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論唐高祖及李世民稱臣突厥事
原標題：陳寅恪：論唐高祖及李世民稱臣突厥事
陳寅恪：論唐高祖及李世民稱臣突厥事
吾民族武功之盛，莫過於漢唐。然漢高祖困於平城，唐高祖亦嘗稱臣於突厥。
漢世非此篇所論，獨唐高祖起兵太原時，實稱臣於突厥，而太宗又為此事謀主，後來史臣頗諱飾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顯於後世。
夫唐高祖太宗迫於當時情勢不得已而出此，僅逾十二三年，竟滅突厥而臣之，大恥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諱飾之必要乎？茲略取舊記之關於此事者，疏通證明之，考興亡之陳跡，求學術之新知，為拈出一重公案，願與當世好學深思讀史之有心人共參究之也。
舊唐書陸柒李靖傳（參新唐書貳壹伍上突厥傳貞觀政要貳任賢篇大唐新語柒容恕篇）云：
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
寅恪案，太宗所謂國家草創，即指隋末高祖起兵太原之時，當此時，中國與突厥之關係為何如乎？試觀通典壹玖柒邊防典突厥條上（參新唐書貳壹伍上突厥傳唐會要玖肆北突厥條）云：
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眾，又更強盛，勢凌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
則知隋末中國北方群雄幾皆稱臣於突厥，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為中國北方群雄之一，豈能於此獨為例外？故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史謂"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誠非虛語，請更引史傳以證釋之。
舊唐書伍伍劉武周傳（參新唐書捌陸劉武周傳）略云：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建元為天興。資治通鑒壹捌叄隋紀柒略云：恭帝義寧元年（即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興。通鑒考異云：新舊唐書武周皆無國號，惟創業起居注云，國號定楊。通鑒此條胡注云：言將使之定楊州也。
大唐創業起居註上云：大業十三年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而應之。
寅恪案，胡氏釋定楊為定楊州，楊揚雖古通用，然楊為隋之國姓，似以定楊隋為釋較胡說之迂遠為勝，至創業起居注以"國號定楊"為言者，蓋突厥錫封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溫大雅於此頗有所諱，故以"國號定楊"為言，司馬君實不解此意，而疑兩唐書與創業起居注異，其實武周之所謂國號即其所受突厥之封號也。
新唐書捌柒梁師都傳（參舊唐書伍陸梁師都傳）略云：自為梁國，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寅恪案，突厥語"大度"為"事"，"毗伽"為"解"，突厥語大度毗伽可汗即漢語解事天子也。
新唐書玖貳李子和傳云：北事突厥，納弟為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為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屋利設。資治通鑒壹捌叄隋紀柒略云：恭帝義寧元年三月，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胡注云：平楊猶定楊也。寅恪案，胡氏之意，平楊為平楊州，似不如以平楊隋為釋較勝也。資治通鑒壹捌捌唐紀肆云：武德三年七月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告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四年二月，并州安撫使唐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贓賄狼藉。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鞠之。乙巳，仲文伏誅。寅恪案，綜合前引史料觀之，則受突厥之可汗封號者，亦受其狼頭纛，其有記受突厥封號，而未及狼頭纛者，蓋史臣略而不載耳。故突厥之狼頭纛猶中國之印綬，乃爵位之標幟，受封號者，必亦受此物，所以表示其屬於突厥之系統，服從稱臣之義也。
據通典壹玖柒邊防典突厥傳上（參隋書捌肆突厥傳北史玖玖突厥傳等）略云：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可知狼為突厥民族之圖騰。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頭纛，則突厥亦以部屬視之矣，哀哉。紀載唐高祖起兵太原之事，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為最重要之史料，世所共知。其述當時與突厥之關係，最為微妙，深堪玩味，如改旗幟一事，辭費文繁，或者以為史家鋪陳開國祥瑞之慣例，則不達溫氏曲為唐諱之苦心。又稱臣突厥之主謀，實為太宗，實可據其述興國寺兵脅迫高祖服從突厥一事得以推知。
茲不避繁冗之嫌，頗詳錄溫氏之書與此二事有關者推論之如下：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於是遣使以眾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槊幡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雲，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恆服白衣，每向江都，擬於東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裡。案李為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歌在耳，忽睹靈驗，不勝歡躍。
寅恪案，唐高祖之起兵太原，即叛隋自立，別樹一不同之旗幟以表示獨立，其事本不足怪，但太宗等必欲改白旗以示突厥，則殊有可疑。據大唐創業起居注下載裴寂等所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謠詩讖有云：童子木上懸白幡，胡兵紛紛滿前後。
