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苦味人生

周作人的苦味人生

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和魯迅是並峙的高峰。不過，魯迅有幸，戰士的決絕和果敢是他的墓志銘；而周作人，雖也弄過潮、隱過居，但最終晚節不保，下了水，附了逆。歷史雖重彩濃抹，仍不免卸妝的尷尬。但周作人何等人，他知道人生的況味，苦澀自是難免，倒不如索性在苦雨齋里品品苦茶，看看苦竹，西風起，再想想家鄉的苦菜……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長兄若父，尤其是家族破敗，民族存亡時，大哥不僅是父親，還是精神教父。1906年，周作人隨魯迅到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法政大學預科、東京立教大學，研修希臘文俄文、梵文等，課餘和魯迅一道翻譯《域外小說集》。

在日本，周作人見到的第一位女姓是乾容子。她是周作人寄居的伏見館館主的妹妹兼下女，幫客人搬運東西兼送茶水。日本少女清純如荷，當十五六歲的乾容子，如凌波仙子，赤了腳在屋裡走來走去，每一步都踩在周作人的心坎上。奇怪的是，周作人甚至沒有看清乾榮子的面容，只有一雙美妙的赤足，在他的腦海里，旋舞，騰空……

周作人每每回憶起來，都有一種模糊的憂傷。其實，與其說周作人愛上的是少女乾容子，不如說是日本文化：那草履、那木屐，甚至赤足，古樸而靈動，親切而溫馨，這些殘留在民間的漢唐遺風，給來自中國的周作人不盡的靈感和好感。日後他與日女羽太信子結婚，甚至當文化漢奸，無疑都和這種好感有關。

1909年8月，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周作人好夫子自道，連暗戀都形諸於文，津津樂道，是解嘲更是自詡，卻對這樁婚姻不著一字，諱莫如深。信子玉肌冰骨，嬌俏可人，卻患有歇斯底里症與臆想症。平時知書達理，溫良恭順，鞠躬如也，低聲碎步；發作時，顏面盡失，花枝亂顫，或如驚濤駭浪，或如秋風掃落葉。周作人懦弱，哪見過洋女人的潑辣勁，又怕紛爭，總想息事寧人，只有連聲道苦，唯唯喏喏，以換取一時苟安。

後來，魯迅為養家回國工作。1911年周作人也回國，在家鄉蹉跎幾年，1917年到北京，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兩年後，周氏兄弟買得北京八道灣住宅，從此朝夕相處，兄弟怡怡，其樂融融。天時地利人和，周作人大可一展身手。他和魯迅是兄弟更是戰友，魯迅以小說雜文，周作人則以理論文章，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兄弟雙劍合璧，端的是文壇奇蹟，所向披靡。

同居八道灣，魯迅夫人朱安大字不識。管家之事自然落在信子身上。但信子生性奢侈，好鋪張，揮金如土。家裡僕役眾多，孩子看病也要請外國醫生，動輒汽車接送，又把日本親戚接來同住。饒是魯迅和周作人每月三四百元的薪水，竟然也是杯水車薪，花光積蓄不說，還得借貸度日。

周作人懼內，不置一詞，魯迅卻看不慣，時間一長，齷齪自然難免。1923年7月，周作人寫信與魯迅斷交：「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欲說還休，卻辭色甚激，不等魯迅接招，便自鳴金收兵。只留得魯迅一頭霧水，莫名驚詫不已。

不過，周作人對信子的不置一詞，不是他不願，而是不敢。一次周作人和信子爭吵，信子歇斯底里，周作人束手無策，挨得妻弟妻妹一頓大罵，還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訓話。驚弓之鳥，自然噤若寒蟬。何況一書在手，沉吟良久，縱泰山崩、黃河溢，又與他何干？

而信子，歇斯底里雖然是病，但一旦戰無不勝，自然驕橫。而周作人，懼內在他雖不是美德，但他對人類生存的困境，尤其對女性的婚戀、家庭頗有研究，可謂是中國第一個女權主義的倡導者。信子雖潑，仍然分屬弱勢群體，自己要橫眉一下，怕落得夫權主義。索性忍讓敷衍，自然會雨過天晴。時間久了，信子自然拿準了他的軟肋。一有風吹草動，便變本加厲。

和魯迅反目，周作人說得義正言辭，並深得魯迅所說搗鬼正脈，事情不說明白，越含糊威力越大，兄弟失和至此成為謎案。但事情再不清晰，無論是經濟原因，還是花邊消息，和信子脫不了關係卻是真的。

8月，魯迅從八道灣搬至磚塔衚衕。第二年6月，魯迅回八道灣取書，周作人和信子「罵詈毆打」，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信子「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自此，兄弟參商，再難相見。

