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會的抗日故事

原標題：幫會的抗日故事

編者按

幫會的口碑一向不好，這可以理解，畢竟乾的事情大多不是什麼正道，但在抗戰這個問題上，多數幫會大佬的表現卻是出人意料，他們的熱情和決心甚至比一般官員都大，當然也有道貌岸然、賣主求榮的傢伙。了解一下幫會在抗戰中扮演什麼角色是很有意思的。

本文摘自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及其學生李國慶所著《民國底色：國民黨與幫會的恩恩怨怨》（山東畫報出版社2016年7月），僅供讀者諸君參閱。

和中國一樣的是，日本步入近代也是從痛苦開始的，只不過日本在苦盡甘來之後，就把曾經的痛苦移植到了中國身上，而且絲毫沒有憐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逐步強盛，獲得了伸手搶食的資格，而近鄰中國的積貧積弱，給了日本一個很好的機會。甲午一戰，日本改變了過去跟在列強屁股後面撿中國便宜的手法，它有了自己更為強烈的利益訴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的矛盾升級到了侵略與反侵略的階段。

日本在三十年代的國策，是把國家未來發展的希望寄托在侵略之上，資源的匱乏、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當時法西斯主義的潮流，都使日本把對外侵略當成了一種生存之道。

日本的侵略對國民黨統治形成很大衝擊，不但削弱了國民黨的統治權威，還實際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步伐，當然，日本的最終目標是把中國變為其殖民地。日本人的到來，並不像他們所宣傳的那樣，是要建設什麼王道樂土，所以反抗侵略是大部分中國人本能的行為。只是，利益和生存卻讓不少人選擇了當亡國奴，或是轉而為日本人賣命。無論是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還是下層民眾集合體的幫會，在面對抗日還是投敵的選項時，都出現了巨大的分化。

幫會的口碑一向不好，這可以理解，畢竟乾的事情大多不是什麼正道，但在抗戰這個問題上，多數幫會大佬的表現卻是出人意料，他們的熱情和決心甚至比一般官員都大，當然也有道貌岸然、賣主求榮的傢伙。了解一下幫會在抗戰中扮演什麼角色是很有意思的。

日本本想在中國重建屬於他們的統治秩序，只是沒想到長驅直入之後卻頗為棘手。日軍對佔領區的控制，明顯趕不上侵略的步伐，出現了不少權力真空地帶。國共兩黨的游擊武裝還特別會鑽空子，專挑日軍薄弱的地方行動，搞得小鬼子焦頭爛額。

幫會作為長期遊離於正統之外、生存於社會各個角落之中的群體，一到混亂時期，其頭目容易召集人馬，控制地方，甚至聚集起一股股武裝力量，繼而被各方政治勢力瞧上眼。抗戰時期，日本人和國共兩黨對於幫會的基本態度都是拉攏利用，共產黨方面則會進一步改造幫會。當然，不聽話的也會施以打擊。換個角度來說，日本的侵略使得幫會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展身手，至於頭目選擇站在哪一邊使勁，只能是人各有志了。

上海淪陷後，黃金榮、張嘯林選擇繼續留在這一是非之地，杜月笙先是去了香港，數年後又輾轉到了重慶。三大亨正好選擇了三條不同的路，杜月笙離開了他的老巢上海，為抗戰效力。張嘯林留下來，沒有禁得住誘惑，被日本人拉下水。黃金榮呢，既捨不得拋棄自己辛苦打下來的家業，又不願為日本人做事。如果離開，意味著將來有可能一無所有，同時他又怕投了日本人，不但會被人看不起，還極為有可能死在軍統的手上，畢竟身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黃金榮只好選擇兩邊都不得罪，老實待在上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管吃喝看戲抽大煙。日本人一有事找他，他就打哈哈，說自己年老體弱，半個身子都已經進了黃土，無能為力。

不過，黃金榮不與日本人合作，暗地裡也在支持軍統在上海的行動，也算是間接站在了國民黨一邊。他之所以能躲得過日本人的糾纏，多半是因為他有徒弟在為日本人做事，說得上話。黃金榮用的還是幫會的老一套手段，刀切豆腐兩面光。

