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公辦學校和國際學校做班長

最新 05-02

2018年2月，三明治和故事星球組織了第一屆「少年破繭」寫作計劃。

在許佳、錢佳楠、周軼君、李梓新等八位導師的指導下，20多位少年完成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篇長篇非虛構作品。

今天我們發布第一篇，文章來自上海民辦初中國際部的七年級學生梁子惠。

她探討自己在中美之間，公立與私立之間，對「班長」這個角色的觀察和親身體會。

班長是什麼？

在美國的學校字典里找不到對應一詞。

從美國回國內公辦學校上學的第三天，我向媽媽宣布：我想當班長。

一年後，我當上了班長。

再一年後，我辭掉了班長。

初中升入國際學校，

第二學期我主動競選班長。

兩屆連任後，我在選舉中落選。

同學們說：你很好，但我們想換一個。

——梁子惠（七年級學生，上海）

美國北卡州，一個四季分明，生活怡然的地方，很多美國老人退休後去不起昂貴的佛羅里達邁阿密，就會選擇來到這裡。

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移民也會選擇這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教育。有著杜克，教堂山幾所大學撐門面，公辦基礎教育再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2010年秋的一天，我就這樣稀里糊塗隨著爸爸工作調動進入到北卡最主流中產階級社區的公辦學校。三年的美國小學生活，所經歷的老師如出一轍的nice：她們放學後主動免費幫我補phonics；她們為了我去看中國華人的新春晚會；她們從不吝嗇為我每一丁點的進步驕傲鼓掌。

幾年下來，我門門功課都是A，也和美國孩子一樣冬天玩花滑，夏天去徒步，周末為教堂慈善做5公里長跑，每年都參加鎮上的籃球聯賽，賽完了大家就一起AA聚餐。同學們也常常邀我去sleepover，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應該和她們沒什麼分別。

但是有一點，我始終不明白，無論我怎麼努力，當老師需要helper，尤其是那種有榮譽成分的helper時，老師怎麼都不選我。選來選去永遠都是Annie, Emily, Mathew那幾個人。

Annie的媽媽知性優雅，又帶點希拉里范兒，每次到學校來都西裝革履高跟鞋，眉飛色舞，帶著亮亮的耳環，她一來就會成為學校的焦點，所有的老師都和她非常熱烈地交談。Annie 的奶奶更加給力，非常慈祥的銀幕形象，每天中午會來學校陪伴孩子們共進午餐。媽媽評價說這一家就是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樣板。

Emily家和Annie家住在同一個小區，發小，我好幾次在餐館碰到她們兩家聚餐，Emily成績也很優秀，她媽媽沒有Annie媽媽那麼出風頭，但似乎她永遠是和Annie媽媽站在一起。

這些媽媽們都屬於PTA，一種家委會自治機構。中國媽媽們在裡面的很少。

也罷，不選就不選吧，當不成Helper,我還是可以拿學科上的A honor，一樣可以從校長手裡接過我的榮譽證書，一樣獲得台底下家長們投過來的艷羨目光。

那是2012年的秋天，美國各大電視台正在輪番轟炸奧巴馬和羅姆尼的競選辯論，我沒有投票權。但我和全班一起進行了一次模擬，同學們大都選擇了羅姆尼，Mathew說：「因為他減稅，我們就有更多錢去滑雪了」。

我看了看電腦上的介紹，羅姆尼太太是他中學時代的女友，他追了她四年，哇，這個很浪漫，於是我滑鼠點擊了羅姆尼。

在美國小學的生活里，雖然有誰更popular（受歡迎）這樣的微妙話題，但是我們身邊體會不到什麼是權威，什麼是權力。有一次做題，學了總統山，最後一題是：「你想當美國總統嗎？」我斬釘截鐵回答到：「不想，我可不要擔那麼多責任」，媽媽心有不甘，引導我：「你不覺得做一個最富有國家的老大很有權力嗎？」我的回答讓媽媽哭笑不得：「總統沒有權力，權力屬於人民。」

