂片的拍攝，也誕生了《小孤女》和《桃源春夢》這樣的商業娛樂片，其中《桃源春夢》「賣座非常出色」，」甚至「突破了新華公司之前所有影片的上座記錄」』。看來即便是國難之時，大眾也是不乏娛樂精神的。
夜半歌聲
從1937年11月12日淞滬抗戰結束，中國軍隊撤出上海開始，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軍佔領租界，共計4年另27天的這段日子，被稱為上海租界的「孤島」時期。「孤島」時期的上海呈現出一番奇怪的景象，陶菊隱先生曾說：「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這一狀況維持了四年之久。」
租界中的紅男綠女並非不知亡國之痛，只是暫時的娛樂可以麻醉他們，可以撫慰他們。有了這種需要，包括電影產業在內的娛樂業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時代，新華影業是其中翹楚。
孤島畸形繁榮
據美國史家魏斐德的描述，「上海出現了奇特的繁榮，人們幾乎無法預訂到一個房間，以致若要看一場周末電影也得預先訂票，夜總會則鱗次櫛比。」還有人回憶，「當時影院的生意真是旺盛，沒有新片映舊片，觀眾一樣上門。片商和海外發行商都迫切需要新片。」
電影院上座率很高，但是又缺乏新片，這就催生了電影業的發展。由於戰爭的原因，原先很多電影公司都離開了上海，但是新華沒有走。張善琨是個很有商業野心的人，他的心理是「大家都不做，我一個人不更賺錢。這一段時間，新華拍了《乞丐千金》、《飛來福》這些比較叫座的純粹商業片。
乞丐千金劇照
1939年，新華影業拍攝了鼓舞民族精神，激發抗日鬥志的電影《木蘭從軍》。這部電影不僅贏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而且為公司打造了很好的社會形象，當然也捧紅了明星陳雲裳。由於張善琨的運作和一些其他原因（朱言會另文寫張善琨與日本人的關係），《木蘭從軍》後來居然通過了汪偽政權的電影審查，得以在淪陷區上映，引起了強烈反響。
抗戰時期國土淪喪，身在國統區重慶那邊的很多人會認為一切與日偽有關的東西都是漢奸國賊。1940年，《木蘭從軍》在重慶上映，卻發生了一次觀眾焚燒電影拷貝的群體事件。
陳雲裳
據當時人回憶：
一月廿七日，重慶兩家首輪影院—唯一與國泰，同時放映『木蘭從軍』。這天的下午二時許，唯一正映著出征軍人家屬歡送出征軍人那一個場面時，突然有人跳上了舞台，對觀眾演說。當時，曾經過一陣的騷動，影片停映，電燈復亮，他指出這一部片的導演，態度不正。戰時首都而容許這一部影片放映，這正是大家的恥辱！這個人用盡煽動的詞句，來鼓起觀眾們的義憤。他再指出這部片是分裂漢蒙民族感情，和強調描寫出征軍人的悲傷和怯懦的醜態，實在是侮辱民族戰士。這是一部盜用愛國名義去替對方宣傳的影片。接著，有人高呼『燒掉它，燒掉它』，從機房裡把「木蘭從軍」的影片拖出來，拋在街心，千萬雙眼睛瞪視著······「木蘭從軍」就這樣收場，霎時間變成一撮灰燼。
陳雲裳
《木蘭從軍》真的是一部漢奸電影嗎？後來，重慶政府的電影檢查機構和文化管理部門對此作出了反應，對《木蘭從軍》進行了定性評價：
該片可激發人民抗戰情緒，意識尚屬正確，······且不違反電檢法，所謂「挑撥民族感情」與「抗敵有害」，概非事實。
木蘭從軍劇照
就這樣，《木蘭從軍》得以在國統區重映。但是，張善琨與淪陷區的電影事業的爭議話題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