幫會成員能夠參與抗日，是因為有很多因素影響他們。第一條應該是對「忠」「義」觀念的追求。進入民國後，幫會的許多規矩逐漸變形，但幫中的很多傳統觀念卻依然保存下來，並在某些方面繼續發揮作用。第二條可以說和其他老百姓一樣，國破家亡，不反抗更待何時。幫會中的一些大佬能夠抗日，也是個面子問題，怕別人罵他們不仗義，被別人指指點點。當初「反清復明」，洪門講的是忠心義氣，把滿人當作異族看待，非要「驅除韃虜』不可，現在倭寇欺負到家門口，同樣要發揮民族大義，奮不顧身，勇往直前。青幫講究「義氣千秋」，也是這個理。

除了忠義觀念和民族危機的契合之外，幫會抗日，也關係到利益的問題。和普通百姓不同，幫會利益是和國民黨、資產階級糾纏在一起的。1932年十九路軍和日軍打仗的時候，青幫很積極地為國軍搖旗吶喊，其中就不乏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知道，上海一旦落入日軍手裡，國民黨這棵大樹倒下，青幫的好日子也就結束了。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是杜月笙將生意和愛國熱情結合起來的常用方法，不但能夠賺個愛國的名頭，還可趁機多掙點錢。所以，在「一·二八」抗戰時，史量才、王曉籟和杜月笙等一眾人物，發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維持協會參與抗戰。他們的熱情比許多國民黨官員可高多了，不僅大力支援十九路軍，救護傷兵，天天叫著要老蔣振兵增援，而且搞得越來越像市政府一樣，救濟難民，維持治安，保障經濟秩序。稍後，維持協會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因會長史量才被暗殺，杜月笙被選為會長，他對抗日依然不敢馬虎，在日本進逼華北之時，不斷從物質上、精神上支持中國軍隊。1936年11月，傅作義在綏遠和日本人打了起來，地方協會聯合上海其他團體，先是籌措十萬元送到前線，然後又派黃炎培、陸京士等人乘坐張學良的專機，飛到綏遠慰問，鼓勵前方將士為國效力。

在抗日戰爭中，幫會及其武裝作為民間的或半民間的力量不容忽略，投靠日偽的幫會及其武裝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抗日的。後者憑藉以往拼勇鬥狠的技能，參加軍隊，參與暗殺，或是組建自己的武裝。無論是在敵占區，還是大後方，總能看到幫會活躍的抗日身影。幫會的抗日行動，大體分拿槍上前線和支援大後方兩種，出錢出力，形式多樣。

幫會組建聯合社團是他們常用的法子，人多力量大，一發號召，就算募捐也能湊個大數。而且，隨著抗戰進程日漸艱難，國民黨對幫會組團的限制比以往要寬鬆很多，不像剛開始那麼較真。況且日偽方面為了拉攏幫會，金錢、位子什麼都捨得給，明顯比國民黨大方。面對這種情況，國民黨就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措施，積極引導幫會的抗日熱情。

二十年代成立的洪幫五聖山，最初目的是反對北洋軍閥，從「九一八」直至抗戰時期，他們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和日本人較勁。總山主向海潛尤其活躍，東奔西跑，又是聯合籌款，又是拉起隊伍，要不是蔣介石壓著，他會做得更多。

1934年，在上海的幾個五聖山會員，打算籌備一個新的洪幫山堂，主要目的就是反對日本侵略，特別針對東北的偽滿洲國。該山堂的幾個創會人，韋敬周、楊保璜、徐逸民、範文藻，都是社會名流，有頭有臉有地位，韋敬周是財政部上海造幣廠廠長，徐逸民是著名外科專家，範文藻則是建築師。他們將名字定為「五行山」，找來老資格的洪幫前輩汪禹丞做山主，汪禹丞當年曾經跟孫中山一起干過革命。