權力，這一詞的滋味，我是回到中國公辦學校上學的第三天，才突然品嘗到。

這是一所位於上海浦東中等偏上的公辦小學，上學第三天，班長生病請假，老師隨手點了第一排的我帶大家下樓吃飯。平日我們班整隊最慢，總有人講話，也就總挨批。教室門口整隊時，我靈機一動：「某某，你和你前面的換個位置。某某，你換到第一排來，某某，你到某某旁邊去。」

這些話如果放到美國我可不敢說，一定會有很多人challenge為什麼，我記得在美國小學一年級聖誕合唱，老師安排我給指揮獻花，還特意補了句：「因為Alice（我）離得比較近。」結果和我站對稱位置的Sam當即就說：「我離指揮也很近！」結果就是老師不得不買兩束鮮花安排兩個孩子去獻。

可是中國的孩子們好像習慣了服從權力，既然是老師指定我的，就沒有人挑戰我問為什麼。結果因為我把調皮的男生隔離開來，那天居然隊伍紀律特別好，破天荒得到了教導主任的表揚，作為獎勵，我們也第一個吃上了中飯。

我久久回味著帶領大家獲得成功的喜悅，靠著自己一點小小的聰明才智，就能提攜一幫人，我還想要更多這樣的機會，前提是我必須當班長。

接下來，我仔細研究了什麼樣的人可以當班長。

公辦學校的價值觀以成績為唯一標準，同學們只會認可那些比她們自己成績好的當幹部，於是我努力成為學霸。

公辦學校老師喜歡找那種聽話的，能把事情轉述清楚，能準確找到老師落在辦公室的東西的人做助手，於是我很快成為老師眼中的乖巧懂事，辦事靠譜。

結果，我如願以償。在中國當班長其實很簡單，因為你相當於老師不在時的影子（monitor一詞很有道理），代為管理班級，手上自然也就有一些小權力。比如安排值日，比如記他名字讓他得不到小紅旗，比如文藝活動的演出名單，這些東西都可以由你一手決定，只要老師那裡能通過，學生再有想法有意見也沒用。同學和班長的親疏遠近自然會有影響。在美國的時候，bossy的人最沒人緣，但是在這裡，大部分班長都是那種面對老師畢恭畢敬，很遠就打招呼，在同學面前卻很強勢，非常有威風的那種孩子，「老師面前懂事」、「學生面前強勢」幾乎成了班長標籤。

這樣的做法似乎也沒什麼壞處，至少推進事情特別快，不用廣泛徵求群眾意見，沒有人挑戰你的決策，老師說怎麼干就怎麼干，用我爸的話說，就是執行力強。我設想過，如果在美國學校里去做這些事情，光是和同學們解釋你為什麼這麼做，都要累個半死，更別提一定會有人反對了。

升入五年級，學校說要抓畢業升學質量，換來了一位主流骨幹教師，新老師一來先把我們班描述了一通如何之差，差到不可救藥。然後告訴我們唯一生路是按她的規矩來。

「在我的班上，每周兩兩PK，誰贏誰當班長。」我最好的閨蜜和我分到了同一組。

媽媽覺得不妥，去找了老師商量，看在兩人是好朋友的份上能否換個人？畢竟是孩子，還是需要呵護。老師油鹽不進，回了句：「這是她們人生必經的一課。」

老師的策略果然奏效，幾次PK後，班上的氛圍開始變得奇怪，大家素日里的打打鬧鬧沒有了，安靜的教室里瀰漫著猜疑嫉妒的氣息，閨蜜開始四處說我是外國人，網購大批韓國文具送同學，一邊搶走我的事情做，一邊又在老師那邊暗示我不願意為班級做事。

