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之「紀念五四」

胡適先生之紀念五四

張耀傑

1935年4月29日，胡適寫作了一篇《紀念「五四」》，其中較為全面地反思了《新青年》同人及北大師生，在「五四運動」前後熱衷於各種政治活動的盲目樂觀：

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先生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最初反對孔教，後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漸漸向舊文化、舊禮教挑戰了。

……單有文學禮教的爭論，也許還不至於和政治勢力作直接衝突。七年的《新青年》雜誌是有意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而專註意文藝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張居多。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問題。蔡先生也是關心政治的改善的。這種政治興趣的爆發是在歐戰終了（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傳來的時候。

停戰的電報傳出之夜，全世界都發狂了，中國也傳染著了一點狂熱。北京各學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放了三天假，慶祝協約國的戰勝。……這時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張參戰的）的興緻最高，他在那三天慶祝之後，還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約我們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對民眾的「演說大會」。……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

胡適這篇《紀念「五四」》公開發表在他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第149號，時間是1935年5月5日。其中的「歐戰」，指的是結束於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年的蔡元培等人被虛幻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忘記了中國一直是一個賠款割地的戰敗國的基本事實，唱起了《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勞工神聖》之類的高調，並且把北京大學的年輕學子帶進了政治紛爭的旋渦之中。

同樣是在1935年5月5日，胡適早年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並且兼職講授英語時的老學生、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張奚若（熙若），在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專版發表紀念五四運動的《國民人格之修養》。張奚若認為，辛亥革命的時候，由於政治領導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並不了解其精髓，所以只是抄襲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大家才逐漸認識到歐美民主政治的根本，這個根本就是個人的解放。

關於個人主義政治哲學的精髓，張奚若概括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承認政治是非的最終判斷者是個人，而不是國家或政府；第二，承認個人有批評政府的權利；第三，承認個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張奚若認為，當一個人擁有這些權利之後，「他才能覺得他與國家的密切關係，他才能感覺他做人的尊嚴和價值，他才能真愛護他的國家」。儘管個人主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由於「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惟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而個人主義恰恰可以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與人民為敵的政體，都應該尊重個人主義。遺憾的是國民黨政府不懂得這麼一個簡單道理，而總是想統一思想、剷除反動，從而白白喪失了許多「有志氣有能力的好國民真人格」，這實在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胡適讀到張奚若的文章很是感動，便續寫一篇《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其中寫道：

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學依慣例還承認這個北大紀念日之外，全國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日子了。張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頗吃一驚。他是政治哲學的教授，說話不離本行，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出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張先生所謂「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我們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就感覺到當時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細說明意義的必要。無疑的，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

時至今日，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99個年頭，胡適等人當年在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到底是在前進，還是在前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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