1935年「五行山」正式成立時，因為是在上海，為了確保安全，徐逸民特地和黃金榮打招呼，要他多加照應。「五行山」用的開山儀式還是洪幫那一套，但從其中內容可以看出，他們是奔著打日本人去的。在「五行山」訂立的十條洪幫紀律中，只有兩條和日本人沒有直接關聯，其餘八條，不是打鬼子、收復滿洲，就是剷除漢奸、反抗侵略。洪幫中的紀律早有成規，不能隨意篡改。現在為了對付日本人，他們與時俱進，做了新的修訂。後來共產黨方面在蘇南茅山一帶利用青幫，大開香堂，也制定了諸多抗日幫規。「五行山」組成之後就開始忙於上海街頭的各類反日活動。像「五行山」這類洪幫山堂還有不少，如「太華山」「天龍山」「長白山」「群賢山」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社團單個來講是聯合性質，一般情況下互相之間並不是統一行動，但遇著重大活動需要相互支援時，也能走到一起。

全面抗戰爆發前，「五行山」的抗日活動主要是進行募捐，這類幫會團體做得最多的，就是募捐錢物，支援正在華北和日軍打仗的國軍，以及受災的百姓。幫會有人脈關係，做這種事情比較方便。

「五行山」的一個首領崔錫麟在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曾經擔任三十二師駐滬辦事處處長，專職工作就是募集錢款，他先在社會中募得大洋，然後託人購買軍需物資，再送到前線。僅一個月，經崔錫麟押送的物資就有二十多卡車。青幫方面的杜月笙也經常干這項工作，那些十分緊俏的藥品、醫療器械，不少都是由他設法籌集送到軍隊手上的。不過，這種籌錢、籌物的活並不好乾，拿籌錢來說，兵荒馬亂，到處都缺錢，普通百姓也想留點錢防身，幫會便藉助自己的社交圈子，軟硬兼施，或可從富商大戶那裡弄來一些，可也不是那麼順利。其次就是買東西，戰爭時期，戰略物資十分緊缺，除了要花高價錢之外，還必須有一條可靠的渠道，有時候為了保證安全，還需要重兵押送。

直接參戰也是幫會為抗日效力的常用手段。幫會成員參軍具備先天優勢，太平天國時期的洪門不必說，清末民初之時，洪幫青幫也都有積極參軍的傳統。不得不說，幫會的武裝力量，雖然沒法和正規軍比，但比普通百姓強多了。

1937年，戴笠請求蔣介石批准組建一支游擊武裝，作為國民黨正規軍的補充，在敵後給日本人製造麻煩，殺漢奸，扒鐵軌，燒倉庫。蔣介石明白戴笠自己想搞一支部隊的小算盤，但迫於形勢的發展，還是答應了他。

當時正值「八一三」淞滬抗戰，中日軍隊在上海鏖戰正酣，蔣介石提了一個條件，要戴笠想辦法在一個月內拉起一支一萬人的武裝，直接參加戰鬥，否則免談。如果不是杜月笙幫忙，戴笠的想法只能化為泡影。杜月笙利用青幫中的關係，又找了他的幾個徒弟幫忙，很快就組建了由工人和幫會成員構成的部隊，連一部分武器都是杜月笙他們湊錢買的。這支部隊，就是後來在抗戰中頗有爭議的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即忠義救國軍的前身。後來很多人知道忠義救國軍，是通過一部叫作《沙家浜》的樣板戲，劇中的兩個主角——當然是反面角色——就是忠義救國軍的軍官。不管《沙家浜》如何描繪，抗戰中，由軍統指揮、幫會為主要成分的忠義救國軍還是出了大力氣的。

幫會的抗戰故事談不上轟轟烈烈，他們多半扮演著從旁協助的角色，但這絲毫不影響幫會的抗戰熱情。海外洪門一向關注國內的政治動態，他們的抗日態度很是鮮明。洪門支援國內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動員海外華僑與洪門兄弟回國參戰；二是發動募捐，捐錢捐物，就像當初支持孫中山搞革命一樣；三是利用洪門關係掩護抗戰人士，特別是致公黨(包括致公堂、安良堂等堂口)的香港總部，簡直成了國民黨的地下交通站。

洪門大佬司徒美堂，一直關心國內政局，對反抗日本侵略更是盡心竭力，為了籌集軍餉，他甚至辭去其他職務，專門負責募捐。經他手中募集的華僑捐款就有五千四百多萬美元，認購的國債更是多達數億，比起辛亥革命那會兒，洪門有過之而無不及。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戰的時候，司徒美堂甚至帶著捐款和物資親自從美國趕來，送到他們手上。司徒美堂從一開始就主張抗戰到底。如果說，國內幫會的抗日行動還可能摻雜其他利益因素，那麼海外洪門的舉動則基本沒有這方面的動機，華僑遠離故土，深知國家對於個人的重要。

