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四島主權之爭：和平解決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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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四島無論從經濟利益，還是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來看，都是俄日雙方非爭奪不可的戰略要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備註：本文是IPP研究助理曾輝獨家文章《解決俄日北方四島主權之爭新思路》的下半部分。

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以來，俄日就北方四島主權歸屬問題展開了30多次會談。鑒於雙方互不讓步，俄日兩國至今都未能簽署作為兩國關係基礎的和平條約。

2018年2月8日，安倍在第一屆「北方四島全國討要大會」上，正式向俄羅斯發出開戰預警，並宣布將使用武力奪回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無論從經濟利益，還是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來看，都是俄日雙方非爭奪不可的戰略要地。

如果從外交層面來看，俄羅斯一貫奉行強硬的外交政策，敢於動用武力維護國家利益。可見俄日雙方爭奪北方四島的武裝衝突難於避免。

隨著敘利亞俄美戰事越演越烈，日本極有可能追隨歐美加緊制裁俄羅斯之時，趁俄羅斯疲於應對敘利亞戰事之際，使用武力改變北方四島主權爭端的現狀，致使俄日武裝衝突初露端倪。

和平解決爭端四大障礙

對於和平解決俄日北方四島主權爭端問題，筆者認為有四大障礙：

1.主權糾紛

俄羅斯認為北方四島可以分割為兩部分，並曾意圖把齒舞、色丹二島歸還日本，但是日本卻拒絕了，堅持俄羅斯必須一次性歸還全部島嶼。與此同時，日本主張在北方四島問題解決前，可以共享主權、共同開發；但是俄羅斯卻堅持對該地區獨立行使主權，禁止日本介入。

2. 民族心理

俄日兩國在近代歷史上交鋒不斷，如日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雙方國內都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兩國領導人在領土爭端問題上只要稍微處理不當就會背上「出賣國家利益」的罵名。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原本希望歸還北方四島換取日本的經濟援助。然而，迫於俄羅斯政府內部強大的阻力和國內輿論的指責，他的計劃落空了。

3. 國際環境

一方面，美國將解決俄日兩國爭端視為日本「親俄遠美」的舉措。北方四島主權爭端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操控俄日關係的重要工具，而日本也不想以此破壞美日同盟關係。另一方面，日本非常清楚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還不足以與俄羅斯抗衡。但是美國一旦介入，戰後格局將面臨重構，其後果具有多重不確定性。目前日本正處於十字路口。

4. 政治經營道具

俄日雙方政府都想利用北方四島主權爭端問題作為政治經營的道具。2015年8月22日，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視察北方四島引發日方強烈不滿，使日本政府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作出的種種努力大打折扣。北方四島也是日本政客們拉選票時必打的一張王牌。此種做法除了政治「作秀」外，對於該問題的解決，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和平解決爭端新思路

處理衝突的方式主要有競爭方式、問題解決方式、迴避方式三種。其中，只有問題解決方式最接近於衝突化解。問題解決方式可以使雙方獲得滿意的結果，避免未來的衝突，維護雙方的關係。而競爭方式則是通過武力或權力優勢壓倒對方，使衝突結果有利於己方。迴避方式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防止暴力和衝突的升級，但卻不能找到滿足利益或需求的解決方案。筆者認為，北方四島爭端有以下三種解決思路：

1. 整合性交易 (Integrative Bargaining)

從國家發展角度看，俄日雙方已經意識到俄日展開全面互信的經濟合作蘊藏的巨大潛力。俄日兩國的經濟具有極大互補性。日本具有巨大資金和技術，而俄羅斯在自然資源儲量上佔有巨大的優勢。俄日雙方應該著眼於擴大各領域的合作，尋求漸進、迂迴的方法來解決爭議，例如採取以能源經濟合作增進俄日雙方的政治互信，並充分利用「補償性原則」，借鑒世界上一些以軟實力戰略解決領土爭端成功的案例。

2. 權力型方式 (Power-based Approach)

根據目前俄日雙方實力對比和國際環境來看，日本明顯佔有巨大的優勢。但是俄羅斯掌握「北方領土」問題的主動權，通過武力解決主權歸屬問題對於日本來說是極其不利的。日本雖說是經濟上的巨人，但是在政治上卻是矮子；而在另一方面，俄羅斯雖是經濟上的侏儒，但卻仍然是一個核超級大國。雙方都有自己致命的軟肋，一旦開戰，極有可能兩敗俱傷，因此促使雙方考慮維持現狀才是上策。

3. 權利型方式 (Rights-based Approach)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成立解決北方四島主權爭端問題的國際司法機構。俄日雙方可以通過擁有解決領土爭議職能的國際司法機構監督進行談判，或者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 (CLCS) 提交解決方案。還有一點必須闡明，任何國家對於領土主權爭議問題的解決，都會切實落到當事國的身上，只有雙方在一定程度政治互信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有效的對話，才能制定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鑒於衝突是當今世界廣泛存在的現象，簡單的「外科手術」式的方案當然不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

約翰·加爾通 (John Galtung) 教授指出,和平是所有形式暴力的缺失或減少。事實上，「衝突」解決所強調的穩定和秩序往往是建立在強權控制基礎上的。它更關注的是直接暴力的不在場，所以可以容忍結構性暴力。「消極」和平一般只能解決現在的和短期內的安全問題。而衝突「轉化」是強調用非強權方式促進衝突雙方從破壞性關係向合作性關係轉變。它會極力避免衝突談判中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勢或壓迫，儘力滿足對方的需要。

和平學範疇內的「和平」不僅代表「衝突」的不在場，也代表著一個良好社會結構和環境的建立，從而超越「衝突與和平的共存」的傳統概念範疇。

南京大學歷史系劉成博士說：「和解是為了促使衝突各方關注雙方的關係、分享感知和經驗，創建新感知和分享新經驗，最終實現衝突的轉化目的。」美國著名和平學理論家和實踐者約翰·保羅·萊德里奇 (John Paul Lederach) 指出，衝突「轉化」不僅是直接暴力的消失，而且意味著深層結構暴力的治理與社會和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衝突「轉化」比衝突「解決」更可取。只有通過俄日內外對立雙方加強政治互信，增進相互理解，推動互利共贏，北方四島主權爭端才能有望真正予以解決。

本文作者：曾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助理。

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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