兩人分道揚鑣，腹誹和文字相譏自然不免，但魯迅公允，對周作人，雖有怨意，但畢竟血濃於水，對只剩下一個中國人的八道灣，不免頻頻回眸。斯諾夫人來訪，問及中國最優秀的雜文家，魯迅舉出的第一人就是周作人；周作人五十自壽做打油詩自嘲，附和者眾，批評者更眾，只有魯迅看出微言大義；《救國宣言》的請願名單里，魯迅找來找去的，是周作人的名字；甚至魯迅逝世前，看的還是周作人的書。

但周作人在兄長的羽翼下呆得太久了，雖得庇護，卻不免無趣，一旦有單飛的機會，自然不會錯過，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不過，不能做得太明顯，要把責任推給魯迅才是。先說不辯解，然後做《「破腳骨」》暗示魯迅是無賴子。於魯迅逝世一個月後寫《論罵人文章》，雖針對左翼作家，卻有鞭屍之感。與兄長失和，弟弟周健人也立場鮮明，站在魯迅邊，周作人真成了孤家寡人。

1929年末，在白色恐怖中，幻滅感十足的周作人選擇做駝鳥，閉門讀書，苟全性命於亂世，自娛之餘，且偷得風雨故人來的樂趣。雖無可厚非，但屈從現實之意，已初見端倪。

1937年7月底，北平淪陷。學術文化界盡作候鳥南遷，但周作人猶豫再三，最終決定曲線救國，留下來做蘇武：以他和日本人的關係，虛於委蛇，當可以保存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不過，這無疑是自欺欺人，日本畢竟不是匈奴，周作人也不是蘇武。

1939年元旦，一名自稱是學生的李姓男子求見。周作人性格平易，何況對學生，更是恩禮有加。不料客人只問一句：「你是周先生嗎？」揚手便是一槍。周作人命大，子彈恰好射中銅扣，終逃一劫。周作人咬定是日本軍方所為；而日本軍警認為是國民黨特務作祟。兇手逃逸，暗殺動機自然成謎。不過很顯然，周作人正處在風尖浪口，時勢不容他再敷衍，他必須做出選擇：出山下水或者殺身成仁。

對日本文化的偏愛，對中國前途的悲觀，終於使周作人做出艱難選擇：雖心有不甘，還是做了李陵，先後擔任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等職。

這期間，儘管他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過諸多好事，如保護過李大釗子女，掩護過國民黨地下工作者，保護過北大校產，但周作人是畢竟是一面旗幟，是時代的風向標，出任偽職，傷的是國家大義，是民心，而這些小恩小惠，又豈能洗清附逆的罪孽？

許多人把周作人的附逆歸根於信子，禍水論在中國，一向很有市場。但其實，信子只是一名普通的日本女人，有幸或不幸嫁給了周作人。在戰爭時代，跨國婚姻難免處境尷尬，而且，無視她的民族和學識，硬要她敦促周作人南下救亡，只能是不切實際的苛求。周作人倒也紳士，就是身陷囹圄，也沒有把髒水潑給信子。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判刑十年。1949年1月，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國共和談，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出獄，先在上海暫住，後搬回北京八道灣，靠翻譯希臘文和回憶魯迅謀生。

年老的他終於可以撇開成見，心平氣和地去端詳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了。半個多世紀的恩怨，在泉水般清澈靈動的文字間，一一消解。周作人的書齋原名苦雨齋，後改名苦茶庵，想是風雨難測，更哪堪凄風苦雨？茶雖苦，苦中帶香，品茗之趣，又豈是一個苦字了得？

只是周作人的家庭生活卻依然一團糟。在日記中，他提得最多的是借錢和「不快」。以信子的管家才幹，窮困固是難免，不過，周作人朋友多，厚著臉皮托缽，倒也能衣食飽暖。「不快」，就不好說了。和信子幾十年的恩怨，幾十年的難言之隱，在周作人的筆下，僅以「不快」二字名之。

1962年8月，信子去世。人死為大，憶流金歲月，周作人不免傷情，但同時也覺得：「雖然稍覺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於我最也適宜。」枯燈禿筆，苦茶氤氳，三年後，他終於譯完古希臘作家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集》，此時心中一片澄明，再無掛礙。

卻不料文革開始，周作人首當其衝：抄家、批鬥、罰跪……又一個亂世開始了，而他只是這個時代的旁觀者。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死在那個年代，未必不是一種解脫。這位早知人生況味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又真切地品嘗了一次。只是，在瘋狂的非理性時代，他不可能象往常那般從容、寧靜和不動聲色。

（文丨如夢令 圖片來自網路）

如夢令

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中國鐵路作協會員，文學碩士

叩古問今，溯尋歷史的沉靜女子

十米陽台 專欄作家

（本期編輯 忘塵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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