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禁碑時代曹魏、孫吳的罕見碑刻
關於漢末三國時期赫赫有名的曹操禁碑，史書有如下記載：「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書?禮志二》）。
禁碑的舉措在書法史上的意義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這是對東漢厚葬風氣的「移風易俗」，反奢靡尚勤儉；另一方面，對於石刻文化、碑版文字的大發展又是一個嚴厲的阻斷。書法史中的金石時代在興盛之後逐漸走向沉寂。它在自身日趨衰弱之際，反過來刺激了紙帛書寫材料的興盛與發達，從而造就了一個橫貫2000年的書法墨跡新時代。
東漢立碑風氣的興盛，今天很難想像。《宋書》記載的「天下送死奢靡」「下令不得厚葬」，表明它不僅僅是碑刻一項而構成更大的社會問題，如果有一比附，那麼它與今天我們「反奢靡之風」是相類似的一種規定和倡導一一當年反對厚葬民俗導致「禁立碑」，使石刻文化遭到了一道大坎坷；我們書法家們當然會痛心疾首、扼腕浩嘆。但審視禁碑的東漢現實環境，卻又會感慨禁碑令的迫不得已。因為當時的朝野官民瘋狂立碑，簡直就是一種「禍國殃民」。為墓主立碑歌功頌德，是當時營喪活動中的一個主項。葬儀上既有盛大的集會，又有「立石碑、樹石闕、建石祠石室，高土厚封」的鋪張擺闊；今天看著名的山東嘉祥「武氏祠堂」遺迹，起墳壟、建祠堂、樹墓碑，種種「折騰」，即可一睹當時場面。曹操禁碑令強調「不封不樹」，即針對此而發。而這種奢靡浮華的厚葬之風，又在社會風俗中被分解為官位大小、聲望高低、財力厚薄而滲透到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家族。正因為墓主墓碑歌功頌德的祭悼文辭的需要量太大，延請名流文士撰文以自高聲價也成為約定俗成的攀附風氣：當時如楊修、馬融、皇甫規、桓麟、崔瑗、崔實、蔡邕、邯鄲淳，都是世家豪族撰碑文請託的大名家。尤其是蔡邕這位書法大家，曾與同僚提到自己「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我寫了許多阿諛奉承華而不實的碑文，實在是慚愧失德啊！
山東嘉祥「武氏祠堂」遺迹
禁碑令一出，再加上別人攻擊曹操軍紀太亂，有組織盜墓並以所得金銀充軍費，乃至有「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的名號，一正一反，雖然不是寰宇一統，但在北方地區，卻是風氣為之丕變。大量碑誌一瞬間消聲匿跡。當然也有個別例外，比如《曹真殘碑》碑主是貴族大將軍，《王基殘碑》碑主歷五帝官封東武侯，還有《孔羨碑》《範式碑》二三種而已。估計是朝廷特許立碑的例子。而最著名的是曹丕纂漢自立時的最重要文本：《上尊號奏》和《受禪表》石刻，那是為了令纂位行使皇權、使之具有合法化正統性而刻意作秀的產物。
魏《上尊號奏》碑拓本
看過《三國演義》的讀者一定還記得曹丕纂漢一節。第一是《上尊號奏》，由華歆等人領銜上奏漢天子，希望漢獻帝主動將帝位禪讓於魏王曹丕；而曹丕暗中策動，假文武群臣之意，三推三讓，虛偽之極；於是有《上尊號奏》之文；戲演完了，曹丕受漢禪登帝位，華歆等又擬《受禪表》以記之。本來，曹操頒禁碑令之時，民間禁立碑，曹丕為操子，本不該犯禁。但因為是改朝換代登帝位的千古大事，於是破戒而刻石上碑，即有了《上尊號奏》《受禪表》這奏、表之碑。很明顯，這是與上古秦始皇封禪泰山同一思考的政治立場。
魏《受禪表》拓本
石刻史上的三國石刻，以此二碑為最早。自東漢隸書發達以來，三國早期已經開始有楷書的形態，由隸到楷、由扁入方；只要看看與曹操同輩的鐘繇有《宣示表》《薦季直表》，是完整的楷書筆畫一一一隻不過是偏扁方形的楷書，而不是後來初唐歐虞褚的四角正方形楷書。當然，鍾繇《宣示表》《薦季直表》傳世至今是刻帖墨拓，與墨跡手書的真實度相比還略嫌遜色。但它表明，三國時的楷書萌生期，是「楷筆而隸形」，已經與東漢隸書碑版石刻書風書體的扁形而波挑，拉開了明顯的距離。
魏 鍾繇《宣示表》（局部）
魏 鍾繇《薦季直表》（局部）
而反過來，不過十數年之後的曹丕《上尊號奏》《受禪表》的石刻碑版，在體式上卻是取「隸筆而楷形」。其特徵，是每字字形完全取楷書式的正方形；但橫筆的蠶頭雁尾尤其是波挑的漢隸特徵，卻有明顯的保留，證明當時人還是上承濃重的東漢隸書用筆線條意識。從我們今天的立場看，這是一種於漢隸而言很生硬的方形構造，但它的筆畫卻是一任隸書之舊有魅力。我們稱它為從漢隸到唐楷的「過渡體」；其實它在鍾繇筆下是隸形楷筆，在曹丕群臣筆下是楷形隸筆，一正一反，從兩個埠互相向自己的對方行進，在中間進行了交匯與交叉後又各自走向自己的終極目標。出發點是漢隸，終極點是魏碑到唐楷。
討論三國碑刻，更有意思的是這樣一組比較：