不管怎麼說，幫會成員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分子，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時刻，本著民族大義和保家衛國的心態，大多數幫會大佬和會眾，願意響應國家號召，共赴國難，甚至有的時候比國民黨都堅決。

抗戰屬於非常時期，有人願意吃糠咽菜，也有人只想著喝酒吃肉，至於跟誰吃，那就不在考慮範圍了。幫會在抗戰時期的分化，人品是一方面，客觀環境也是影響因素。就算幫會中人不想投敵，日本人也會主動湊到跟前，拿糖果誘惑，拿手槍逼迫。見風使舵，見利忘義，也是他們中一些人的處事原則，待在佔領區的幫會大佬及其徒眾，很多人就經不住軟磨硬泡。

投敵的幫會分幾個層級。有的成員是出於生存的需要，被逼妥協，儘管有日本人撐腰，也沒做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還有人雖然跟著日本人，心裡卻惦記著國民黨，這類雙料人物，不但替日軍做事混飯吃，在國民黨需要的時候，也會把日軍的情報泄露出去，國民黨在佔領區製造麻煩，通常有他們的份。這一類人在日本快不行的時候，尤其眾多。當然，還有一些是鐵杆漢奸。

過去依靠著國民黨要人與租界洋人的庇護，幫會的日子過得還挺滋潤，但無論如何，幫會的寄生性及其底層社會的出身，都不能讓他們真正實現飛上枝頭變鳳凰的夙願。他們普遍有著上等的人脈和金錢，卻過著邊緣化的生活，自然心裡覺得憋屈。除了像黃金榮、杜月笙之類混出頭的老大以外，他們就是想組建個幫會社團，國民黨都要推三阻四。現在要命的是，日本人來了，國民黨撤了，要麼留下來跟著日本人，要麼跟著跑到大後方，繼續受國民黨的氣。如果選擇離開，就要拋棄他們曾經的買賣和生活，多年的經營都將付諸東流。所以很多懷抱忠義之心的幫會中人，選擇了後撤，也有一些見利忘義之徒選擇了投敵，當然，還有不少留下來的人也許是無可奈何。投敵的幫會大佬，也想著借日本侵入的機會，趁機擴展勢力，打出另外一片天地。只不過，他們得到的東西，不僅不幹凈，而且極其短暫，日本人敗走，他們的漢奸罪名也印在了身上。

隨著日本侵華範圍的擴大，上賊船的幫會大佬越來越多，獻媚的手段也是層出不窮，但萬變不離其宗，基本都是以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名義，成立一些新的幫會聯合組織，幫助日本人進行奴化教育，維持統治秩序，搶奪戰略資源，其中尤以天津、山東、江蘇和上海的幫會最為活躍。日本搞「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時候，就動用了一些幫會組織為他們搖旗吶喊，甚至拉起一些有幫會成員參加的漢奸武裝，本著先佔先得的原則，造成既成事實。

「中國內河航運公會」就是日本和幫會合作的一項「傑作」，其總部設在北平，最早成立的是「天津內河航運公會」，以後日軍打到哪裡，航運公會的旗子就扛到哪裡，山西、山東、河北等地都有類似的分會。青幫原本就與水運有著緊密聯繫，日本人就利用他們為軍事和民用運輸保駕護航。青幫對這方面的業務十分熟悉，哪裡會遇到麻煩，什麼人該怎麼對付，路數一清二楚，換做其他人還真不一定能幹好。日本佔領天津，剛開始組織水運時，雖然有水警護衛，但時不時就會有劫道的出現，自從青幫參與其中，情況明顯好轉，這也是日本人在各地成立航運公會的初衷。後來，日軍不僅在水路運輸方面有相關的護衛組織，甚至鐵路沿線的治安也讓幫會幫忙協助。這類保護運輸的活，幫會比較樂於為日本人效勞，因為走一趟能撈不少錢，如果再夾帶私物販賣，又能多賺一筆。

