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歐洲與古代中國，誰更專制？

圖：故宮

文 | 楊津濤

2015年，某著名報紙曾刊文《莫妖魔化中國古代制度》。文章稱，中國古代王朝設有諫議、史官、科舉等比較先進的制度，皇帝「並非絕對的獨裁」；相比之下，歐洲王朝的獨裁程度更高。

揆諸史料，這篇文章的對比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與事實相差甚遠。

中世紀歐洲與同期中國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大多數時候為封建主義，後者則是專制主義。

在5~13世紀，歐洲國王和臣屬間是一種契約關係；國王是貴族中的一員，要通過某種貴族會議共掌權力；國王只能在王室領地內行使權力，在此範圍之外，由各個封建領主全權管理。西歐很早就有制約王朝的機制，如英國在7世紀，也就是中國唐朝時期，出現的「賢人會議」，擁有在國王之上的立法、審判等權力。13世紀後，王權擴張，建立起所謂「絕對君主專制」，但依舊要顧忌議會。

反觀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清朝滅亡，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全國設立郡縣，統一選拔官員、徵收賦稅，一切大權操於皇帝之手。通常被認為能制約皇帝的相權、諫議權，因其權力本身就來自於皇權，所能起到的作用極為有限。

圖：拿破崙一世加冕禮。不可一世的拿破崙也要通過教皇加冕這一儀式，來確認自己的合法性

具體來說，不少西歐國王對國家有統治權，無所有權；而中國君主則兩者兼而有之。

這種不同首先表現在徵稅上。西歐國王要靠自己的收入，如王室領地收入、司法收入、貴族繳納的「封建協助金」等，充當宮廷和整個政府的開銷。當國王收入無法維持政府運行與國防開支，需要另行徵稅時，必須得到納稅人的同意。如在英國，先後有御前會議、貴族大會議、國會；法國有三級會議等。

但在中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百姓交稅屬天經地義，皇帝則能依據需要，隨意開徵新稅，以至「急政虐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由於不掌握財權，古代歐洲國王在許多時候，無法擁有效命於自己的軍隊。若要打仗，國王往往得依據封建契約，請貴族出兵，或向銀行借款。1215年，英王約翰為應對戰爭，將貴族的「兵役免除稅」增加了16倍，同時提高繼承稅，激起貴族聯合反抗，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1688年，也就是中國的康熙二十七年，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此後國家財政權被全部置於議會掌握之下。

圖：威廉三世，光榮革命後成為英國國王

財權、軍權之外，古代歐洲國王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同樣缺乏專制力量。

最主要的干預力量來自教會。在「君權神授」的解釋體系下，國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權力，而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是教會，從而使國王的合法性受制於教會。羅馬教會對國王權力構成實質性的限制，當一種權威施以不公正時, 人們能去尋求另一種權威保護。所以古老的德國習慣法《薩克森明鏡》說，上帝把兩把劍留給世間。給教皇以精神之劍，給皇帝以世俗之劍。

教權對王權的干預，首先表現在王權常常不得不尋求教權的支持。譬如，「征服者」威廉在進攻不列顛前，親自從教皇手裡接過一面旗幟，以示羅馬教廷對此次軍事行動的支持。黑斯廷戰役後，約克大主教為威廉加冕，宣誓：「威廉保證維護教會的權力，並且持守良法以成為賢明之王。」

其次，王權與教權也是在不斷競爭之中。因爭奪主教任命權的矛盾激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在1076年，宣布廢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也不甘示弱，開除亨利教籍，並廢黜其王位，並號召德國人反對國王。喪失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終不得不向教皇求饒，身著平民衣服，在格里高利七世的住所外，迎著風雪站了三天三夜。獲得接見後，亨利四世親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恢復了自己的教籍。

反觀中國，所謂「儒學」，並無教會這般的政治實體力量，雖同樣鼓吹「君權神授」，但儒學群體本身，並不掌控上述意識形態的終極解釋權，事實上只能成為皇權專制的附庸。確立了中國兩千年政治傳統的董仲舒，其大一統思想被漢武帝所讚賞，但其旨在約束皇權的「天譴論」則被武帝唾棄；甚至當董仲舒欲借宗廟發生大火為由，以「天意」批評皇權時，其本人也險些被武帝處死。作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復觀，也只能承認，「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則只有求之於天……但結果，專制政治的自身，只能為專制而專制，必徹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學所表現的理想。」在他看來，「在中國, 沒有任何社會勢力，可以與專制的政治勢力作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爭，所以最後只有全面性的農民暴動。」

在中世紀歐洲，「意識形態」代言人教皇冊封國王乃是常態，反之，在中國，則是皇帝不斷加封「意識形態」代言人孔子和孔子後人。何者在精神層面的專製程度更高，實一目了然。

簡言之，古代歐洲國王與中國皇帝的專制權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歐洲是「王在法下」，中國則是「法自君出」。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的權力是絕對的，所有的君權都是有限的，沒有一個國王能如中國皇帝那樣，隨意剝奪臣屬的自由或土地。更沒有一個歐洲國王，曾經實現過行政集權化與司法一體化。

（參考資料：王毅：《中國皇權社會賦稅制度的專制性及其與憲政稅制的根本區別》，2004年第5期《學術界》；黃敏蘭：《史實證明儒家文化難以制約專制權力》，《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1期；施誠：《論中古英國「國王靠自己過活」的原則》，《世界歷史》2003年第1期；高尚：《中世紀歐洲王權有限性的歷史檢視》，《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黃春高：《西歐封建社會》，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王亞平：《權力之爭：中世紀西歐的君權與教權》，東方出版社，199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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