而我越來越不能滿足老師的胃口，每天我必須記下五個人的名字，抓他們違反紀律的現行，不完成便是我不負責。我似乎更有權力了，同學們看到我畢恭畢敬，但是我已經越來越害怕每天去上學，各種花式請假。終於有一天，老師在六一活動策划上提出又要舉辦美食街活動，這個活動去年聖誕節已經做過，於是我去找老師。

「蔡老師，能不能我和班委商量再報一個活動策劃案上來？大家多一個選擇？」我偷偷瞄了一眼老師陰陰的臉色，慌不擇言又加了句：「我們可以投票決定用哪個方案。」

老師沒有抬眼：「嗯，這周你語文考得不太好，回家不要老看英語，多花點心思在語文上。」

我訕訕退出。六一活動被交給了我閨蜜。我被打入冷宮。

新一屆班長改選開始了，流程是這樣的：先由各班推出兩位候選人，這個候選人產生的方式由各班自己決定，我們班則是由老師指定了我和我曾經的閨蜜。然後再由各班派出四名學生代表到大禮堂，聽取各位班長候選人的介紹後進行投票。

大禮堂投票那天，我毫無爭議地落選。

原因很簡單，老師私下裡，看似漫不經心地，讓我閨蜜直接找四個同學去大禮堂，閨蜜當然心領神會地選擇了她素日施恩頗多，關係較好的四名同學，我就這樣莫名敗下陣來。當然這些事情，我是事後才知道的。

媽媽後來告訴我說如果想升浦外這樣的學校，班長或者優秀幹部是申請的必備硬體，為了這個，很多家庭都會使出渾身解數。

辭掉班長對我而言，此時已經是一種解脫。但我突然理解了，在中國，權力就象樂高積木的扣件，大家特別習慣於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如果我想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就得讓自己去擁有更多的權力，讓這群人在一個有智慧的人的領導下過得更好。但是，我到底是不是那個有智慧的人呢？我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或者會永遠是呢？而且權力之上更有權力，我只能祈求我的上級是個積聚人間一切美德的人，這事情似乎也不大靠譜。

這個疑問伴隨著我升入了初中，這是一所體制外國際初中，新老師暑假來家訪。

這老師娃娃臉，說話輕聲細語，溫柔甚至有點語拙，卻無半句虛言。嗯，這是我的菜，我心裡暗暗評判。

老師再三問道：「你覺得你能為班級做些什麼？」我突然語塞，躲開了老師和媽媽殷殷期盼的目光，沒有表態。

軍訓時，有個男生，口才很好，樂於助人，我想：他是可以做班長的。開學後，果然是他競選班長，我，則競選了文藝委員。

半年後，我以文藝委員身份帶領大家做大咖秀，忙得昏天黑地。當說完最後一聲謝謝，舞台大幕拉起的那一刻，突然覺得非常不舍。那一刻我有了一種使命感，我覺得我愛這個集體，了解他們每一個人，我不放心把這個集體交到別人手裡，我必須要當這個班長，把這個班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第二學期我成功競選班長，很快同學們就不再稱呼我的大名，直接叫我班長或者班長大人。我還專門去請教學生時代一直做領袖的姨夫，他曾經是位育中學的班長和復旦大學學生公司的總經理，他告訴我要帶領大家多拿榮譽多拿獎，鼓舞士氣。接下來的幾次活動，我盡心儘力，帶領大家以絕對優勢勇奪年級第一。我被評為優秀班幹部，毫無疑問地又獲得連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學校中，這些事情都是以絕對民主的方式來投票決定的，完全不受老師的意志左右。所有的活動老師也都是由我們自己想，自己做，她只負責管理進度和偶爾監工。學生和老師的關係像是一根平衡木，班長是中間那個支點，公辦小學裡班長是和老師站一起對付學生的，而在國際學校班長更多代表了學生利益和願望，做學生自己的活動，甚至需要和老師去談判，去要資源。