幫會的寄生屬性和立場不堅定，讓不少淪陷區的幫會大佬最終倒向日本人的懷抱，他們以原本擁有的關係網和實力，為日本人賣命，在幫會歷史上留下了可恥的一頁。

以前幫會和國民黨有某些不對頭也就罷了，現在有人當上漢奸，和全中國人作對，那就沒什麼好說的，反正得有人橫屍街頭了。抗戰時的暗殺漢奸，所在多有，基本都由軍統負責。

名聲越大，投敵之後被暗殺的可能性就越大。拿汪精衛來說，搞了半輩子革命，孫中山先生器重有加，還曾打算讓他接班。後來他一直被蔣介石壓著，心中憋屈，終於投靠日本人，當了最大的漢奸。還在抗戰前，由於汪精衛不斷向日本靠攏，蔣介石反覆勸說，條件可以談，但不能做傻事，可汪精衛最終還是在抗戰期間上了賊船。蔣介石心想，既然如此，那就要想法除掉此人。

軍統在淪陷區一般都設有自己的秘密組織，專門負責策反、暗殺、搞情報。對汪精衛的刺殺由蔣介石親自下令，戴笠指揮，前後共計四次，每次都是費盡心思，但汪精衛運氣實在好得離譜，每次暗殺都被他僥倖逃脫，當然也把他嚇得不輕，最後還是死於1935年被人行刺時留在身體里的子彈(那次應該屬於王亞樵的個人刺殺行為)。

幫會頭目跟著日本人混事，是有很多好處，但他們最擔心的就是被軍統偷偷幹掉。黃金榮打死不投敵，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自己前腳剛邁進日本人的大門，後腳要命的就跟進來了。

抗戰時期，被暗殺的漢奸很多，其中有幫會身份的不少，張嘯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

張嘯林是浙江寧波人，進過武備學堂，後來結識季雲卿，隨他來到上海，拜青幫「大」字輩樊瑾丞為老頭子。張為人做事，敢打敢拼，是個狠角色。他和江浙一帶的軍閥很是要好，靠著這棵大樹，逐漸在上海的幫會中站穩腳跟。在生意方面，他利用軍閥的關係，為杜月笙、黃金榮的鴉片販銷提供安全保障。混著混著，三個人的名頭越發響亮，特別是「四一二」政變後，他們與國民黨攜手並進，不斷擴展勢力，三人成了上海灘鼎鼎有名的「大亨」。

他們雖然是把兄弟，但矛盾卻不見得比一般人少，尤其是張嘯林比較鬱悶。黃金榮出道早，站在他前面理所應當，杜月笙的發跡躥紅卻讓他心生嫉妒。作為三大亨的最後一名，張嘯林覺得自己一直被他們壓制著，喘不過氣。以前有軍閥撐腰，還能趾高氣揚一把，後來軍閥走了，蔣介石來了，想蓋過黃金榮和杜月笙就沒戲了。日本人侵入上海，張嘯林看到了新的希望。

嚴格來講，張嘯林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投敵的打算，他身上也有著幫會大佬不願投敵的因素，甚至開始的時候還沒少干過反對日本侵略的活動，抵制日貨的時候他積极參加，甚至當國民黨敵後武裝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時，張嘯林還是其中一位委員。張嘯林之所以做這些，也是形勢使然。至於他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感情，遠沒有杜月笙他們那樣深厚。當初，張嘯林的兒子從海外留學歸來，他有意想讓他走入官場，張嘯林以為憑著他曾經為蔣介石賣過力氣的關係，應該是沒問題的，沒想到蔣介石不賣面子，讓張嘯林碰了一鼻子灰。幫會的抗日或是親日，除了看是否能夠堅守民族道義之外，一般是以自身利益為取捨的，後者也是幫會的固有思維。上海淪陷之後，張嘯林開始盤算自己的最終去向。

蔣介石為了防止三大亨給日本人做事，曾經極力勸他們去香港避避，杜月笙先有些猶豫，最終還是聽從了勸告。黃金榮認為自己年紀太大，經不起折騰，但他向蔣介石保證，不會給黨國添麻煩。張嘯林也已經拿定主意，有奶便是娘，管他是日本人還是國民黨。張嘯林首先想到的是求官，可不知為什麼日本人並沒有滿足他的要求，也許是他胃口太大，也許是一時間沒有適合的位子。

