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之路·深度日本·博物行（38）】——吉田茂
原標題：【鑒真之路·深度日本·博物行（38）】——吉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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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王新生教授（北京大學教授）講解的日本及日本人論主要內容是日本從古至今的發展及進化，詳細講解了日本的歷史事件和諸多歷史人物，講述日本的興衰及其發展史。把日本人論當成「文本」來分析，日本人論多變的形式，乃是因應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經濟狀況以及同際形勢而被不斷生產與再生產，從這個立場出發，本書不僅爬梳日本人論的發展流變，也提供從多元層面解讀日本近現代社會及日本人精神觀念的路徑。
吉田茂：現實主義掌舵者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出生於東京府的一個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權派政黨「自由黨」的著名志士竹內綱，後過繼給橫濱的大富商、英國怡和洋行的買辦吉田健三做養子。一戰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宮廷外交的風習。憑藉養父豐厚的財力，吉田茂躋身外交界，並順理成章地成為那個時代寥寥無幾的「開眼看世界」的東洋人中的一個。作為職業外交官，吉田曾常駐英國、義大利、瑞典、美國，並曾出任日本駐天津、奉天（今瀋陽）的總領事，有豐富的外交經驗，被公認為近、現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國際感覺」的政治家。
然而，從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二戰末期，因反對軍部的「暴走」，奔走和平，曾遭逮捕，因此戰後被視為「反軍英雄」。但客觀地看，吉田所反對的，並非是戰爭本身，而是在「軍國一致」的狂熱氛圍的煽動下，不惜與英美交惡的喪失理智的日本戰時外交路線。因為，他繼承的是從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顯（其岳父）、原敬、幣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傳統，即把對美親善作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戰後，從1946年5月，吉田以六十八歲高齡首次組閣，到1954年12月，其間除了曾短暫存在過的片山哲、蘆田均內閣外，吉田五次組閣，其政權存在的時間，在日本憲政史上是僅次於桂太郎、佐藤榮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長期政權（2616天）。吉田政權，誕生於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動蕩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親自參與並見證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方向性，對日本戰後復興道路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諸如和平憲法的制定，對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等等。
作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對戰後國際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始終以高度的現實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的視角、技巧來應對和處理國內、國際矛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佔領時期的每一位日本領導人，都必須謹小慎微地協調與盟國佔領軍當局（GHQ）的關係，但以吉田與麥克阿瑟元帥的合作最為密切，廣為後人稱道。麥帥為人孤傲、狷狂，在日本貴為「太上皇」，在盟軍最高司令部六年多的時間，總共才會見過包括天皇裕仁在內的十數名日本人。據說，只有吉田茂可以不用預約，隨時登門。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吉田與麥帥的合作關係極其推崇，曾高度評價兩人對重建日本的巨大貢獻：「日本是在這兩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麥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則是執行者。前者拋出提綱挈領式的法令，後者再把它們塑造成為適合日本需要的東西。」
