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領域長久以來曾一直拒絕女性的進入……

知識 05-04

19世紀初，一些基礎醫學理論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生理學、病理學與臨床醫學逐步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桎梏，舊的權威悉數崩塌，癥狀、診斷與疾病本質之間所形成的立體網狀關聯越來越清晰和豐滿。

饒是如此，治療方面的進步卻相當緩慢，大量療效可疑的藥物和療法被繼續使用，這種情況一度導致了治療虛無主義情緒在部分醫生中的流行，那一時代醫生的苦悶，應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與後代相比，他們手上沒有有效的治療措施，治癒是不可能的奢望；與前輩相比，他們已經無法繼續自欺欺人地使用自己不認可的理論和手段去治療病人……

作為早期的覺醒者，他們意識到諸如放血療法之類的治療可能沒用，也發現大部分藥物非但沒有多大效果還可能有害，以至於曾有人戲稱，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藥物都倒進大海，人類的健康狀況也許會好一些，不過魚可就遭殃了。

因此，我們不能將這種治療虛無主義情緒的流行，單純地理解為醫生對治療的消極，公正地說，是這些醫生不願意放任無效或不合理的藥物及療法的濫用，即使那樣做能換來更多的收入。

良知，很多時候會成為賺錢的障礙。

所以有些醫生反而對屍體解剖比治療更有興趣，起碼他們在最後能揭示癥狀的可能成因，並在這一揭秘過程中聊以自慰。但隨著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有效的藥物接連出現，疾病的治癒已非傳說，這讓習慣了絕望的醫生和病人產生了巨大的希望，也許今天還不能治癒的疾病明天就會有突破，因為奇蹟總在不斷地發生。

但這樣的治癒奇蹟遲遲沒有降臨在先天性心臟病領域。

直到在19世紀末，醫學界仍普遍認為，一個因先天心臟畸形而發生青紫的孩子——被稱作「藍嬰」（blue baby）——是超越了手術可以糾治的極限的，在心臟外科出現之前的漫長的歲月里，那些不幸生有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的家庭，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病魔摧殘可憐的孩兒，在一片愁雲慘霧中，靜待死神的不期而至。

很少有人知道，最初為這一絕望領域帶來希望的是兩位女性。

我們都知道，古代乃至於近代女性的社會都是偏低的，醫學領域長久以來也一直拒絕女性的進入，這種認為女性不適合當醫生的偏見其實直到今天也有殘餘，以至於後來有文獻提示在管理病人方面女醫生比男醫生其實略有優勢還讓很多人（尤其是部分男醫生）不願意相信，女醫生今日所擁有的江湖地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一刀一槍打出來的。大量女醫生以出色的業績證明了女性可以在醫學領域做得很好，甚至可以比男性更出色，我們的故事就從這樣的兩位女醫生說起，正是她們將那鐵幕一樣的黑暗劈開一個豁口，讓不幸的家庭窺見希望的光明，同時也為女性的從醫之路踏平了障礙。

第一位是加拿大病理學家艾伯特（MaudeElizabeth Seymour Abbott ，1869-1940)。

她出生後不久母親就去世了，父親也隨即棄她而去，好在62歲的外婆（這位外婆加拿大第三任首相John Abbott的表親）收養了她，好一個令人心碎的人生開端，但這個孩子長大以後卻為手術刀能夠修補心臟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1885年，她在高中畢業之後申請麥克吉爾大學醫學院，但因為她是女生的緣故而被校方拒絕了，後來唐納醫學院開設了麥吉爾醫學院的分院，她才報名成功，並成為班級里的唯一一位女同學，1894年，她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希望進入麥克吉爾大學醫學院做實習生，結果又被拒絕了，原因還是因為她是女生，即使她的畢業成績遠較她的大多數男同學成績更好，麥克吉爾大學醫學院還是沒能為她破例。

醫學界對女性的歧視令她的事業一開始就遭遇挫折，正如正如尼采所說的，但凡不能殺死你的，最終都會使你更強大。沒能申請到在大醫院做實習醫生機會的艾伯特只好獨立執業，1897年開了一家專門治療婦女兒童疾病的診所，在此期間，她發表了一篇病理方面的論文，這引起了麥克吉爾大學醫學院病理系的注意，1898年她獲得了在麥克吉爾病理博物館工作的機會，成為該館的助理館長，1901年成為館長。

被後人稱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奧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也曾在麥克吉爾大學醫學院任職，他建議艾伯特不妨以先天性心臟病為研究方向，注意搜集這方面的心臟標本，1905年，奧斯勒邀請她寫了他所主編的《現代醫學》中「先天性心臟病」一章。他宣稱這是他曾經讀過的關於先心病這一領域裡最優秀的闡述。

此時，她已成長為為先天性心臟病研究領域的世界權威。

1936年，她畢生心血凝成的著作《先天性心臟病圖譜》出版，該圖譜描述了超過一千例臨床和屍檢的記錄，充分展示了人類心臟畸形的複雜多變。但所有的這些先天性心臟病，在當時都是無法治癒的，她希望她的工作能促使這種類型的心臟病最終被治癒，遺憾的是，這一夙願並沒有在其生前達成，不過，她在死前的幾年見到了後來幫她完成夙願的接班人塔西格（Helen Brooke Taussig，1898—1986），這就是我們要說的另一位為先心病治療方面帶來希望的女醫生。