所以在公辦學校，班長要揣測的是老師的心思，而在國際學校，班長要關注的是同學各自的性格特徵，特長愛好，誰和誰關係好，誰遇到誰就會摩擦起火，怎麼才能把這手資源整合起來，讓他們發揮出長處為班級服務。

那是上海的又一個陰天，連續下了一周的雨，耽誤了好幾堂體育活動課，大家心裡快憋出青苔來，終於老天開眼按了下暫停鍵，可以讓我們室外上體育課撒點野，大家都很興奮。老師擺出了足球，男生們兩眼放光，那是他們的荷爾蒙。照例上課前要整隊，一起跑幾圈熱身，然後就男生女生分開練習講解了。可是這天，大家都有點收不住，隊伍跑得稀稀拉拉，不停有人講話。體育老師素來是個較真執拗的人，不滿，要求再跑一圈，第二次女生隊伍安靜了，男生隊伍還是講話。

「女生可以下來去玩球了，男生繼續。」老師綳著臉。

男生繼續跑，繼續講話。

第三圈，第四圈。老師越來越惱火。

還在講話。

但此時，情緒已點燃。

一個男生在接近老師時大聲說：「叫我們跑啊，我們還可以跑！」

大家哄堂大笑。

老師如何下得來台，於是男生繼續跑。

四十分鐘的體育課這時已經快晃掉半個小時，算算時間這球也踢不成了，男生們開始爆發，就是要講話，就是要跑，你不讓我跑還不行。陸續有男生開始嘔吐。

下課鈴響了，老師也有點傻眼，男生們整整跑了一堂課。

一下課，當即四個男生跑到辦公室，找到他們能找著的最大領導，投訴了該名體育老師體罰學生，當然報的數字稍微誇張了一點。（後經監控錄像核實，跑了11圈，不超過2000米）

班主任風聞此事，把我堵在教室門口了解情況，我如實彙報，我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事情體育老師固然有不對，至少是沒有完成教學任務，方法死板，體罰學生，但是我們學生又何嘗沒有錯呢？沒有紀律的課堂，必然影響效率。老師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後面的體罰也是被激怒狀態下的昏頭行為，以同理心看，這板子也不應該只落老師身上。

班主任當即就告誡我：「這事情你想得沒錯，但是大家現在群情激憤，你勢單力薄，今天已經星期五，就不要再議此事了，讓大家回去冷靜一下，咱們下星期一再議。」我也答應下來。

可是偏偏後面上課的老師有點身兼學校心理諮詢的意思，居然就把這樣一件大家都還在氣頭上的事情拿出來討論，於是一堂課成了批鬥大會，我心想，這件事，不在現場的老師未必清楚，校領導也還在去調監控了解事實的過程中，為什麼要在這裡組織大家討論呢？這個場面發展下去會一邊倒而失控。我實在忍不住了，站了起來：

「我非常同意同學們的觀點，今天體育老師是做得不對，她沒有完成教學任務，沒有控制好進度，也有體罰行為。但是我們IB課程最講究反思文化，我們是不是可以也從體育老師的角度想想這個事..……」

後面的話還沒有出口已被一片辱罵聲淹沒：

「Alice是老師的內奸！」

「Alice 老師肯定給你錢了！」

我沒吭聲，他們窮追猛打，視我為過街之鼠：「 Alice你說啊，你怎麼不說啦，你不是很能說嗎？」

我強撐著：「你們可以有你們的觀點，但是我也同樣可以表達我的想法，你們可以不同意我的話，但是人身攻擊能討論清楚問題嗎？」

「不要讓Alice說話，她和我們不一樣！」那是素日好友的聲音。

「你從沒跑過這麼多，你有什麼資格這麼講？」

老師也站出來幫他們講話：「哎？Alice,你不能這麼說哦，你要理解他們畢竟是跑了這麼多圈之後的感受。」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象在一個漩渦中，一直往下掉，往下掉，動彈不得。

