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學術文化環境
原標題：南朝的學術文化環境
對於南朝出現的學術文化總結活動，金克木先生進一步追問道：「為什麼在王朝本身很不穩定，南方和北方分治的情況下，帝王有那麼大興趣提倡這些?這不能用帝王的個人心理和思想作解說，也不能把王朝的更迭作為文化的要因。六朝並無文化大變革，倒有武裝衝突和殺戮。在那時，戰爭頻繁，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官僚文人雖能連在幾朝做官卻也紗帽不穩隨時會被殺，這些人為什麼熱心著這類書總結文學藝術歷史?可見必有客觀歷史原因和動力，以致不得不如此，才能形成潮流。」他的追問涉及了文化活動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問題。這是需要討論的。的確，自東晉中期開始的書籍整理與文化總結活動得以長時間持續進行必定是與社會環境有關係的。
金克木先生對這個時代的概括是「戰爭頻繁，兵荒馬亂，民不聊生」。這是長期以來研究者對這個時代的普遍認識。這個認識已經構成了我們思考很多問題的前提。但是，這個傳統認識其實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當時人並不是這樣認為的。跨越宋、齊、梁三朝的沈約在《宋書》卷五四「史臣曰」中對揚州有這樣的描述：
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
按沈約的描述，除了晉末「孫恩寇亂」這一短暫時期外，南方的核心地區揚州社會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是處在和平環境之中。沈約在「史臣曰」中還特別提到了元嘉之治：「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他在《宋書》卷九二《良吏傳》序中又說元嘉之治：
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兗，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按此，「兵連不息」只是「自茲至於孝建」，即元嘉二十七年(450)到孝建(454-456)時期，只有幾年的時間。關於蕭齊，蕭子顯在《南齊書》卷五三《良政傳》序中說：「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猋急，征役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蕭齊存在時間較短，只有二十三年，近半時間社會也是安定的。關於梁代，庾信在《哀江南賦》中回憶道：「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于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贐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艷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眾所周知，東晉有門閥士族之間的荊揚之爭，宋齊宗室諸王之間動輒兵戎相見，但根據當時人的描述，這些局限在特定地區且持續時間較短的政治衝突對整個社會的擾動並不大。在很多時候南方社會是安定的，並非一直是「戰爭頻繁，兵荒馬亂」。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學術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南方社會之所以安定，除了內部少有長期持續的動亂之外，也與外部環境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北方並未能夠對南方構成很大的威脅。
關於這一時期的北方歷史，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是胡漢關係。就研究胡族漢化而言，關注胡漢關係自然不錯，但是如果回到歷史現場觀察當時的政治形勢，就可以發現胡漢關係並沒有那麼重要。永嘉之亂後，「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留在北方的漢族政治軍事力量主要就是散布在各地的塢壁主。塢壁主通常互不統屬，各自為戰。他們在兵荒馬亂的時候雖然可以抵禦一些零星的滋擾，但沒有力量抵禦強敵的進攻。《晉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元海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晉書》卷一○二《劉聰載記》：「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晉書》卷一○四《石勒載記》上：石勒「進軍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又「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面對胡族軍隊的進攻，大量塢壁組織如同秋風落葉一般迅速陷落。
塢壁主不僅不構成對胡族的威脅，甚至還是各胡族可以借用的力量。《晉書》卷一○四《石勒載記》上：「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唐長孺先生分析說：「這些壘壁是被擊破了，然而壘主的地位卻沒有變動，他們接受漢的官爵，成為漢的將軍、都尉。」塢壁主又得到了征服者的任命。這種情況可能是普遍的。《晉書》卷一○四《石勒載記》上：「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晉書》卷一一○《慕容儁載記》：「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晉書》卷一一一《慕容暐載記》：「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於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晉書》卷一二三《慕容垂載記》：「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廩丘、陽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各胡族政權單靠本族的力量，難以有效控制地方，所以每攻下一地，往往只能是「置守宰而還」。這些「守宰」恐怕多數就是當地的塢壁主。《晉書》卷一一一《慕容暐載記》記尚書左丞申紹上疏稱：「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申紹所說的「匹夫兵將」，可能就是指這些塢壁主。
