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者追問：如何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關係學總是在不同時代的理論追問中前行。

20世紀60年代，英國學者馬丁·懷特發出了「為什麼沒有國際關係理論」的追問，推動了國際學界對狹隘現實主義眼界的反思。

2005年，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亞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巴里·布贊發出了「為什麼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追問，引起了國際學界改變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邊緣化地位的討論。

在國際關係學即將迎來百年之際，「如何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這一追問再次引發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4月25日，「全球國際關係和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國際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外學者圍繞如何縮小西方與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差距、如何構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等重要議題進行深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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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世界多樣性

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藩籬，在對話基礎上建設更具包容性、普遍性的國際關係學科，是與會學者的共同心聲。

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卡贊斯坦提出用「多態全球主義」的概念理解當今世界。他認為，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並不存在單一模式，多重現代性意味著相同背景下的多樣文化表現。國際關係理論必須反映世界的這種多樣性，要避免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看待「西方」與「非西方」、共同知識與隱性知識，要在互補的視角下建構21世紀國際關係理論。

在巴里·布贊看來，現有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只是西方歷史與西方政治理論交織的抽象概念。例如，現實主義理論是對16—18世紀歐洲均勢結構及古希臘政治哲學的抽象化概括；自由主義理論來自於19、20世紀西方政府間組織的實踐和政治經濟學理論；英國學派是對19世紀歐洲外交行為及歐洲法律思想的抽象化概括；建構主義雖然並不明顯來自於西方實踐，但仍然脫胎於西方知識哲學。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大訣竅，是把西方歷史和西方政治理論普遍化為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理論。只要西方國家保持全球統治地位，這個神話就很容易維持。但隨著非西方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財富、力量和文化自信上升，這個神話開始破滅。布贊通過考察中心—邊緣框架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發現，雖然當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仍佔據主導，但近年來邊緣地區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出現了上升態勢。

阿查亞闡釋了他在2014年提出的「全球國際關係學」概念。全球國際關係學具備六大要素，即建立在多元化普遍主義之上，以世界歷史為基礎，包含而非取代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方法，融合地區、地區主義與區域研究，避免例外主義，承認能動性的多種來源和形式。「全球國際關係學是一個總括性概念，不同流派都可以置於其傘下。它並不追求均質化，而是強調尊重世界多樣性。」

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馬里奧·泰洛認為，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界內部的自我批評、歐美國際關係理論間的分裂、比較地區主義和區域間主義的發展、後霸權多邊主義的興起，都為建構多元、創新、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條件。這並不意味著要追求一種新的單一主流理論，而是要深入論證，增加國際關係理論內部的多樣性。中國乃至非洲、北美、拉美、歐洲、亞洲的國際關係理論都應該蓬勃發展，並為理解和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工具。而國際關係理論的多元化發展，能夠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提供更精緻的、包羅更廣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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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文化中汲取養分

中國日益發展壯大不僅意味著自身物質力量的增強，也意味著思想力量的提升。而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理論自覺、自信的不斷增長，正是中國思想力量提升的重要表徵。雖然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圍繞「中國學派」的激烈爭論從未停歇，但無論是否贊同使用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提法，中國國際關係學界都有一個共同訴求——為全球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作出原創性貢獻。

近年來，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提出的道義現實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提出的天下體系等，引起國際學界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袁正清認為，雖然不同中國學者建構國際關係理論的路徑和方法存在顯著差異，但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回到中國歷史文化中汲取養分。

秦亞青在分析文化在理論建構中的重要作用時表示，理論硬核至少包含兩方面要素，一是形而下要素，一是形而上要素。形而下要素幫助一個文化共同體中的成員觀察經驗事實，形而上要素則幫助他們理解和詮釋這些事實。文化形成和塑造了理論硬核的形而上要素，任何社會理論都始終會存有文化的胎記，文化是理論創新的重要來源。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以高度隱含和抽象的方式從西方文化中汲取資源，「個體理性」是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共有的形而上要素；中國學者也在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獲得了靈感，無外、道德、關係等中國傳統文化概念在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中得到了凸顯。

以「共生」概念為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任曉闡釋了完善全球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智慧。他說，當今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種語言和不同的宗教。不同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選擇，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那些試圖為人類發展找到統一模式的嘗試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源自於「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等中國思想文化的共生理論，強調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事物的差異性、主體的平等性，為突破一元論思維困境、探尋世界矛盾的解決之道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國學者的努力為全球國際關係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阿查亞表示，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發達的文化之一，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從中汲取養分的嘗試擴大了國際關係理論的世界歷史基礎，增加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多樣性，超越了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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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理論適用度和解釋力

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後來者」，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尋求理論重大突破和創新之路依舊任重道遠。立足中國經驗和實踐，以更寬廣的視野觀照世界，提高原創理論的適用度和解釋力，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努力的重要方向。

閻學通表示，只對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某個事件進行解釋的不能稱之為理論，理論必須對世界上發生的同類事件都具有解釋力。中國學者構建國際關係理論，應該以為國際關係中的普遍性問題提供解釋為導向，儘可能追求理論的廣泛解釋力。

「理論應該旅行，要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阿查亞用這個形象的說法表達了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期待。他希望未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不僅實現在中國國內的旅行，在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國其他地區能夠產生具有原創性的國際關係理論；還能夠實現在海外的旅行，對發生在日本、東南亞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國際關係現象提供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原標題：為全球國際關係理論作出中國貢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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