起初，美國的對日佔領政策是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但隨著東西方冷戰的升級，美國的佔領方針發生了重大轉向：從徹底的非軍事化，到有限武裝，從初期的有限容共，到徹底反共，旨在使日本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橋頭堡，遠東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這種「首鼠兩端」的轉向，一方面使日本逃過一劫，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日本從戰爭歷史反省，到戰後處理「不徹底」的種子，構成了日後與中、韓等國家在歷史問題上「結梁子」的遠因。
處於夾縫中的吉田，作為日本政治的掌舵者，以高度的現實主義判斷和實用主義精明，運籌斡旋，穿梭考量，讓美國人見識了什麼是「好的戰敗者」。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盟國對日佔領持續多長時間還很曖昧，日本人擔心會持續十年、二十年，甚至永久性佔領也未可知。最終只用了六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日本便恢復了「獨立」，不能不說相當大的程度上得益於吉田卓越的政治智慧。
外交官出身、經驗豐富的吉田深諳如何在關鍵時刻運用幽默的力量化險為夷。1946年日本遭遇糧食危機，農林省宣布急需進口450噸大米，實際上卻只用了70噸就化解了危機。麥帥詰問吉田何以出現如此離譜的統計數字時，吉田答道：「如果日本的數目字管理體系完備的話，就不會發生那樣輕率的戰爭。即使爆發了戰爭，也不見得會失敗。」此話既出，兩人相視而笑。還有一次，印尼總統蘇加諾訪日時，吉田料到對方一定會同許多東南亞國家一樣，主動向日本提出戰爭索賠的要求，便先發制人地對蘇加諾說：「我正期待著閣下的到來。從貴國經常刮來的颱風，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我一直等待您來，以便就你們的颱風對我國造成的破壞協商賠償事宜。」趁蘇加諾一怔的當兒，吉田趕快繞開這個話題，把蘇加諾要說的話硬是給堵了回去。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標識：即使在整個列島都被戰敗擊垮的時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脫和式禮服、雪茄、手杖、高級坐騎的模式，這既是與生俱來的貴族趣味，也是其生命某種莊嚴的「形式感」。有個細節頗為形象地詮釋了這個骨子裡的自由主義者，其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徹底到了何種程度：1952年，在東京的一次講演會上，有個攝影記者沒完沒了地撳快門，講台上的吉田被頻閃的鎂光燈弄得不勝其煩，終於忍不住端起水杯潑向記者，發怒道：「能不能懂點做人的尊嚴？！」觀眾席上響起一片掌聲。
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機敏的現實主義，甚至到了堪以「實用主義」來形容的地步。但恰恰因了以吉田為代表的戰敗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這種準確判斷風向、權衡利弊得失、在動蕩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折衝尊俎、精確遊走的能力，才使處於東西冷戰夾縫中的日本，絕處逢生，佔盡先機，不僅用最短的時間實現了戰後復興，而且一路坐成了經濟大國和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家。
興許有貴族血統的緣故，吉田是天皇制度的積極擁護者，對天皇自稱「臣茂」。但對共產主義，卻像對軍國主義一樣痛恨，不惜藉助佔領軍之手無情鎮壓，絕不手軟。1949年6月，日本國鐵舉行罷工，抗議解僱。美軍下令禁止罷工。吉田內閣向工人發布充滿威脅意味的《警告書》，國鐵當局趁機公布了首批被解僱的三萬多名工人名單。此時，國鐵總裁下山定則突然失蹤，隨後在常盤線五反野附近發現了其屍體。這等於給了吉田一個鎮壓共產黨的口實。他親自召見六大日報的社長，要求各報協助政府打擊日共勢力。於是各報紛紛報道了日共和工會謀害下山的消息。不久，東京三鷹車站一輛無人駕駛的電車衝出車庫，造成4人死亡、12人重傷的事故。各大報紙立即報道，一致斷定為日共破壞所致。次日，9名日共幹部被捕。國鐵當局以政府為後盾，強行解僱約十萬名工人，工潮以失敗告終。從此，工運、社運走入低谷。
1946年，吉田上台伊始的第一要務，就是負責牽頭「制定」新憲法。但眾所周知，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日本現行憲法實際上是佔領軍當局強加的結果：吉田被告知「如不接受新憲法，將無法保障天皇的安全」，內閣幾乎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便屈辱地接受了這部「連文法都是英文」的憲法，並向全體國民頒布。