從總體上看，十六國時期主要的政治軍事衝突都是發生在胡族與胡族之間，前趙為後趙所滅，前燕為前秦所滅。淝水之戰後，同為慕容氏的後燕滅了西燕，而給後燕以致命打擊的則是鮮卑拓跋部。除了東晉劉裕先後滅南燕、後秦外，直到439年北魏滅北涼最終統一北方，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胡族政權多是為另一胡族政權所消滅。胡族與胡族的衝突是這一時期北方歷史的主線。對此形勢當時人是很清楚的。《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
(王猛臨終前)，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陃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憂慮的是苻秦內部的其他胡族，這是隱患，必須小心對待。到苻堅發兵前，苻融出面阻止。《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載：
(苻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
與王猛一樣，苻融也是對前秦內部的其他胡族不放心，以為內憂未除，不宜與南方開戰。《苻堅載記》末附《苻融傳》記：「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淝水之戰失敗後，北方大亂，各胡族紛紛復國，正反映了北方內部的胡族問題的確還沒有解決。直到北魏時，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宋書》卷七四《臧質傳》：元嘉二十八年，拓跋燾圍臧質於盱眙城內，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斗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這雖然是外交辭令，但也反映了北方內部胡族之間的矛盾依舊存在，彼此並沒有融為一體。
關於北方胡族之間的關係，前輩學者早有注意。陳寅恪先生說：「北朝民族問題極為複雜」，「問題的發生不僅在胡漢之間，而且在胡人與胡人之間」。本文所要強調的是，在北方現實政治中，胡族與胡族的矛盾是主要的問題，而胡漢關係只能是第二位的。田餘慶先生論及前秦形勢說：「在前秦統治的時候，北方遠未成為穩定的地區，由北方統一南方的歷史前景並沒有真正出現。」本文所要強調的是，不僅在前秦統治的時期，而是在整個十六國北魏時期，北方都不具備統一南方的可能，原因就在於胡族內部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以後北魏分裂為東、西魏，更無力統一南方了。這是東晉南朝之所以能夠獲得長期和平環境的重要因素。
長期的和平環境不僅造成了南方的學術文化繁榮，也影響到了社會風氣。《宋書》卷七六《宗愨傳》：「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宗)炳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宗愨的例子反映當時社會存在著重文輕武的風氣。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說：「東晉以來士大夫惟以談義為事，不習武備。」此種風氣反映在官制上就是所謂「南朝武位不逮文職」。
應該說，侯景之亂的發生是具有偶然性的，最終釀成大禍而無法阻止，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梁軍事上的脆弱應該是最直接的原因。對此當時人以及稍後的人都有認識。顏之推後來在北方回憶南方社會情景稱：「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前引《哀江南賦》緊接著「五十年中，江表無事」之後，庾信又說：「王歙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當時人完全沒有預料到會有戰爭發生。徐陵也說：「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唐初，姚思廉在《梁書》卷五六《侯景傳》中說：「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李延壽在《南史》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侯景起於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於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為國。」他又說：「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親歷侯景之亂的顏之推、徐陵以及唐初的姚思廉、李延壽都認識到了問題之所在。正是由於存在著長期和平的環境從而導致了「不識於干戈」「不習武事」。不過，他們都是著眼於梁代，如果從更長的時段看，這個問題早就存在。
總之，長期的和平環境既造就了東晉南朝學術文化的繁榮，也促成了重文輕武社會風氣的形成。影響所致，南方政權在軍事上不堪一擊，而軍事上的失敗又使得南方學術文化繁榮的局面不得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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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18年第1期《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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