三國魏初期曹丕時代，有石刻隸楷書《上尊號奏》《受禪表》，又有刻帖中的名家鍾繇的《宣示表》《薦季直表》；三國吳末期孫皓時代，也有石刻篆楷書《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也有刻帖中的名家皇象《急就章》。曹魏、孫吳之對應堪稱完美。但最受正統之名的蜀漢劉備一方，則未見其例也。
先看魏、吳的這兩方石碑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上尊號奏》等，是隸書向楷書過渡，＂楷體隸筆＂已如上述；它告訴我們的是從東漢隸書沿襲而來的對正方形楷書之字體的努力追求：這是一種順應歷史的追求，與舊有的隸筆（「線條」舊樣式殘留）相比，它更在意於「新體」（字體間架）的新創。
吳 《天發神讖碑》
《天發神讖碑》則是從上古篆隸字法直接過渡到提按頓挫的新筆致。比如篆書字形尚長，《天發神讖碑》也取長形，與此前東漢隸書風氣格格不入，顯得特別另類。但其線條筆劃又大展「懸針」、「垂露」之線形，粗細對比強烈，起筆必方、收筆必露尖，這种放肆大膽的寫法，正是東漢隸書所十分忌諱的。對比曹魏，它應該是在沿襲舊有篆體（字體間架）尚長方的基礎上的創新用筆筆法（線條）。
再來看兩組刻帖範例：
[關鍵詞：字形]曹魏的鐘繇《宣示表》《薦季直表》已是很成熟的楷字字形，只是還有些須東漢隸書尚扁的殘韻一一一從東漢隸書來，走向儘可能標準規範的楷法；因為靠近於後世唐楷，故爾今天我們接受它毫無障礙；習慣得很，也熟悉得很。
[關鍵詞：筆劃]孫吳的皇象《急就章》則從線條用筆出發，更強調字形的簡略草化而在用筆、筆法上開拓放縱，進入＂章草＂世界而成為第一代章草書經典範本。我們在看它時，不會被引向正楷；而是必然會被引向章草、小草書。無論是字形簡略似草，還是點畫提按更見豐富變化，皆是如此。
吳 皇象《急就章》
根據這兩組對比，碑版兩套、刻帖兩套；因其分屬三國的禁碑時代，當然是十分難得彌足珍貴。如果研究刻帖，那麼鍾繇和皇象分別開創了「楷書」和「章草（草書）」的新的書法時代；但若是評價碑版，那麼《上尊號奏》《受禪表》卻是承漢隸來源並走向楷書，而《天發神讖碑》則更是上接古篆長形，顯然是古文大篆即金文的遺孳，以三國時代跳過東漢直接兩周，其書法風格技法更見詭異而鬼神莫測。這樣的石刻碑版，在千古石刻書法史上可謂是絕無僅有的一例。清代金石學家張叔未有言：「吳《天璽記功碑》（即神讖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第一佳跡」。「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是絕高評價，而「如折古刀」的比喻更是非常貼切：古刀鋒利出銳尖之形，如此碑筆畫之露鋒出尖幾如草書；而古刀遇「折」，成一斬截斷片，必呈方斜之片形。亦正是此碑的每筆起筆必取方折之筆。民俗喻魏碑曰「折刀頭」，正是張叔未的「如折古刀」的生動形象，而與其他如蠶頭雁尾、無往不收無垂不縮的南派隸楷之法所完全不吻；而出於山野的北朝系列如墓誌、造像記、摩崖、碑刻卻是與之有諸多暗合之處的。
至於為什麼已經是禁碑時代，居然還有這些石刻碑版的傳世？我以為有兩個理由應該得到我們的重視：第一，禁碑是糾正民間廣泛立碑的豪奢侈靡之風，是與曹操「尚節儉」的政令和時代提倡相對應的。民間大面積禁碑，並不等於不刻碑，只是不立碑罷了。而大量立碑的傳統風習，開始轉向了魏晉南北朝的墓誌一一從立於墓墳之上改為埋於墓穴之下。這樣，刻碑書丹的行為沒有變，但不「立」而是「埋」，才是當時禁碑時代可能的歷史真相。第二，凡遇重大軍國重事，不屬於是一般的民間風俗的奢靡，而是具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時刻，則自然不入其禁。比如曹丕纂漢，位登九五，自然需要銘石記史以傳之千秋萬代，《上尊號奏》《受禪表》即屬於這類改變歷史的最重要文獻，至少在曹丕這個謀劃者和受益者看來是如此。而《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記功碑》，「神讖」、「紀功」，非軍國大事而何？受禪是換朝代換皇帝；而神讖記功，又是吳主孫皓在昏庸殘暴政局動蕩之時佯稱天降神讖文、以為東吳祥瑞故爾刻石為銘以告臣民之特殊舉措，事關江山社禝，又託名上神，與早前的漢末民間立碑奢風相較，誠不可同日而語也。
魏《曹真殘碑》拓本
三國禁碑，還有《曹真殘碑》《王基殘碑》，碑主都是大將軍和貴族王侯特權階層；唯曹魏碑還有一方《孔子廟碑》，黃初二年刻，現立於曲阜孔廟。而東吳碑也還有宜興一方《禪國山碑》，是吳主孫皓封禪國山時銘刻。這些，大致也都不出天授神權、或軍國重事的範圍。證明我們對三國禁碑特殊時期幾方碑刻存在理由的解釋是完全成立的。
編輯 孫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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