後半節課我一聲不吭。

班上其實還有一些同學也和我一樣想法，但在這種氣氛下，大家都選擇了保持沉默。於是只剩下那些義憤填膺，貌似正義凜然的情緒在空中飄散。我在暑假裡讀了一本科幻，那本書的slogan在我腦中迴響：「面對愚昧，神們自己，也緘口不言。」

群眾到底是什麼？是烏合之眾？還是人多力量大？在這件事情中，我感到一種深深的恐懼，人為什麼到群體中可以智商下降到不能好好討論問題？他們如此急於行動而耽于思考，他們已經連黑白都不願意去辨別，那麼離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又還會有多遠？

幸而同學們還是善良的，放學後，憋了一整天的我，終於忍不住一個人在教室落淚，被男生撞見，就是去告狀的男生之一，他頓時手足無措起來，大概想不到班長也會哭，大概也終於想起來班長也只是個和他們一樣大的文弱女子，他跑去找班主任，同學們又圍過來安慰，幾個始作俑的男生又主動跑到班主任那裡承認錯誤，班主任後來和我轉述他們的話：「我們也沒有想到事情會弄到這麼大，當時我們也只是小惡搞，沒想到後來就鬧出這麼大的情緒來，大到我們都害怕。」

如果我能忍到周一，相信事情會是另一個結果。但是，我有錯嗎？我沒有必要曲意逢迎群眾，但身為班長，是否還是應該照顧到他們的情緒？更藝術地釋放他們這種情緒？

大家很快恢復了正常玩耍，這事情漸漸成為課間的笑談。國際學校的孩子們就是這樣，家裡給的氛圍寬鬆，孩子的成長不受壓抑，善良的本性被呵護得比較好，不懼權威，不懂得看臉色行事，也不會象我小學閨蜜那種的腹黑之術，更不會記仇。

我仍舊盡我所能忙好班上的每一件事情，期末考試前大家複習得昏天黑地，恰逢英語節活動，我和幾個班委為此奮戰到夜晚12點，又拿了全校第一。但是大家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在乎這種集體榮譽。這是國際學校孩子的另一面，勝負心沒那麼重，不受獎懲推動去做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接收了三年的公辦教育並做過班長，所以在我身上留下比他們要多的紀律烙印、服從烙印和雞湯烙印？

所以我對老師體罰這事情的耐受度和他們不一樣？儘管我曾經是公辦學校天天請假，最叛逆的那個，但到了這裡我似乎又戲劇性成為最聽話，最順從，最正能量的那一個。

我上台去做述職報告或競選演講時，下面就有男生一直搖頭嘆氣，說「心靈雞湯，又雞湯了。」為什麼在我看來真實的心靈體驗成了他們眼中的雞湯，我不知道。

在優秀班幹部評選上，有個班委上去說「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選我，你們可不要選我哦~」大家哄堂大笑，起鬨說：「好好好，我們就選你！」

我不怕輸，但我怕以這樣的方式輸，好比你做好了一切準備，卻突然告訴你人家已經擲色子決定了。

媽媽讓我上網看了特朗普的當選過程，也搜索了英國脫歐的過程，我開始思考什麼是「民意」。民意，並不代表一定正確，一定選出了最對的那個人。單個的人到集體中，智商是下降的，情緒會左右決策，而情緒又是如此不靠譜，不排除烏合之眾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不排除民意以兒戲的態度對待手中那一票，就如同我點擊羅姆尼一樣，那我們是不是還是應該堅持以民意為唯一標準？還要不要維護民意的絕對權力？即使民意把我們帶入深淵？

新學期開始，我果然沒有繼續當選，我的競選詞第一句是：「我知道，你們可能已經對我當班長產生深深的審美疲勞，但是，我還是要誠摯地表達我想當班長。」

他們最終選擇了另一位男生，去年他們也曾無情擯棄那個男生，他們輪流上來擁抱我，說：「別難過，你很好，但是，我們想換一個。」

我笑著說：「我不難過，我也覺得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