塔西格的命運在很多方面跟艾伯特都有點兒像，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塔西格簡直就是加拿大艾伯特的翻版，但塔西格畢竟稍稍幸運了那麼一點兒，在治療方面，她比艾伯特走的更遠，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塔西格出生於美國波士頓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是哈佛大學一位出色的經濟學教授，其母是畢業於拉德克利夫學院（該女子學校與哈佛大學淵源頗深，兩校於1977年正式合併）的植物學家。在塔西格十一歲時，母親死於結核，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還有什麼能比少年喪母這樣的打擊更為殘酷的呢？這也許是後來塔西格選擇醫學的原因之一。很難想像這樣堪稱「黃金組合」家庭的孩子，居然會在學習期間飽受讀寫障礙的折磨。

在父親精心的幫助下，塔西格克服了這一困難，並像母親一樣也考入了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後，她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堅持申請繼續攻讀醫學學位，但哈佛大學醫學院卻拒絕了她，因為當時哈佛的傳統是拒收女生，哪怕你有一個身為哈佛著名教授的父親也不行。後來一位前輩建議塔西格申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這所學校在成立之初就有部分婦女的捐款，因此這所學校每年都會象徵性地招收部分女生，這一回，塔西格果然如願以償地進入了這所醫學聖殿，並最終在這所聖殿里成就了閃光的業績。

在今天，已經絕少有人會懷疑美國在醫學教育及醫學研究領域中的領軍地位了，可在19世紀末以前，情況卻並非如此。美國當時的醫學教育、科研以及實踐都是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的。在歐洲，醫學院要求所招收的學生具有堅實的科學基礎，而在美國進入醫學院的門檻則非常低，幾乎是只要繳納學費就可以進去。1869年一位哈佛的校長曾經在一份報告中不無憂慮地指出：「這個國家的整個醫學教育系統需要徹底重整，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普遍無知和無能，但他們拿到學位後就能對社會為所欲為，這未免太可怕了。」

這一切都因為霍普金斯大學，確切地說是1893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創辦而漸漸發生了變化。幾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創業者迅速招募了一批在國際上聲望極高的科學家來當教員，比如被稱為四大創始醫師的病理學家WilliamHenry Welch，內科醫生SirWilliam Osler，外科醫生William Stewart Halsted，婦科醫生Howard Kelly，這幾位醫界精英採取了一系列先進的改革措施推進學院的醫學教育，創建了第一個規範化住院醫師培訓項目，見此情形，美國的其餘醫學院亦紛紛效仿。這使得美國的醫學科學水平在一戰前夕迅速趕上了歐洲，並在不少專業大有超越之勢。

在20世紀初期，女醫生鳳毛麟角，更不必說在高手如林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了。但塔西格硬是以其優異的表現脫穎而出，贏得了導師們的認可。在前輩們的悉心指導下，她迅速成長，1930年她已是小兒心臟病專科的主任。在那個年代，塔西格面對的主要問題是風濕熱，許多風濕性心臟病失代償期的患兒都缺少必要的醫療救護，在社工的幫助下，塔西格治療了很多這樣的孩子。這期間，也有一些先心病患兒被送到塔西格的病房，因為除此地之外，這些絕望的家長也沒地方可去。但最初塔西格對先心病的治療也別無良策，難道她也要像艾伯特那樣僅僅收集死後患兒的心臟標本嗎？在當時，應該沒有誰比她經歷過更多先心病患兒的死亡了。在多次目睹並傾聽這些可憐家長訴說喪子之痛後，塔西格決心挑戰這一手術禁區，為這些瀕死的孩子們找到求生之路。

兩位女性醫學先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1年紐約的一次醫學會議上，在這次會議上，Abbott做了關於先天性心臟病的報告。1938年春天，塔西格北上加拿大拜見艾伯特，艾伯特帶著塔西格看了大量的心臟標本，尤其是法洛四聯症，還看了不少影像資料（當年只有X光片）……經過長期反覆觀察、系統研究之後，塔西格發現，那些罹患法洛四聯症的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動脈導管閉合後才會明顯發生青紫，在塔西格所做的屍檢中，那些最終死去的法洛四聯症的孩子，其動脈導管都是關閉的。站在艾伯特等前輩的肩膀上，塔西格可以看得更遠一些了。

根據這一臨床觀察到的現象，塔西格設想到，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新的管道來增加肺動脈的血流，將有可能緩解患兒紫紺的癥狀。在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之前，塔西格的設想只是基於臨床觀察的理論推演，但完美的理論不代表必然的理想結局，醫學史上一些看似完美的理論在臨床實踐中折戟沉沙的例子舉不勝舉，因為醫學科學不僅需要邏輯上的嚴謹更需要實證的有力支撐，塔西格的理論是能變成一個救治患兒的驚天神跡，還是會遭到難看現實的殘忍屠殺？

這一切，均需要一次手術來證明，這註定是一次不尋常的手術，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個有膽識的外科醫生來完成這一任務呢？

這才引出了心臟外科領域一次著名手術BT分流的創建。

塔西格與布萊洛克和托馬斯等人的故事後來被導演約瑟夫·薩珍（JosephSargent）拍成了電影《神跡》（Something the Lord Made），於 2004年，也即該術式創立六十周年之際上映。影片藝術地再現了六十年前的那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性命堪憂口唇青紫的患兒，在分流建立之後即轉為粉紅。需要指出的是，該片中黑人托馬斯的貢獻被大大地加強了，他成了貫穿影片始終的關鍵人物，這其實是對最初這一手術被學術界接受時，眾人只知道塔西格與布萊洛克而不知背後還有托馬斯有關。這一處理從藝術創作上來說無可厚非，除了向觀眾介紹一段醫學傳奇之外，也將歷史上曾存在的種族主義偏見揉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