是胡兵即突厥兵，而其旗幟，為白色之明證。此歌謠之意，謂李唐樹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從之，蓋李唐初起兵時之旗為絳白相雜，不得止言白幡也。所可笑者，開皇初太原童謠本作白衣天子出東海，太宗等乃強改白衣為白旗，可謂巧於傅會者矣。夫歌謠符讖，自可臨時因事偽造，但不如因襲舊有之作稍事改換，更易取信於人，如後來玄宗時佞臣之改作得寶歌，即是顯著之例（見舊唐書壹佰伍韋堅傳）。豈所謂效法祖宗，師其故智者耶？唐高祖之不肯竟改白旗而用調停之法兼以絳雜半續之者，蓋欲表示一部分之獨立而不純服從突厥之意。據隋書壹高祖紀云：[開皇元年]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令尚赤。是隋色為絳赤，即是當時中夏國旗之色，而資治通鑒壹捌肆隋紀義寧元年六月雜用絳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絳而雜之以白，示若不純於隋。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謂"示若不純於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純於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擁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則旗色純用絳赤本亦不妨，其所以"用絳而雜之以白"者，實表示維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純臣服於突厥之意，胡氏之說，可謂適得其反者也。總之，高祖起兵時，改易旗色，必與臣服於突厥有關。高祖所以遲疑不決，太宗等所以堅執固請，溫氏所以詳悉記述歌謠符讖累數百言者，其故正在於此。世之讀史者，不可視之為釀詞而忽略之也。大唐創業起居註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偽貌恭，厚加饗賄。鞘利等大悅。退相謂曰，唐公見我蕃人，尚能屈意，見諸華夏，情何可論，敬人者人皆敬愛，天下敬愛，必為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寅恪案，此溫氏用委婉之筆敘述唐高祖受突厥封號稱臣拜伏之事。"始畢可汗所送書信"，即突厥敕封高祖為可汗之冊書，"帝偽貌恭"，即稱臣拜伏之義。唐高祖此時所受突厥封號究為何名，史家久已隱諱不傳，但據上引李仲文事觀之，則高祖與仲文俱為太原主將，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長安，而仲文所受之突厥封號據稱為"南面可汗"。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號亦當與相類似，可無疑也。
總而言之，太宗即明言高祖於太原起兵時曾稱臣於突厥，則與稱臣有關之狼頭纛及可汗封號二事，必當於創業史料中得其經過跡象。惜舊記諱飾太甚，今只可以當時情勢推論之耳。高祖稱臣於突厥，其事實由太宗主持於內，而劉文靜執行於外，請略引史傳，以證明之。大唐創業起居註上略云：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勛賞，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報帝。帝開書嘆息久之曰，孤為人臣須盡節，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即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懍然，莫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啟聞。
寅恪案，突厥之欲高祖自為天子，即人其受可汗封號，脫離楊隋而附屬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興國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創業起居註上云：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即冊府元龜柒帝王創業門云：[唐]高祖乃命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間，眾且一萬，文靜頓於興國寺，順德頓於阿育王寺。夫劉文靜長孫順德（順德為太宗長孫後之族叔，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見舊唐書伍捌及新唐書壹佰伍長孫順德傳等。）等皆太宗之黨，其兵又奉高祖之命歸太宗統屬，今居然與突厥通謀，迫脅高祖，叛楊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實為當時之主謀稱臣於突厥之人，無復疑問也。太宗為稱臣於突厥之主謀，執行此計劃之主要人物則是劉文靜，據舊唐書伍柒劉文靜傳略云：
隋末為晉陽令，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於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武德二年]裴寂又言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及大唐創業起居註上略云：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並取其兵，靜辭，帝私誡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數百之外，無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為邊患，取其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則與突厥始畢可汗議定稱臣之約者，實為劉文靜，其人與太宗關係密切，觀太宗往視文靜於獄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靜即為李唐與突厥連繫之人，及高祖入關後漸與突厥疏遠，而文靜乃被殺矣，裴寂謂"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天下未定"指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外有勍敵"指突厥，而新唐書捌捌劉文靜傳及通鑒壹捌陸唐紀武德二年殺劉文靜條俱省略"外有勍敵"之語，實由未解文靜與突厥之關係所致也。李唐與突厥之連繫人劉文靜雖死，而太宗猶在，觀高祖於遣劉文靜使突厥時，以防劉武周為言，則唐與突厥關係親密，武周自當受突厥之約束，不敢侵襲太原，若唐與突厥之關係疏遠，則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據舊唐書壹玖肆上突厥傳上略云：武德二年始畢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
可知突厥始畢可汗初與劉文靜定約，立唐高祖為可汗，約束劉武周，不得侵襲太原。迨唐入關後，漸變前此之恭遜，故始畢又改命武周奪取太原矣。劉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奪取太原，兵鋒甚盛，將進逼關中，唐室不得不使劉文靜外，其他唯一李唐與突厥連繫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劉武周之命，此不僅以太宗之善用兵，實亦由其與突厥有特別之關係也。觀舊唐書壹玖肆上突厥傳上云：
太宗在籓，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則突厥昔日之以兵助劉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後態度變異至此，其關鍵在太宗與突厥之特別關係，可推知也。又據舊唐書貳太宗紀上略云：