吉田最得意的手筆是《舊金山媾和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這兩個條約無不凝聚著資深外交官出身的吉田的心血。日本從國際法上終結二戰、恢復獨立的同時，關於「單獨媾和」，還是「全面媾和」，及是否應該置身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問題，國內輿論一分為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辯論。吉田站在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力主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單獨媾和」，指責主張與包括蘇、中在內的所有國家「全面媾和」的左翼思想領袖、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為「曲學阿世」，據理力爭，寸步不讓。
這場大辯論幾乎使主流社會所有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捲入，成為戰後日本社會思潮的分水嶺。在辯論正如火如荼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本來在論戰中就處於弱勢的「全面媾和」派完全喪失了戰略可能性，就此偃旗息鼓。
「單獨媾和」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批判為「片面媾和」。但不容否認，日本的確佔盡了先機、便宜。為儘快實現媾和，唯恐夜長夢多的吉田於1950年12月致信美國務卿杜勒斯，明確表示日本將與台灣國民黨當局重開邦交談判，而「無意與中共政權締結雙邊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吉田書簡」。但同時，他又將日台條約僅限定在台灣所控制的範圍，為日後與大陸發展關係留下了餘地。對台灣：我承認你的正統地位，但大陸不歸你管；對大陸：想復交可以，但戰爭索賠免談——因為代表交戰國法統的「中華民國」已然通過媾和放棄了索賠要求。一紙「單獨媾和」，使日本以低得可以忽略不計的成本，實現了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的媾和，在迅速復歸國際社會的同時，又牽制大陸和台灣二十餘年，吉田的外交手腕不可謂不老辣。
作為和平主義者，吉田始終不渝、最大限度地抵制了來自美國的「重新武裝」的壓力。早在1950年，杜勒斯就代表美國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重新武裝的要求。吉田反應冷淡，希望美澄清駐日美軍的規模與許可權。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壓力開始升級。但吉田認為，「重建日本經濟，需要投入相當多的國家財政，沒有更多餘力發展軍備」。如果勉強發展軍備，勢必像「讓瘦馬拉重載」一樣。經濟不發展，即使重建軍備也於事無補。在吉田的抵制下，1950年8月，日本以建立有限的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廳的形式消極回應了美方動議——這就是日本自衛隊的前身。
接受美國強加的「和平憲法」；在舊金山會議上放棄與包括蘇聯在內的共產圈國家的全面媾和，謀求美國主導的所謂「單獨和解」；堅決反共，不惜借佔領軍之手鎮壓；頂著「賣國」的罵名簽署日美安保協定，以犧牲部分主權換取長久的安全保障；不懈地抵制重新武裝日本的蠱惑、煽動，硬是將專守防衛的「和平主義」做成了戰後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確」……可以說，正是這種輕軍備﹑重經濟、在國際事務中保持「低姿態」的「吉田路線」及其長久貫徹，才是戰後日本得以「和平崛起」的最大秘訣所在。
無軍備負擔對日本經濟發展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關於這個問題學界至今還存在爭論。但即使最低估其作用的學者，也不會完全否認。尼克松說：「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並不完全贊成吉田茂的外交政策。但是，從研究領袖人物和領導藝術的角度出發，我可以理解，如果設身處地地站在他的立場來看，這種對外政策是明智穩妥的，而且對日本經濟的恢復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與美佔領當局的密切合作，吉田本人的存在幾乎成了美國軍事佔領的象徵，也被反美的民族主義勢力當成了靶子。一些被美軍整肅過的政客（如鳩山一郎、重光葵、岸信介等），一面利用美國佔領政策的轉向，積極尋求與美合作，一面在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嘗試東山再起，他們視吉田為眼中釘。吉田最後被打倒，與開罪這個勢力有直接的關係。1954年12月7日，吉田內閣宣布總辭職——日本戰後政治史上的吉田時代落下了帷幕。
退陣後，吉田隱居於神奈川縣的大磯。隨著苦心孤詣、栽培多年的弟子紛紛在政壇崛起，吉田仍以某種形式發揮著對政治的影響。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於心肌梗塞，享年八十九歲。噩耗傳來，被稱為「吉田學校」特優生的佐藤榮作首相中斷在印尼的國事訪問，即刻飛回日本，當著眾人的面撫屍慟哭。幾天後，日本政府為吉田舉行了戰後第一次國葬。
這位政治強人、愛國者在溘然長逝之際，欣慰地看到了日本的再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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