既然從政不行，那就另闢門路。張嘯林投靠日本人後，帶著手下門徒組建了「新亞和平促進會」，表面上是做宣傳活動，宣揚什麼中日「共存共榮」之類，實際上，促進會的主要業務是替日軍徵購軍需物資，棉花、糧食、藥品，只要是打仗需要的東西他們就運，這樣既能討好日本人，又可以趁機發橫財。由於張嘯林表現突出，日本人終於決定給他一個當官的機會，任命他為「浙江省省長」。

經過一段時間，張嘯林發覺自己真是嘗到了甜頭，黃金榮和杜月笙不在的日子煞是自在，如今還可以回浙江老家當父母官。可以說，除了軍統幾次不成功的暗殺之外，張嘯林的漢奸生涯過得還算順當。

張嘯林是上海青幫大亨，他的投敵，可謂影響惡劣。蔣介石面子上過不去，遂有命令戴笠幹掉張嘯林之事。戴笠安排上海方面的軍統負責人陳恭澍，專門成立一個針對張嘯林的行動小組，組長由陳默擔任。可是殺了張嘯林幾次，不是被他躲開，就是有人成了槍下冤魂。等到張嘯林被任命為「浙江省省長」的消息傳出，張嘯林又一次出現在軍統暗殺名單的顯要位置。不過，此時再想對他動手，無疑比以往更有難度，因為他已經學乖，盡量待在警衛森嚴的大宅里，不出門。俗話說，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張嘯林再不死，軍統上海站真的越加沒有面子了。最終，軍統設計，既然你不出門，那我們就主動到你家去，也就是從內部著手，結果張嘯林。

林懷部，原本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名華捕，槍法奇准，他的父親曾在北洋軍隊里當過差，和張嘯林有點交情。在張嘯林司機阿四的介紹下，林到張宅做了門衛，後來被張嘯林看上，當了貼身保鏢。陳默經過調查，把內線人選鎖定在了林懷部。主動搭上後，陳默先進行心理戰，對林懷部曉以民族大義，勸他改邪歸正，並且告訴他，日本人快不行了，軍統的決心與能耐，大家都是知道的，難保不連你一起殺。當然，陳默接著又給他指出一條明道，只要殺了張嘯林，其他的都好說，不但漢奸的名聲沒有了，而且保證安全，另外還有五萬大洋奉上。幾番試探之後，陳默成功策反林懷部，由他直接找機會刺殺張嘯林。

刺殺張嘯林並沒有特別周詳的計劃，全靠林懷部自己把握，陳默負責打探消息，定下日期，林懷部則見機行事。

1940年4月18日，張宅有客來訪，張嘯林在樓上與客人談話，林懷部在樓下盤算著如何結果他的老命。本來，林懷部打算守株待兔，等張嘯林出門送客時下手，誰知客人聊了半天，完全沒有要走的意思。林懷部心想，如果再不動手，恐怕就沒機會了。正巧阿四在擦車，林懷部心生一計，借口請假，和阿四吵了起來，終於驚動了張嘯林，他從樓上探頭罵了兩句，林懷部迅速掏槍，擊中張的頭部。眾人還在驚詫之時，林懷部急忙跑上樓，查看張嘯林是否已死，順帶把他的客人也給幹掉了。張嘯林的幾個保鏢圍了過來，鑒於林懷部的槍法，沒人敢動手，法租界的巡捕也適時趕了過來，把殺人的林懷部帶走。後來，林懷部一口咬定，之所以殺張嘯林，全是因為他們性格不合，產生矛盾，他氣上心頭，才動了殺機。林懷部憑著這份口供躲過了日本人的糾纏，被判十五年監禁，在抗戰勝利後釋放。

除了張嘯林之外，被軍統暗殺的幫會頭目不在少數，上海的尤其居多。抗戰時，國民黨對待幫會是涇渭分明，只要不添亂子，老實做點事，國民黨也就不怎麼理會他們；對於投靠日本人的幫會中人，那自然是不客氣的，一旦上了黑名單，就在劫難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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