[武德]七年秋，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擾關中。有說高祖雲，只為府藏子女在京師，故突厥來，若燒卻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蕭瑀等皆以為非，然終不敢犯顏正諫。太宗獨曰，幸乞聽臣一申微效，取彼頡利。若一兩年間不系其頸，徐建移都之策，臣當不敢復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將三十餘騎行剗。還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及新唐書柒玖隱太子傳云：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典兵，而謀篡奪。帝浸不悅。可見太宗在當時被目為挾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謀稱臣於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為當時主謀者之一旁證也。又舊唐書壹玖肆上突厥傳上（參冊府元龜玖捌壹外臣部盟誓門）略云：
[武德]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御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卻，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侄內離，頡利慾戰不可，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托於太宗，願結為兄弟。
寅恪案，太宗當時不僅李唐一方面目之為與突厥最有關係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認太宗與之有特別關係。然則太宗當日國際地位之重要，亦可想見矣。至太宗與突利結為兄弟疑尚遠在此時之前，據舊唐書壹玖肆上突厥傳略云：
[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因張形勢雲，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指頡利突利言，如昔人稱漢疏廣受父子之例，蓋頡利突利為叔父及從子也。）並親從我。
然則所謂香火之盟，當即在唐兵入關之時也，通鑒壹玖壹唐紀柒武德柒年胡注釋香火之盟固是，但仍未盡，考教坊記（據說郛本）坊中諸女條云：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娉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娉者兄見呼為新婦，弟見呼為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參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搴車簾呼阿嫂如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為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雲學突厥法。
又雲，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則太宗與突利結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之法也。故突厥可視太宗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雖為中國人，亦同時為突厥人矣！其與突厥之關係，密切至此，深可驚訝者也。
舊記中李唐起兵太原時稱臣於突厥一事，可以推見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為之諱，亦自不必為也。至後來唐室轉弱為強，建功雪恥之本末，軼出本篇範圍，故不涉及。
嗚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豈意其初亦嘗效劉武周輩之所為耶？初雖效之，終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傑所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原載一九五一年六月嶺南學報第拾壹卷第貳期）
【附註】便橋秘盟
《舊唐書》記載：「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
《舊唐書》由於是唐朝官修的史書，因而未提李淵稱臣的事，而只是說突厥始畢經常向唐朝勒索錢財，唐高祖每次都「優容之」。李淵則對對突厥人說：「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唐武德九年(626年)冬，在玄武門事變爆發前夕，東突厥突厥首領頡利、突利二可汗率領十餘萬騎突然入侵，兵鋒直迫到長安北渭水濱。
頡利派心腹執矢思力來長安見唐太宗，想探一探虛實。執矢思力虛張聲勢說：「二位可汗率領百萬大軍，現在已經到達了渭河。」太宗對他說：「我與突厥已經當面議定了和親。既然他們違背了盟約，我也沒什麼慚愧之處。你們為什麼率兵侵入我京城附近?我以前待你不薄，雖然是突厥人，也應該有人心，為什麼把大唐對你的大恩大德全都忘了，還自誇強盛，我應當先殺了你。」執矢思力請求太宗保全他的性命。太宗便下令先將他囚禁起來。
然後，唐太宗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人騎馬來到渭水河邊，與頡利隔渭河對話，斥責頡利負約背義。
不久，唐朝援軍相繼趕來，旌旗銷甲，漫山遍野。頡利見唐朝軍容如此強盛，又不見執矢思力返回，知道被唐朝扣留，因而有所顧忌。
太宗獨自一人騎馬過便橋與頡利對話。突厥頡利可汗請求和談，太宗同意和談。於是斬殺白馬，與突厥在便橋之上締結盟約，議定稱臣、和親及傾府庫以資貢，頡利遂率兵退去。
據《舊唐書》《突厥傳上》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
《舊唐書·張儉傳》：「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谷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飢餒，州境獨安。」貞觀初年，唐朝邊境諸州皆聽命於突厥可汗，可謂予取予求。唯一張儉所治州郡為例外也。
余英時認為，陳寅恪的結語，是對當時中共締盟蘇聯的外交政策而發。希望效法唐太宗，在統一中國之後收復主權，「初雖效之，終能反之」，而為「不世出人傑」。
王夫之《讀通鑒論》：「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奪，割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胤。」
來源：何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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